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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引发热议。报告认为：总体是“天灾”，具体有“人祸”，特别是发生了地铁、隧道等本不应该发生的伤亡事件。郑州市及有关区县（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此负有领导责任，其他有关负责人和相关部门、单位有关负责人负有领导责任或直接责任。报告显示，截至9月30日，郑州市因灾死亡失踪380人，其中在不同阶段瞒报139人：郑州市本级瞒报75人、县级瞒报49人、乡镇（街道）瞒报15人。
而用于海绵城市工程的专款，其中已支出的190多亿元，真正用于工程本身的比例仅仅占32%，但高达56%的资金却用于景观等，即使在全国各地紧急驰援郑州期间，当地政府还在抢修花坛。
何止是令人无语？！河南省委原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市长等多名公职人员被问责，8名企业人员被依法逮捕，数十名公职人员被严肃问责。
调查报告让人特别关注的两个点就是：一个是伤亡人数的瞒报，另一个就是资金的使用。前者——瞒报就是故意说谎，就是掩盖真相。在涉及人命关天和大是大非的事情上，故意说谎就是“故意伤害”。后者，水哥此前写了一篇文章：（可点击阅读）当时被有些网友们认为是“恶意”，如今调查报告出来后，试问到底谁才是“恶意”？！
水哥专门想借此谈下“谎言”——何为说谎？明知为假话却仍故意说出，目的就是欺骗对象，让后者相信所说为真。无论“小谎”还是“大谎”，事关人命关天，都是罪。连卢梭都把自己偷了一个漂亮女人的丝带并拒不认账却撒谎的行为都看作是“罪大恶极”，更何况关乎到人的生命权的“说谎”？！
北野武说，“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说谎者的过错在于说的时候心里有骗人的念头。”这是可恨的。因为“说谎者”都有“蒙骗”的意愿。最终也往往害人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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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谎者常常利用的“武器”就是“诽谤”（将“恶意”的帽子扣在别人身上）——历史上著名的“卢梭的故事”——他偷拿女人的私物被发现后竟然把过错指责到了无辜的漂亮的女仆玛丽永身上，只因为她是一个有丝带的女人。其实，卢梭自己才是小偷，才是个诽谤者。
按照卢梭自己的话讲：“我是小偷、撒谎者和诽谤者”，因为他不仅撒了谎，而且还说了玛丽永的坏话，并将后者没有做过的坏事归结于她头上。卢梭说，他这种为保全自己而针对另外一个人的指控，只能产生诽谤的后果。这是“最坏的一种谎言”。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另外一个人”的命运或由此走向了“深渊”。
其实，这个世界上的“玛丽永”很多，以各种的名义。在新冠疫情中被训诫的八位又岂不是“玛丽永”？现实世界中以各种名义活着的“卢梭”（说谎的卢梭）又何尝不以各种名目来指控“玛丽永”是“恶意”，以此来保全“自己”或凸显自己的正确？！
由此产生的“受害者”是多方的——按照学者阿兹布鲁克的研究说法是，作为一家之主的拉洛克伯爵是卢梭谎言的受害者，玛丽永则是卢梭诽谤的受害者，最终卢梭自己也成了自己鞭挞自己的对象——无人能逃过“被伤害”的结局。
只不过，卢梭还是很勇敢的，他忏悔了。而这个世界上，有更多的人则是不知忏悔为何物——或许他不是不知道，而是恐惧。争相效仿与传染“说谎”的人多了，这个世界也就变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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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个段子编的很形象，令人发笑但又让人不知悲从何来：
柳宗元被逮捕了，在狱中遇到了李白，问因何入狱？
李白说：“说我造谣，我写‘飞流直下三千尺’，人家量了，没那么长”。
柳说：“我也一样，我说了句:千山鸟飞绝，有人举报，说树上还有一只”。
正感叹时，杜牧进来了，大家忙问:你是怎么进来的？”
杜牧说：“唉，涉嫌作风问题。”
大伙异口同声的说：”是不是停车坐爱枫林晚？”
杜说：“是，说老子涉嫌车震！”
每个人在这个社会里，都有自己的一个“位置”；面对非常时期和非常事件时，良知和“角色”就显得异常的重要——可以超越阶层，可以超越地位，可以超越国界，可以超越信仰。
当然，还有“唤醒”——这是不可或缺的——就像停落在马肋上的牛虻，苏格拉底的任务是继续唤醒雅典城邦，劝告希腊人去“注意和思考真理、理智和灵魂的完善”，而不是只关心“尽力获取金钱，以及名声和荣誉”。
在社会中把握自己的位置，正是在同胞中追问他们在社会里的生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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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说谎的。即使你想说谎，可能都不会如何说谎。说谎也是一门艺术，就像匠人一样，需要技术诀窍。
法国学者阿兹布鲁克在其著作《谎言》中就写过这样的诀窍：若想成功，就必须有机敏的头脑，知道如何组织语言，如何巧妙谋划和拼凑故事，以便做到滴水不漏。谎言应当像模像样，逻辑严密，甚至比现实更真——当然，很多时候，真相也会超乎谎言。
