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铭汉父子逸事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李铭汉生于武威。李铭汉的祖先原来居住在宁夏卫门城驿，明朝末年迁居凉州卫。
十岁的李铭汉第一天进入私塾，比在座的同学都要年龄大，也正是这一份成熟，让他与众不同。他学习十分刻苦，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逐字逐句地问个究竟，“音训声义之未谛者，必再三询究，不得解不止”。与现在不一样，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种优良品质，因此教书先生也嫌他烦，认为李铭汉是一个没有悟性的笨蛋，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出息。李铭汉二十四岁时才第一次参加乡试，结果以失败告终，仿佛印证了老师的想法。可乡试失败后，李铭汉没有被挫折压倒，反而激发出他更大的学习激情，他愈加努力地致力于学问。同乡有一个叫尹世阿的，自江西罢官回家，其家中藏书多达十万卷，李铭汉经常去尹家借书阅读，向尹世阿请教。尹世阿见他态度诚恳，求学心切，便也乐意为李铭汉提供书籍、答疑解惑。一个午后，做完农活的李铭汉又急迫地跑到尹家，想在天黑前再读一点书。此时，尹世阿正在堂上品茶读书，看着看着竟悄然入睡。李铭汉走到堂前，见尹世阿手捧书卷，以为恩人正在苦读，便上前问好，不承想却打扰了尹世阿的清梦。被吵醒的尹世阿很生气，怒问对方，读书是为了做什么，有什么志向。李铭汉却未听出其怒意，认真答道:“实事求是。”尹世阿听罢怒气全消，并称赞李铭汉是“真正读书的种子”。
二十七岁那年，李铭汉到陕西参加甲午科秋试，并拜见了同乡、大学者张澍。当时张澍正在编写《诸葛忠武侯文集》，见李铭汉勤奋好学，于是收在门下授业，并让其参与《诸葛忠武侯文集》及《蜀典》等书籍的校对。这天张澍收到老友陈世镕的来信，信上询问张澍近况，告知张澍自己将要被调往古浪任职的消息，并表示特别关心张澍作品的编撰情况。张澍便说起李铭汉。缺乏人力的陈世镕当即回信把三十二岁的李铭汉招到县署。李铭汉在陈世镕手下，深受教益。
经过长达三十年的不断钻研学习，李铭汉大器晚成，终于成了一名博通经史、才华出众的学者。他涉猎广泛，对于天文、算术、舆地、农兵、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也许是老天不公，他在科举道路上走得十分艰难。他一生参加了八次乡试，都不得中，直到四十二岁才考了个副贡生。
李铭汉晚年主讲凉州雍凉书院、甘州甘泉书院，致力于教授生徒，著书立说，有《续通鉴纪事本末》《日知斋诗稿》等著作，尤以《续通鉴纪事本末》最为著名。
李铭汉的儿子叫李于锴，字叔坚。他天资聪慧，十四岁成为秀才，二十一岁时考中举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李于锴赴京参加会试。适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与时任都察院福建道监察御史的甘肃秦安人安维峻过从甚密，共同密切关注战争风云，忧心如焚，这些都反映在其《过夏日记》中。他还多次为安维峻及主战派大臣杨颐、董福祥代撰奏疏函稿，条陈抗敌、除奸、备战诸事，现存安维峻《谏垣存稿》中，有六篇是由他代撰的。次年一月，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三月二十二日，李鸿章代表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愤怒。各省会试举人云集北京，进行集会活动，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一运动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康有为起草的上书署名的十六省应试举人中，就有甘肃举人李于锴的名字。他们还联名书写了《甘肃举人呈清政府废除马关条约文》，这个呈文，也是由李于锴领衔起草的。文章表达了反对赔款、反对割地、反对掠夺的鲜明观点，成为甘肃近代史上一篇重要的文献，闪烁着反帝爱国的思想光辉。
晚清吏治腐败，官场黑暗。李于锴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为官山东，历任三县一府，共十四年，从政期间他政绩卓然、蜚声远近，有“贤太守”之誉。他曾两次任蓬莱知县，第二次任职蓬莱时，正值清政府废科举，兴学校，李于锴创办了蓬莱学堂。在沂州任知府时，他决定开采凤凰蛋老屯煤矿，先后投公私资金白银两万余两。经过一段时间的试开采，终于取得成功，解决了沂州几十万户老百姓的燃料之难。后来他还用煤矿所得利润兴办了学校等，不向百姓收取任何钱财。他在泰安任上清理积案，捐资修堤，减少了水患的发生。在蓬莱任上李于锴还发展海运，平抑粮价，在当地官吏百姓间声望较高。民国二年（1913年），李于锴由山东返里，从此不再出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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