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柳飘飘了吗（ID：DSliupiaopiao）
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还有人记得诗词，还有人怀念苏轼，实在让人感到耳清目明。
感怀于此，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部最近很喜欢的纪录片——
《千古风流人物》
片名出自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虽然完结多时，豆瓣还没有出分，可见冷门。
但绝对值得一些喜欢诗歌的观众去观看，去了解诗人平生。
去感受那些和我们印象一样，又不一样的失意诗人。
不一样的诗人
别看如今的教科书，将诗人都誉作人中骐骥。
说他们写着传颂千年的篇章，是一个时代的代名词，甚至有句话叫，“天不生李杜，诗坛万古如长夜”……
但历史真的是这样吗？
看了《千古风流人物》才知道，有些诗人生前并非都是顺风顺水，声名远扬。
相反，他们还会受到时代的限制，身份的特殊，社会的裹挟，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苦楚得多。
就比如在你的印象中，李白是怎样的一个人？
是不是那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
就像这幅教科书上李白画像一样，飘逸洒脱，俊采光华，于江湖肆意畅游，对庙堂不屑一顾。
但历史的真相是，李白一生，其实都在为了入朝为官而奔走。
或许是那些山水诗太有名了，有名到我们已经习惯了李白四处游荡的特殊性。
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相比于其他诗人或多或少都有考取功名，怎么李白就从没参加过科举。
是他不想吗？
当然不是。
据学者考证，李白的父亲是名商人，而唐朝法度规定，商人是不能从政的。
因此李白注定无法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也就只能走干谒之路。
所以，那些“一生好入名山游”，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李白想通过结识名人权贵，打响自己的名号。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李白数十年的大江南北看似是游山玩水，实际是无数希望和失望纷至沓来的痛苦失意。
大唐的诗人太多了，以才谋名的学子也是数不胜数，初出茅庐的李白，即便被人看到也很少在他身上驻足。
开元二十三年，离家干谒十年，已经34岁的李白终于将自己写的《蜀道难》和《乌栖曲》献给时任工部侍郎的贺知章。
贺知章惊异于李白瑰丽的诗歌和出尘的风采，连说：“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还称他为谪仙人，并留下了“金龟换酒”的佳话。
然而，这次偶遇并没能给李白的仕途带来什么明显的益处。
三年后，李白还是发出“行路难，归去来”的感叹，离开长安。
又过了八年，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交口称赞，玄宗终于知道了李白这个人。
这也是李白离大唐权力顶峰最近的时刻。
李白进宫朝见那天，玄宗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并赐李白做了待诏翰林。
这天的经历，就像豆瓣网友评价的：
那一天李白四十二岁，在他一生的黄金时代。他有好多奢望。他想喝美酒，想散千金，想访名山，还想在一夜间当上中书舍郎。后来他才知道，人生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他在四十二岁被玄宗接见的时候没有预见到这一点。他觉得自己会永远潇洒下去，什么也锤不了他。
看似一切付出都有了好的结果，李白也终于能大施其才。
可现实是，待诏翰林这个职务说白了，就是给皇上写诗文娱乐的。
平时无事，只有玄宗有宴请或郊游时才会命李白侍奉，赋诗纪实。
我们熟知的《清平调》就是在这个时候写出来的。
看似备受玄宗喜爱，可这种喜爱和李白想要的却咫尺千里。
李白想要什么，是“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凭借自己的所学，为国为民，做出一番大事业。
但现在，却像一只豢养的鸟儿一样，皇上想起来就让他唱几句。
因此，李白郁闷了，开始了“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放荡生活。
而他的才学和荣宠，高傲和自我又受到了他人的妒恨。
因此，没过两年，李白认清了处境，自知前程无望，上书请还山，玄宗赐金放还。
没人知道李白当时递上辞呈的心情是什么样，但我们知道的是，李白自此再也没有踏入长安的土地。
