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月24日发布“深度关注”文章，聚焦领导干部“家风问题”，其中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以及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两位省常委级落马市委书记因“家风问题”再度被关注。此外，还有天津东丽区干部夫妻联手搞腐败的案例。
“带领全家吃老板、用老板、靠老板，享受‘管家式’服务”“为亲属入职金融机构打招呼”“对亲属失管失教，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梳理近年来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不少都涉及家风问题；而家教不严、家风败坏，往往也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
“周江勇和弟弟周健勇一个从政、一个经商，周江勇利用公权力为弟弟经商提供帮助。”在《零容忍》第五集《永远在路上》中，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和弟弟联手贪腐、搞“一家两制”引发关注。
“在‘一家两制’腐败案件中，亲属通常依仗领导干部的特权和影响力，通过经商办企业谋取利益。”浙江省义乌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在这一过程中，领导干部把公权变成为亲属牟利的“私器”，支持纵容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在市场经济竞争中通过各种方式为家族企业站台造势，损公肥私。
除了领导干部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行方便”，或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影响力牟利的情形外，有的亲属同是领导干部，他们彼此照应、相互裹挟，把贪腐变成了家庭“经营”方式。比如，天津市东丽区原建设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白宝忠和他的妻子、东丽区教育局原党委书记宋文华长期相互纵容，联手搞权钱交易，对抗组织审查。
“一人当官，全家多人涉案”在相关腐败案件里也多有出现，妻儿兄弟齐上阵，形成共同敛财链条。四川铁投原董事长郭勇因犯受贿罪近日获刑12年。郭勇带着弟弟、儿子一起贪腐，一边默许甚至帮助弟弟利用其职务影响为相关私营企业主介绍承揽工程，一边长期带儿子与私营企业主聚餐聚会，“支持”儿子以开健身房、开公司等名义收受企业老板近千万元“赞助费”。
此外，有的领导干部利用手中职权和影响力，将配偶子女、兄弟姐妹、远房亲戚等安排到分管领域单位或关联部门吃“空饷”，或者通过打招呼等方式让其迅速“进步”。
无论是“一家两制”混淆政商关系，“官官相护”结成腐败同盟，还是“全家贪腐”齐上阵，本质都是将职权当特权、拿公权换私利，不仅自己在贪腐路上越走越远，还亲手将亲属拉进“利益共同体”，将家庭打造成“权钱交易所”，最终酿成同堂受审、同陷囹圄的家庭悲剧。
有的是领导干部自身不正带坏了配偶子女，有的是配偶子女行为不端最终把领导干部“拉下水”，更有甚者以腐败官员为轴心形成腐败圈大搞家族式腐败，把“裙带腐败”“衙内腐败”体现得淋漓尽致……一些领导干部企图带领家人“一荣俱荣”，结果一损俱损，不仅酿成夫妻、父子、兄弟、姐妹等同堂受审、同陷囹圄的亲情悲剧，还对经济发展、政治生态、社会公平产生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家族式腐败以公权私用的方式侵害国家和社会财富；将亲情介入法律和权力领域，形成亲情与血缘、权力与利益相互勾连的家族式关系网、利益链，严重破坏社会公平公正。”中国纪检监察学院研究员王希鹏分析。
能不能过好亲情关特别是家属子女关，对每个人都是很现实的考验。“顾家”是很多领导干部为贪腐找的借口。以“照顾家人”之名违法乱纪，看似温情脉脉，实则自欺欺人；基于补偿心态“护犊子”，给家属子女“开后门”，大搞封建社会“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其实是变相亲手加害整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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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表面上是奢华生活的享受者，实际上是不良家风的参与者和受害者。“我对家里管得也很少，特别是对我那孩子有愧疚心理，我就说要帮他一下，跟我一块出访的一个老板就主动提出来说给他10万加元，我当时还自欺欺人地跟儿子说，你将来还给他。”在国外参加儿子大学毕业典礼时，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让儿子张岩第一次收下了老板送的“生活费”，在走向社会的十字路口转向了不归路。
张岩回国后想做生意，张琦就介绍老板给他认识，本钱由老板提供。于是，张岩很快就习惯了倚仗父亲不劳而获，开始主动向老板索要，往返于中国、加拿大之间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由于张岩涉案金额巨大，中国向全球对其发布红色通缉令。
贪腐之欲导致家风不正，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张岩也耳濡目染，难以树立正确的“三观”。张琦在接受审查期间给张岩发了几十条微信，劝儿子回国自首，但张岩始终没回。“妻子也好，儿子也好，始作俑者都是我，管家治家的失败，也是失教。”张琦悔之晚矣。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综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