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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88年,北宋已逐渐在对辽鏖战中显露不支。但无论是热衷于纸上谈兵的宋太宗,还是屡遭突袭的契丹贵族,都不愿就此结束冲突。双方都用一年多时间休养生息,随即再约定俗成的套路展开较量。

在此关键节点,一支来自河北易州的骑兵部队突然乱入,缓解了宋辽两强间的攻守平衡。哪怕无法凭微薄之力扭转乾坤,还是在纷乱复杂的沙场上,留下只属于自己的那一抹亮色。

凭实力成为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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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州在地理上就是幽云十六州的边缘附属

早在玄宗皇帝当政的盛唐阶段,易州就隶属于至关重要的幽州建制。境内生活着大量来自河中地区的粟特移民,以及规模更加庞大的突厥后裔,从而形成规模庞大的胡汉混杂社群。其中又有相当部分选择入伍,为长安的李氏朝廷防御契丹和奚人的初代部落同盟。只不过在当时,这些归化胡人主要聚集于首府大城,以便更好的享用繁华市场。

不过,安史之乱的突然爆发,迫使幽州地区的所有胡汉人口都要做出选择。在大燕皇帝如日中天之时,已经有部分人随叛军离开原籍。除直接现身于战场外,还可能成为运作后勤补给的重要助力。等到唐朝的王师节节反攻,便让更多人为躲避兵灾而自觉进行疏散。此后,像易州这类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也开始有成规模的粟特裔家族迁入。一面为符合意识形态转变而修改族谱郡望,同时还努力维持自身在商业与军事等领域内的核心价值。

安史之乱的爆发 让各地的粟特人都遭遇到身份危机

进入局势更为紊乱的五代,易州的粟特人反而没有受到太多战乱波及。毕竟,曾先后建立后唐、后汉与后晋三朝的沙陀军事集团,本身就有近半数以上成员为粟特后裔。加之各类战争的日趋频繁,便对任何能迅速提供财税或战力的群体都格外重视。即便有石敬瑭将整个幽州赠予辽国,继承唐制的契丹新贵们,也乐于维持本地的特殊待遇。一直到公元959年的柴荣北伐,才不情不愿的将当地攻守让给后周政权。

公元960年,随着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易州又成为北宋王朝的边境重镇。虽然新朝非常热衷于遏制地方藩镇势力,却不得不为应付辽国威胁而网开一面。不仅允诺原本的驻军维持现状,还同意他们自行汲取州内的盐税、酒税和商业过路税。甚至可以在必要时,自行招募间谍去越境探查敌情。如此一来,易州便成为宋辽两强之间的微妙缓冲地带。只要不是彼此兵戎相见,便可以在州县内进行各类商业交换。

杯酒释兵权的赵匡胤 还亲自给易州的粟特人以很多优待

形势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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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的野心 注定了易州的缓冲地位不能长久

然而,北宋初年的美好时光,终究会随整体形势而发生变化。特别是到公元988年,宋辽双方的关系已彻底闹僵。太宗皇帝赵光义的两次不宣而战,既对辽属幽州造成很大损耗,也迫使更多人为履行封建义务而停下手头生产。故而在契丹人中引发普遍怨恨。同时,自己都觉得老脸无处安放,多次想滥用民力让自己再打一场。

即便如此,交战双方还是没有马上将烽火烧向易州。特别是擅长部署机动骑兵的辽国,多少为念及旧情而避免骚扰。哪怕国内始终有主张夺回失地的好战派,也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基层部队的行动方针。至于有些焦头烂额的北宋方面,也对治下的这个缓冲区是无暇顾及。因为无论自己如何在瓦桥关和君子关兵败如山倒,都不需要再分心考虑当地防务。所以也是在无形中,利于自己集中部队、收缩防线。如果再考虑到粟特裔武装已有朝廷派遣的军官节制,甚至可以在必要时充当战略突袭力量。

易州一度是北宋和辽国间的自贸区

很快,局势发展便印证了宋人的猜测是所想非虚。辽国军队在公元988年9月南下,企图利用农垦经济区的冬歇期习俗,大肆劫掠扫荡一番。此类行动往往首先服从于军事训练目的,其次才是对所有参战者的经济补偿机制。但也包含了测试宋军防线虚实,为日后的更大规模行动进行基础探路。因而避开此前曾反复发生激战的雄安等地,也没有选择威逼和自己有特殊关系的易州,直取临近山西的军事重镇--定州。

此刻的北宋边境驻军,尚未从先前君子馆之战的失败阴影中走出。甚至在某些最为特殊的困难阶段,都无法为整个河北前线拼凑达万人规模的野战部队。以至于不得不重新调整防御态势,设立并不稳固的前后两条防线。但其中的许多堡垒都规模偏小,只能容纳1000-3000之间的军籍人口。所以很难在强敌围攻下幸存,也不可能在友军遭难时增援。至于各据点之间的空旷区域,则成为辽国骑兵的自由驰骋之地。于是,无论来犯之敌为何等规模,都可以在防线两头任意洞穿。