时代给了诗人辽阔的天地，但也限制了诗人攀登的高度。
李白的一生，看似豪迈肆意，狂放不羁，但背后也有着这么多的得不到与悲伤。
除了李白，被时代所辖制的诗人还有李商隐。
但相比于李白少年时期的游山玩水，富贵闲华，李商隐就凄惨得多。
不到十岁，父亲李嗣就去世了。
身为长子，李商隐不得不背上撑持门户的责任，过着“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的贫苦生活。
但幸而遇到一位精通五经的堂叔教学，到十六岁时，便写得一手的秀丽工楷与珠玑文章。
可能正是这样的童年经历，以及才华能力，让李商隐对出人头地有着极强的欲望。
大唐大和三年，李商隐移家洛阳，结识时任东都留守的令狐楚。
令狐楚极其欣赏李商隐的文才，不仅让他与儿子令狐绹交游，还施意当值考官助李商隐考入进士。
然而，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应聘前往泾州作了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僚。
因为李商隐的才貌俱佳，王茂元便将女儿许配给了他。
正是这桩婚姻，改变了李商隐的一生。
由于岳父王茂元和恩人令狐楚父子分属“李党”和“牛党”的代表人物。
李商隐的这场婚姻很快就被解读为，对刚刚去世的老师和恩主的背叛。
他被迫卷入了“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从此之后，无论是牛党居上，还是李党居上，李商隐都会不由自己地被作为党派代表人物打压或是捧杀。
也因此，这样的生活使得李商隐从未有一天是纵意畅快的。
同样被过往限制的诗人，还有辛弃疾。
只不过，李商隐是被一桩婚事制约，而辛弃疾，则是从一出生就已宣告了结局。
南宋绍兴十年，辛弃疾出生在今济南市历城区。
但当时的山东，已经在靖康之难后，陷于金人之手。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身份的变化并不影响汉人的爱国热情。
辛弃疾小时候，祖父辛赞就常常带他“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目睹金人统治下汉人所受的屈辱与痛苦。
这一切都使辛弃疾从小就立下了报国雪耻，恢复中原的志向。
绍兴三十一年，北方汉人因不堪金人的压榨奋起反抗。
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两千人，参加了一支起义军。
但当辛弃疾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的复命途中，听说起义军的首领被叛徒张安国所杀。
于是，辛弃疾当即集齐50多人直击50000人的金军营帐，擒走了叛徒张安国。
因为这次以一当万的英勇表现，得到了宋高宗高度赞扬，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
从此，辛弃疾也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
就这看来，辛弃疾是绝对的爽文大男主开局。
能文能武，有勇有谋，既有大将军之魂，又有大才子之才，想来将来也能在南宋官场上有一番作为。
但政治，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辛弃疾为官的目标只有一个，赶走金人，恢复中原。
但怯懦和畏缩的南宋朝廷，却有着主攻、维和等各种派别。
再加上辛弃疾从北方沦陷之地来到南宋的“归正人”身份，使得朝廷担心他可能是金朝的间谍。
因此，辛弃疾在南宋朝廷始终都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
虽然朝廷指派的任职之地辛弃疾也管辖得井井有条，物丰民足，但这终究不是他想做的事情。
辛弃疾想抗金，想北伐，想恢复中原，可他上书的那些建议即便被夸赞，也依旧被朝廷置之不理。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乱世运偏消。
时代的局限，自我身份的尴尬，使得辛弃疾哪怕有通天的才干，也无法在这样的朝局上施展自己最初的抱负。
三位诗人，三个时代，都因某些原因使得他们穷极一生也未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诗人，绝不只是他们笔下诗歌所表现的那么单薄。
换句话说，教科书上那些诗歌，只是吉光片羽，诗片刻的高光。
而那些漫长人生所经历的摸索、愁苦、黑暗、信念的崩塌，才是这些诗歌产生的基石。
千古风流人物，倒不如说是“千古失意人物”。
不一样的诗词
知道了经历，我们再去看一些诗词自然也就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曾经不理解的，结合背景开始了解；
而曾经只知晓表面含义的，在体会到诗人当时所想之后，就有了更深一层的领悟。
