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钱学森一家在中央的帮助下，终于冲破了重重阻碍，得以返回祖国，此时，距离他们第一次尝试回国已经过去了五年。鲜为人知的是，就在回国路上最后的300米，钱学森一家竟然面临着被暗杀的风险，蒋英甚至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并不是钱学森一家遭遇的最后一次危机，对此，中央又是如何处理的呢？点个关注，马上开讲！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大洋彼岸，中秋佳节当晚，钱学森与妻子蒋英商议起了归国事项。彼时的钱学森已经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和喷气推进中心的主任了，并且还是美国军方的研究人员，年薪超过了20万美金，但他毫不留恋这种优渥的生活，决定回国参与祖国的建设。
1950年，钱学森夫妇带着儿女来到码头，准备坐上回国的渡轮，没想到遭到了海关的阻拦。美军以泄露军事机密为由，强行没收了钱学森的行李，还将他抓进了监狱。在狱中，钱学森遭到了非人的虐待。
蒋英回忆：
“强大的探照灯24小时对准他，不让他获得休息，每隔十分钟就有一个士兵打开笨重的铁门，伸进头来看看他有没有逃跑，大铁门很重，声音很响很刺耳。”
最终，加州理工学院凑齐了15000美金的巨额保释金，才将钱学森救了出来，而这时，距离他被捕已经过去了十四天，经过半个月的虐待，他瘦了将近15公斤，还暂时失去了说话能力，整个人憔悴不堪。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休养，钱学森的身体状况得以好转，但美国军方并没有放过他。
钱学森出狱后，美国军方监控了他的通讯工具和信件，让他每个月汇报一次行踪，甚至还安排了特工跟踪他。在天罗地网之下，钱学森没有放弃回国的愿望，原来的研究工作被军方喊停了，他就改变方向，写下了长达40万字的《工程控制论》，这本著作对中国的导弹火箭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5年，钱学森无意中看到了一张画报，画报上有着一张熟悉的面孔，这是其父钱均夫的老友陈叔通，于是，他准备给陈叔通去信，向他求救。求救信中，钱学森言辞恳切，他写道：
“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浪潮。”
为了避开美国特工，钱学森特地将求救信夹在了蒋英准备寄给妹妹的信中，随后，蒋英和钱学森分头行动，钱学森负责吸引特工的视线，她则趁机溜进商场，将信投入了邮筒。这封信先是到了比利时，蒋英妹妹家中，又由蒋英妹妹寄出，几经辗转，终于到了上海。
陈叔通一收到信，就立即交到了周总理手中。时值中美两国特使在日内瓦谈判，商议的正是中国留美人员的归国事宜，这封信无疑是一个铁证，为了让美方尽快松口，周总理不惜释放了11名美国战俘，这才换回了钱学森一家。
1955年8月4日，钱学森终于等到了美国移民局同意放他回国的通知。9月17日，钱学森一家坐上了回国的渡轮，事实上，就在他们上船前，还收到了一封神秘电报，电报内容非常简单：
“望小心保重，沿途勿登岸。将托人在边境车站接你。”
电报的落款是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美国海军次长曾经放言，宁可将钱学森枪毙，也不想放他回国，因此，钱学森虽然坐上了渡轮，但生命安全依旧没有保障，他收到电报，以为这是父亲对自己的叮嘱，于是没有任何怀疑。一路上，钱学森一家都没有下船，尽量减少随处走动。为什么说这封电报神秘呢，因为当钱学森回到家，问起钱均夫此事的时候，钱均夫却表示毫不知情，他从未发出过这封电报。
虽然满心疑惑，但这封电报并没有对钱学森一家造成什么影响，因此他们也就没有细查电报的来历。直到50年后，这个谜底才得以揭晓。原来这封电报是中国外交部发出的，他们为了保证钱学森的安全，也为了不引起美国的注意，才以钱均夫的名义发出了这份电报。
经过二十几天的路程，钱学森一家抵达了香港，而到了这里，他们才迎来了最惊心动魄的一段路。从岸边到海关，有一段300米的路程，这段路属于无政府管辖的空白地带，很有可能有美军的特务埋伏在此，如果钱学森在此遇袭，中方是无法追究美方的责任的。
为了保证钱学森的安全，蒋英甚至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儿子钱永刚回忆：
“因为这是双方政府都不管的空白地带。当时都商量好，一听枪响，就地卧倒！我妈妈要趴在我爸爸的身上，要保护他。”
短短300米的路程，钱家人却走得异常谨慎，所幸的是，意料之外的情况并没有发生，他们顺利到达了罗湖海关的门口。但回国后，钱学森一家也没能彻底安全。
美国《芝加哥论坛》曾说：
“如果在1950年钱学森有什么可以给红色中国的，那么现在他对他们更有价值。”
美国媒体则表示：
“驱逐钱学森对美国是极大的损失，对中国却是极大的收获。”
正如他们所认为的这样，在被软禁的五年间，钱学森转变了研究方向，并取得了杰出成果，连他的老师卡门都由衷地认为，钱学森在学术上的成就已经超越了自己。钱学森回国后，立即投入了祖国的建设浪潮中。1956年，他提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这份意见书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随后，中央在他的建议下，成立了航空工业委员会，并将他聘为委员。同年，他又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所，并担任了院长一职。
在当时那个年代，中国对于导弹火箭技术非常陌生，是钱学森带领着研究员们一点点学习和分析，才让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得以迅速完工。
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而此时，距离苏联撤走专家也才没多久。中国能依靠自身的力量研制出导弹，离不开钱学森的努力。《纽约时报》曾在文章中写道：
“信念是红色中国的优势，钱学森这样的专家是中国的智囊。红色中国能够不靠任何帮助，在最近几年发射卫星。”
事实上，在钱学森回国后，美国也没有放弃对其工作内容的探查，但由于中央的保密，美方并不能探听到详细情报，因此，当中国的航天事业一有突破时，他们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钱学森。在研制导弹的同时，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着，导弹发射成功后，中国的国防力量有了大大提高，同时，也吸引了多方不法分子的注意，其中还包括了远在台湾的蒋介石。
1964年，原子弹的研究工作到了最重要的阶段，而就在北京，却发生了一起食物投毒事件，没过多久，又发生了第二起相同事件，经过调查，两起事件的矛头都指向钱学森，而背后主使，正是台湾的国民党残部。
这两起暗杀事件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为了避免类似恶性事件再次发生，毛主席特批给钱老一项特殊待遇。既然是食品投毒，那就从食品安全上下手。毛主席给钱学森一家配了一位化验员，这名化验员曾经是一名护士，工作经验相当丰富。
有了化验员，还得有化验器材，中央特地从德国进口了高倍显微镜，又从苏联进口了先进的冰箱，用以保存食材。同时，钱学森一家的食物采买也由专人负责，买来后，先经过化验员的检验，检验无误方可食用。钱家人每天的饭菜，化验员也会留下一小部分当做样本，存放在冰箱中，24小时后没有出现异常才能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