辽国骑兵经常在各宋军据点间来去自如

更为糟糕的是,由士大夫集团构成的主和派,已成功占据汴梁朝堂的舆论高地。出于非常现实的资源争夺需要,他们迫切希望战争以某种不利于本国武将的方式结束。纵使晚年的赵光义总想着重振雄风,也拗不过百官的集体抵制。何况本人还对前线将领抱有天然敌意,便只能在无可奈何中袖手旁观。

正因如此,当真正的辽国主力从幽州碾向河北,分散驻扎的各路北宋禁军都显得自顾不暇。他们先是经过艰苦的长期围困,夺取横在眼前的涿州,随后又迅速发兵攻打南面的满城。沿途不断依靠骑兵的机动特质,截杀那些从堡垒内突围的大股驻屯部队。又或是利用体量优势,直接逼迫小城内的守卫投降。最后还非常轻松的夺取易州,前卫兵锋则已触及定州境内。

强大的骑兵优势 让辽国经常能沿途截杀突围宋军

绝地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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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年的名将 李继隆

面对如此危局,老将李继隆做出决断,将名为静塞军的易州骑兵部队都悉数调往定州助防。因为只有他们还建制完整,又是保留五代遗风最多的粟特式番兵。可以完全不依赖步军配合,在危机四伏的野战中独立行事。

当然,作为弃守乡土的必要代价,静塞军将士的家眷们都在易州沦为契丹俘虏。以至于连具备独断专权的李继隆,都担心这些番兵余孽会公然叛变。好在经监军袁继忠劝说,才没有将他们化整为零的拆散部署。而是命令全军主动出击,以自己最为擅长的方式寻觅歼敌良机。至于自己麾下的大量步军,则必须留在定州城内原地待命。

今日的定州唐河风景

事实证明,这些一念之间的阴差阳错,让静塞军的潜力得以释放。由于有充沛资源进行供养,这支人数仅为3000人的粟特骑兵依旧非常善战。几乎每名成员都配有5匹战马,连坐骑的颜色都能做到相对统一。异常严苛的日常训练,让他们能轻易拉开200多磅的重弓、操作重型骑矛,并习惯于身披全套重甲完成各类复杂战术动作。这些源自河中故乡的优良传统,让静塞军即便面对辽国阵中最精锐的鹰军铁骑都不落下风,更不会像其他宋军同僚一般忌惮普通部落轻骑。

相比之下,刚刚抵达唐河北岸的5000辽国先锋,就无法在质量上与静塞军相提并论。作为典型的契丹牧民后裔,还保留着较为原始的先祖生活特色。虽偶尔会在临近的城镇中定居,但巨大部分时候还是乐于在草场区域劳作。除日常的放牧收益外,就只能靠劫掠战利品来补贴家用。所以大部分人既不富裕,也缺乏多少成体系的专业化训练。不仅只有2匹坐骑可供替换,连必要的头盔、护甲都十分缺乏。只是因为从小生活在马背上,才比大部分宋军骑兵更为弓马娴熟。一旦遭遇到恪守城邦精兵传统的粟特人,便很难在没有绝对数量优势的情况下获胜。

静塞军的诸多优势 皆来自河中的粟特城邦传统

于是,由将领继忠率领的3000静塞军,便主动从南岸的定州跨过唐河。先是驱离了少数装备寒酸的斥候轻骑,继而以严密的阵列先整个北岸猛冲。由于人马俱披挂上阵,所以根本不忌惮那些从远距离上射来的轻型箭矢。而后更是一鼓作气,重击少数武备尚可的契丹贵族,并同样靠重型化的攻防装备完虐对手。

辽国士兵多年都未遭遇过如此强悍的劲敌,很快便屈从于实力差距和群体恐惧心理,纷纷调转马头逃离现场。粟特番兵却还不依不饶,在身后死追不放了很长一段时间。原本还处观望状态的定州宋军,也借机加入追杀队伍,基本全歼了整支契丹先锋。先前陷落的易州,也因这场完胜才失而复得。

阅兵式上的北宋重骑兵

但换个角度来看,静塞军在唐河之战的胜利,就是对北宋军政体系的无情打脸。曾几何时,类似的地方藩镇遍布于整个黄河北岸。无论防区大小或部队规模,都胜于侥幸留存的粟特后裔。如今却只能局限于情况的特殊小小易州,还容易被各级上峰当做不符合时代特色的“活化石”。所以,终究免不了在战时被肆意挥霍,也逃不过和平年代的强行格式化改造。

因此,一旦静塞军的粟特骑兵们不在现场,或是在自己老去时后继无人,宋军就再无真正能胜于辽国的精英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