就比如在读书时，我们总不明白，为什么李商隐要写那么多晦涩忧郁的《无题》。
什么“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什么“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什么“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什么“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全都是含糊其辞，不知所指。
但当我们知道李商隐的过往和囚桎后，才明白，他不得不这么写。
不得不写得这么暧昧，写得这么隐晦，否则就会被党派人士抓住把柄。
而如果说看完《千古风流人物》，我们对李商隐是从不理解到感伤，那么，对辛弃疾就是从驻足到叹惋。
在之前，我们一直觉得辛弃疾只是和无数自怨自艾的诗人一样，认为自己怀才不遇，所以才会写出那么多的诗词。
但当知道了他“归正人“的身份，以及南宋朝堂的特殊性，我们才更觉他诗歌里所展现的时代的悲剧性。
就拿那篇写于宋宁宗开禧元年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来说。
那时的辛弃疾已经六十六岁了。
南宋朝廷终于决定北伐，闲置已久的辛弃疾也终于被记起，任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
但本该高兴的辛弃疾却在此时清晰地意识到，首领韩侂胄太过草率，如此轻敌冒进，北伐势必失败。
但辛弃疾的意见又一次没被南宋当权者重视。
一方面希望北伐成功，但另一方面，又预见失败结局。
两种情绪交集之下，辛弃疾来到京口北固亭，登高眺望，感慨万千。
吟出了这首千古名篇：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也就是为什么相比于其他的自认老当益壮的诗词，这篇《永遇乐》显得格外凄楚。
它比那些仅是感慨壮志难酬的诗词，更多了一种时代车轮滚滚而过，不能挽回的悲剧感。
这首词，也成了辛弃疾一生的隐喻。
而诗歌除了可以是诗人一生的总结，更多的，其实是诗人人生片刻的截面。
我们能从一首诗里感受到诗人当下的情绪与得失。
还是李白。
以前，我们学《南陵别儿童入京》，念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还只是觉得这种豪迈自信让人精神。
但当知道这在是42岁的李白收到唐玄宗召他入京的诏书后写成的，才能更感受到它的意气风发。
18年来的拜谒求取终于有了回报，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时机也终于到来。
但当我们又想到没过三年，李白就要奏请还山，再看这些“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毫不掩饰的喜悦，又显得格外悲凉。
这样的前后对比其实在李白的诗里还有很多。
我们都知道月亮和酒是李白诗中最常见的意象，但有一个意象出现得很少，但同样重要。
那就是大鹏。
因为不同于其他的小鸟，大鹏振翅高飞的形象和李白远大的理想追求完全对应。
因此大鹏就成了李白最爱的自比。
我们熟悉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出自于李白写的《上李邕》。
这首诗属于李白比较早期的创作。
当时，初出茅庐的他谒见大名士李邕，但对方根本瞧不起眼前这个年轻人，态度极其傲慢。
感受到轻视的李白，便自比大鹏，写出了《上李邕》：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诗里的大鹏有风，可以扶摇直上九万里，但没有风，也能将沧溟之水一簸而干。
这其实是李白在说，李邕若帮助自己，他便能一飞冲天，但不帮，自己也能成名成才。
作为一个刚出社会的年轻人，敢于点名直斥老学士，李白平交王侯，笑傲权贵的胆气与自信，被这首诗展现得淋漓尽致。
但随着入世岁久，李白老了，诗里的 大鹏也随着李白的颠沛和挫折逐渐老去。
据考证，李白最后一首诗《临路歌》，写的也是大鹏。
但这首诗里的大鹏，不再是直上九霄，锐目环宇，而是中途翅膀被折。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李白感受到了大鹏和自己一样，不能再飞了，因此他要为大鹏唱一支悲歌，其实也是为自己而唱。
从李白少年锐气的《上李邕》, 再到生命终点的《临路歌》，大鹏飞不动了，仲尼亡故了，李白匡扶天下的理想也彻底幻灭了。
诗歌，作为诗人片刻的捷思，既是当下的描述，也是对过往的总结。
我们只有更多的了解背后的故事，才能更准确地感受到诗歌的内涵。
诗人之所以为诗人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好像所有的诗人，最后都会受困于官场的无常。
李白是向往，李商隐是牵连，辛弃疾是无望。
为何如此，这其实也是时代的原因。
