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世纪开始，欧洲进入地理大发现时代，各国的船队远洋出海寻找资源和贸易机会，与此同时，一种称为坏血病的疾病令船员大量死亡。
后来船员们偶然发现柑橘和柠檬等水果及一些新鲜蔬菜能够治愈这种恐怖的疾病。1747年，英国海军医官詹姆斯·林德肯定了柑橘类水果的治疗作用，并且著书立说。从此以后，坏血病几乎绝迹了。
一百多年后的二十世纪初，当英国的几支南北极探险队远征时，坏血病又卷土重来，大批的船员死在途中。
其原因令今天的人们唏嘘不已。当时的医生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柑橘类水果是如何起预防和治疗作用的，船员逐渐发现能治疗坏血病的植物都很酸，以为凡是酸的东西都能起作用。
我们今天都知道起作用的物质是维生素C，可当时的医学还没有到这个水平。起初船员们吃的是西班牙柠檬，但价格比较贵，出于经济上的考量，他们开始用西印度酸橙替代柠檬，这种橙子同西班牙柠檬一样酸，但维生素C只有后者的四分之一。
更糟糕的是为了携带方便他们用加热烹煮来提取橙汁，而这种做法又进一步破坏了水果里的维C。
那时候的医生们非常困惑，甚至怀疑坏血病是一种病菌感染。
直到1937年匈牙利科学家哲尔吉发现和提纯了维生素C，坏血病的问题才得到彻底的解决。
维C的发现之旅完美地演绎了西药的历史。与中药一样，早期的西方药物也是天然植物，只是到了后来化学这门学科发展起来之后，分析，提纯，人工合成才逐步成熟。这其实也是西方人思维的必然结果，西方的形式逻辑思维塑造了人们以分解和分析为主的还原论的线性的科学思考方式，追求定量和精确。
我们现在熟知的吗啡，奎宁，阿司匹林和紫杉醇等无不是人们先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某种植物的药用效果，后来的化学家和药剂师们经过反复实验提取出有效成分或活性成分，这些成分被进一步研究，通过动物实验等一系列测试和论证后用于临床。
不仅如此，当某个有效成份的化学结构确定下来以后，还可以在原结构上改变原子的类型，原子间的相对距离或原子的个数等，得到类似的新化合物，经过药理研究和系列测试，可能会发现更优秀，更有特色或者更经济的新药物，合成药物就这样诞生了。
西医是以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为基础，对病因进行客观和直观分析后进行对症治疗，而西药就是针对某种病症的靶点单一的化合物。西医和西药成为当今世界医药领域的主流与西方的文化是分不开的。
中医与西医大异其趣。中医基于中国文化的一元论思维，是在阴阳，五行，腑脏和经络学说的基础之上的一种整体性的辨证论治系统方案。
与西医的治病不一样，中医是治人，中医把人体当成一个小宇宙，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认为四时气候，水土环境等因素都会对人体的生理病理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医对人的治疗方案实际上是对整个人体环境的个性化调理，而中药大都是一些天然的动植物，即便是只有一味药材的单方，医生和患者也不知道起作用的究竟是药材里的什么化学成分。
我们知道即使最简单的植物里都有成千上万种的有机物和无机物，对病症起作用肯定只是其中的某一种或者某几种物质，大部分成分都不起作用，有些成分可能起反作用。国内一直有一种声音，认为我们应该用西医的思路和方法去研究分析提炼中药里的有效成分，使中药乃至中医走上定量化和标准化的道路。
可是这种单纯的学术思路被群起而攻之，被视作离经叛道之举，背离了“性味归经”的中医思路，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被贴上”唯成分论”“媚外”“西化”“割掉中医药的根和魂”等标签，学术问题变成了主义之争。
昨天参加一个朋友的饭局，其中有几位并非中医领域的学者大谈中医西化的危害，似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医生朋友一直忍而不发，后来可能实在憋不住了，面带愠色对着几位高谈阔论的人说道：我很想问问几位，我们现在的自然科学甚至数学都是都是走西方的路子，要不要改回用阴阳五行理论来替换西方的定律公式？无线通讯技术起源于西方，要不要改用我们老祖宗的周易来研发5G6G技术呢？还有汽车高铁大飞机产业，是不是也要用秦始皇的铜车马工艺来指导？都二十一世纪了，难道我们连清末进步士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见识和气魄都没有吗？
这位医生言辞犀利，一桌子人面面相觑。坐在我旁边的朋友忙站起来举杯给各位敬酒，笑容满面地打着圆场：各位尽管各抒己见，我保证在这张桌子上不会因言获罪，若学术言论都不能Z由，那就真是一潭死水了，迟早会腐臭不堪的。医生朋友心情平复了很多，继续侃侃而谈。
持中医西化危险论的人强调得最多的是中医的整体性原则，认为中草药是以药性之偏来纠正人体之偏，药物的四气五味，温凉寒热，酸苦甘辛咸，升降沉浮要合力作用才能调整人体的不平衡，单一的化学成份起不到这个作用。即便真是这样，发现哪个成分起主要作用哪个成分起次要作用究竟有什么坏处呢？精准地了解哪个是温的哪个是凉的、哪个升哪个降又会让我们失去什么呢？量化研究帮我们弄清事实真相有那么可怕吗？
屠呦呦从植物中发现和提炼出青蒿素，除了挽救了全球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实在看不出对中医中药有什么伤害和侮辱。如果用黄花蒿等几味草药熬汤喝，估计那几百万患者早就归西了。
害怕中医西化其实是一种文化自卑。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看得很通透，他认为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的最高阶段，但是中国文化跳过了中间阶段，是一种早熟文化。人类文明的发展应该经历人与物的问题，人与人的问题以及人与自身的问题三个阶段，而中国文化被古圣先贤们引导着跳过了第一阶段直接进入了第二阶段。
就如一个人在儿童及青少年时期应该具有形式逻辑的思维，激情地勇敢地探索自然和社会科学，而当他进入中老年之后，辩证思维的比例应该越来越高，这样才能智慧地审视宇宙人生，圆融通达，坦然面对现实。若反其道而行之，小小年纪就满脑子辩证思维，老气横秋，四平八稳，实用致上，长大后充其量顶多成为一名没有创造力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西方文明正好可以补上中国文明的这些缺失环节。西方文明绝对不是西方国家或某个意识形态独有的专利，它属于全人类。
人类文明的亮点从来就没有固化在某一个区域或者某一个人群，三百年河东，三百年河西，笑到最后的一定是包容力学习力最强的文明。中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和遗产，但她同时也是世界的，发展和完善中医不仅是我们的责任，更是当下这个产业存亡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