而在高乃依的《说谎者》中作者更是直白地写道：“需要敏捷、才智、细心，永远不要让自己头脑混乱，更不要脸红。”除此之外，还应当有本事做到毫不羞怯。
若要谎言有效，就必须显得自然，让人觉得合情合理。为了使其合乎情理，就必须使其可信，也就是说，好像真事一样。谎言的原理是伪装真相，或杜撰一个故事或事件，或顺其自然营造一种气氛，从而掩盖真相。
比如，在某个地区，突然发生不明的传染病，而且已经有相关证据表明这个传染病是可以传染的，如不及时防控，后果很严重。但正好赶上比这个事情更加冠冕堂皇的事情，而且不希望这个传染病可以传染的信息引起公众恐慌，一切要以大局为重，所以，就必须“该干啥还是要干啥”，显得若无其事一般。同时，必须还营造这样的一种氛围：都挺好的，很安全，一切照常——于是，就得顺其自然或刻意地创造一个事件出来，比如搞个“万家宴”什么的，大家都其乐融融，多好。彼此举杯同饮：你好，你好。
仅仅这样还不够，还得显示出所谓负责任的态度和担当——找个名头响亮的专家或权威机构来做背书——比如两年前1月6日那个不是“我爸是李刚”的李刚就登场了，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诚恳地”表示：“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这位身份为疾控专家、当地疾控中心主任的李刚——实际上他是搞性病研究出身的行家——面对镜头，介绍病毒肺炎疫情，多次强调从病毒可防可控，到未发现人传人，再到传染力不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但持续人传人风险较低。
其实，他就是说谎剧本里的一个“小角色”而已，又没有行政权力。但正是这样的“小角色”，在剧本里不可或缺，破坏力也很大。
做到上述还不够，还需要重点防范一种“必然真相”——按照阿兹布鲁克的研究，说谎者不能就所有人都必定了解的确凿事实说谎，比如“2+2=4”这样的必然真相——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专业敏感人士往往具有这样的直觉洞察力和判断，比如医生在面对新的病毒时，本能地重视并警惕是否具有传染性；而一旦某种病毒被定义为“不明”两个字，通常表达的意思就是不言自明的“传播感染的风险”——比如，不是专业人士的水哥是在12月30日半夜看到第一则通报的，从中就已经感受到一种“杀气”，更何况医学专业人员。于是“造谣者”就产生了，于是李文亮医生就出现了，于是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幕就接踵而至了。
至于“事实性真相”，即那些可能产生谎言的事实，一般都要寄希望于专业的调查。
除此，还有一种“偶然性真相”——人们对于事件的认知是逐渐建立的，而人们自认为掌握的真相其实是暂时的，可以不断商榷或以事实进行验证，甚至能通过说谎来否定它，即所谓的“历史真相永远可以探讨”——比如，新冠疫情从当初发生到最后蔓延的“真相”，一直都是在探讨，但信息无疑是碎片化的，也不是全部。这就导致人们所认为的“真相”可能就是“假象”。
阿兹布鲁克说，说谎的艺术是否有限制？说谎者真的能彻底摆脱事实，用自己的言语取代真相吗?说谎者是无所不能的吗?事实上，他最终还是会被真相抓个正着。
《黑客帝国》这部电影这样告诉我们：若要消解真相，就必须毁掉真相，如果想要长久欺骗所有人，甚至还必须将其彻底摧毁。但事实上，哪怕是最善于捏造事实的政治力量也无法如此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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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种谎言，叫“真实的谎言”。
伊索尔德是国王马克的妻子，却爱着特里斯坦。由于被指控通奸，她在整个宫廷前声明：“自己的双腿间”从未有过丈夫和一个麻风病人以外的男子。而她曾扛着穿过一片浅滩的那位麻风病人，不是别人，正是伪装后的特里斯坦。
这个故事是《谎言小史》中的故事，作者是玛利亚.贝特提尼。伊索尔德是在诚实地说谎，也就是老百姓常言的“睁眼说瞎话”。
这种瞎话的例子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比比皆是。比如，我小时候曾偷偷地在房间里抽烟，突然开门进来的妈妈对我呵斥道：“你为什么抽烟？”我回答：“我没有。”但实际上烟味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事实：我的确在抽烟。
在正式官宣新冠疫情的确人传人之前，其实早已经有“烟味”了——不仅是感染的病例多，而且医护人员也感染了——但即使有“烟味”，有的人也在说谎。他们事后辩解说，“决策的犹豫”，甚至还有“公布的权力”不够。
说谎同时还会带来“食言”的后果。阿伦特说，语言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显示真相，也可以掩盖真相。这意味着语言的发挥关键要看你的“表演”和“天赋”。
无论是郑州特大暴雨期间郑州各级官员们的“表演”和“天赋”还是此前新冠疫情期间的武汉有关官员们的“表演”和“天赋”，都能看到“谎言”的影子。
为什么他们喜欢“说谎”？或许有一点能解释，即他们“有权说谎”，认为他们的“谎言”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殊不知，正如康德所说，从来没有无辜的谎言，因为谎言会损害人类普遍的韧性，“因为它从根源上使法律失去信誉”，而法律是一切社会契约的基础，更不用说对公信力的伤害了。
无论如何，最起码还要有“廉耻之心”——这是人之所以能成为人的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