一个很无力的真相，在古代，尽管这些诗人有着恍若天人的文采，但终究算不上正道。
什么是正道？
即，儒家正统教育传授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诗人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所有学识和修养的最终目的，都是指向做官为民。
所以，哪怕是失了龙头望，却入温柔乡的柳永，看似对政治失望，可都50岁了，听说朝堂对士子的录取尺度放宽时，依旧真香前往。
也是在这次登进士榜后，柳永成为一方管理者，我们才知道。
这位从前只写“杨柳岸晓风残月”的轻浮才子，也有着一颗“鬻海之民何苦辛，安得母富子不贫”的济世安民之心。
这便是传统儒家教育里的最高，也是唯一的目标。
因此，那些最终没能“居庙堂之高忧其民”的诗人，一生往往是郁郁不得的。
学识给了诗人无限的才华，同时，也给了他们无法舍弃的枷锁。
可即便郁郁不得，哀叹怀才不遇，他们依旧心系苍生，胸怀国事，期待“安得广厦千万间”。
所以最后，在一众诗人里，我想聊聊杜甫。
在此之前，我们对杜甫的印象，大概都是课本上的那个“归来倚杖自叹息”的老者。
毕竟有句话叫“李白从未老去，杜甫从未年轻”。
可事实上，杜甫年轻时，也是个不输于李白的漫游吴越，放荡齐赵，鲜衣怒马的少年游侠。
因为家庭环境优越，杜甫从小就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
七岁就能写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
十五岁还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二十岁左右，也和所有有钱的公子哥一样，悠游大好河山，过着裘马轻狂、写诗作赋的快意生活。
别人难得一见的书画乐舞，对杜甫来说，也都是寻常。
五六岁时，就在河南郾城看过舞蹈家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
洛阳岐王李范的宅里，玄宗宠臣崔九的堂前，欣赏过宫廷乐手李龟年的歌声；
还在洛阳北邙山顶，玄元皇帝庙里品鉴过画圣吴道子画的五圣尊容、千官行列。
那时的杜甫，和盛唐气象一样，“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他对自己的文采充满自信，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着美好恢弘的想象。
但再美好的向往，再有才华的诗人，在时代的裹挟下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也开始了战乱流离的余生。
他也随之见证了这个国家从盛到衰的全过程。
安史之乱后他再次回到长安，他写物是人非“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路过石壕村见到有吏乘夜捉人，他写吏暴民苦“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想到开元盛世的国富民强，他写过往繁盛“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经历，都是后人从他的诗歌里得知的，
也就是说，杜甫其实是死后才被众人所熟知，变得有名的。
我们常常开玩笑，李白是杜甫的偶像，只有杜甫挂念着李白。
其实就是因为当时的杜甫真的只是大唐遍地诗人里最不起眼的一个，远不及李白。
如果死后没人整理他的诗，或许也就不会有“诗圣”“诗史”的称号。
但即便如此，生前无人在意的杜甫依旧没有忘记国家，忘记自己作为知识分子，“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人生志向。
于是，他便用诗，来记录自己对国家，对人民的关注与思索。
所以，尽管学识给了诗人想做官而不得的内心枷锁，但即便不能做官，诗人那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依旧火热。
位卑未敢忘国，这是他们心甘情愿的。
因此，我们说诗人之所以能成为诗人，从来不是因为名声，也不靠仕途，而是凭借丰沛的学识，高尚的精神。
虽行路难，但李白不忘朝野；
虽身份尴尬，但辛弃疾不忘报国；
虽沉沦烟花柳巷，但柳永依旧不忘为民。
自古文章憎命达，诗人不幸家国幸。
学识渊博固然厉害，但只有心怀国民，才会写出那些千年万年被记住，被传颂的诗句。
我们记住诗人，不仅是记住他们那些灿若星辰的诗句，更是他们在那个时代的作为。
这些作为，跨越重重时间，依旧能在我们身边应用，依旧值得被我们赞美。
即便转瞬千年，人心或许腌臜，世事难免污浊，但只要那些和诗人一样的赤子之心还存于世间，还值得被赞叹。
有人记得诗词，就有人记得诗人。
人们存着诗情，诗就不 会绝。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