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20日，《太原日报》的官方微博转发了一段视频，并配文字“现任太原市市长，现实版李达康让下属当场辞职”。
视频里，时任山西省大同市市长，在视频被转发时是太原市市长的耿彦波在某次会议中大发雷霆。
原因无他，只是古城修复工作缓慢，耿彦波批评下属时，却遭到对方无赖推卸责任：“耿市长，我现在没有能力把它处理好。” “就这两天你准备辞职，你就赶快写辞职报告，赶紧换个能干活的人。你在跟我耍流弊，你这么个态度不行啊”。
耿彦波大怒道：“我现在都很不高兴，能拿掉你就拿掉你了，大同需要的是能干活的，不是需要你这么个官儿。”
“一轴双城”美好设想
耿彦波出生于和顺县城的一个农家，祖辈世代为农，只有父亲做过一个“小官”村支书。耿彦波的出生并不像一些红二代和官二代那般显赫，但他的履历依旧不同凡响。
自1976年参加工作开始，耿彦波就一直负责处理晋中的事务；5年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很快就放弃了工作机会，转而进入大学深造。
毕业后，耿彦波先是在晋中地委办公室工作。他从干事一职开始干起，凭借着优秀的工作业绩，一路走到了副主任的位置。
2003年是耿彦波工作历程的转折点，在这一年里，他先后担任了榆次市委书记、晋中市榆次区委书记和中共晋中市委常委等职务。
在随后的一年里，耿彦波被调至省会太原市工作，任山西省政府副秘书长兼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2008年，他成功当选为大同市人民政府市长。
当耿彦波初到大同市时，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了。大同市是著名的煤炭城市，煤炭资源成为了这座城市赖以生存的东西；甚至于，煤炭开采和工业开发就是这座城市的标签，是深深印刻在市民骨血里的痕迹。
然而，时间来到2008年时，大同市面临的困境却在悄然之中早已转变成为了“煤炭资源近邻枯竭”、“环境一天不如一天”。
面对这样的情况，多数市民是迷茫的，他们不知道自己应该何去何从，也不知道这座城市应该何去何从。
他们只能盲目地重复着一首简单的顺口溜：“垃圾基本靠风刮，污水基本靠蒸发，游商基本没人抓，市容基本没人夸。”
梁思成在大同市内参观了许多古建筑，他绘制了有关它们的图稿，还附上了详细的文字描述。虽然他早已作古，但这份心血不可谓不令人动容。
也许是受到无知外国人所描述的大同“有伟大的文化，却是世界最丑陋的城市”的言论的刺激，也或许是想站在巨人的肩头前行，又或许是看到这里的人民之苦，耿彦波出手了。
一个振奋人心，如梦如幻的设想被提出了——“一轴双城、分开发展”：以御河为分界线，西边建旧城，东边筑新区。
但要想将这个设想变成现实，却是困难重重。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计划投资就高达500亿，其中将会涉及到10万拆迁户，共计30万人口。
要怎么去说服这些市民，放弃他们的住所？这是很多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如同三峡工程一般，尽管二十年过去，仍然有人对这样的行动颇有微词——“风土人情不再”、“家庭破灭、亲人离散”。
彼时，大同最繁华的街道大西街、大同一中、严华寺等均在改造名单上，这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
于他们而言，这些老式建筑不止是由砖块瓦楞堆积的房屋，还是他们宝贵的一段回忆，是不可磨灭的。
然而，耿彦波对形势看得透彻，他只是说：“大同这次冲上去就冲上去了，冲不上去，历史不会再给大同第二次机会了。”
重建王家大院引争议
其实，这并不是耿彦波第一次策划拆除或者改造旧城；早在1995年，耿彦波在灵石县任职时，他就有过此类“壮举”。
灵石县位于山西晋中，古来素有雅称“秦晋要道，川陕通衢”，而此地也正好印证着那句“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只因为在这个地方，有着太多的古建筑。
王家大院就是山西“地上文物”中的代表，它依山建造成阶梯型，继承着从西周时期就已经形成的前堂后寝庭院风格。王家大院轴线分明，从上方往下看去，左右院落成对称且封闭的形态。
在王家大院里又以恒贞堡、视履堡建筑群为典型，两堡屹立在村道左沟两侧，以一桥相连接，呈东西对立的姿态。一眼望去，黄土高坡上全是封闭城堡式的建筑群。
1995年3月，耿彦波决定斥资五千万修葺王家大院；但在当时，全县一年的收入也不过一个亿。意料之中地，他的决定遭到了许多人的激烈反对。
这一举动，不止触犯到了当地开发商们的利益，也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
民生、基建……处处都要用钱，耿彦波就这么轻易地把如此巨资投入到修建一个在民众眼中“价值不高”的建筑，人们开始流传有关他的谣言，说他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大捞一笔。
面对种种质疑的声音，耿彦波只是说：“我对升官发财不痴迷，我只想做些事情。不论别人怎么看我都无所谓，只求我自己做到仰无愧于心，俯无愧于地那便知足了，时间会去验证这些事实的。”
1996年，第七届中国居民学术会议在太原举行，汇集了全国乃至国外的各路专家；见此形势，灵石县的宣传部长专门出席了会议，还积极邀请专家们前往王家大院参观。
当他们一见到这座风貌异常的古式建筑，当即被其折服。“在我看来王家大院是耿彦波最成功的项目，那才叫原汁原味，基本上没动。”一位古建筑专家甚至这样说道。
但这位专家的话并不能让民众满意：耿彦波离开灵石县时，他手上的很多城市规划项目还没有完成；但近年来为了修葺古建筑而欠下了债务，却是人尽皆知。
人们不满地说：“耿彦波给灵石县丢下了一个烂摊子和半成品，自己却高升当市长去了。”
大同市的处境似乎和灵石县如出一辙——拆，然后新建。耿彦波花费了大量财力，将老城区的建筑拆了个遍，又建起了古城、铁西、十里河和城南四个城市组团。
在古城里，建筑群外貌是仿古样式，但内里却是新兴的商业，其中不乏各类商店和民宿。
其实自从耿彦波对王家大院改造伊始，他“耿拆拆”的名声就越传越远、越传越响。到了大同，人们一提到这位耿市长，言语中有时还带着贬低之意。
这不是没有缘由的：大同市里一位彭姓名医的后代曾向市政府提交了材料，其祖上在雁北地区颇有声望，这位后辈便希望自家的院落能够得以保存。
但令他失望的是，“像我父亲这种级别的人太多了，政府顾不过来，就很客气地收了材料，但还是拆了。”
就在“一轴双城”的设想提出以后，政府内部也有不赞同的声音：“他在文物保护和古建方面的造诣，到王家大院算顶头里，拿那一套来搞大同，其实不太行……一个古城，你要城里有人居住，有老人，有生活气息，这才叫古城，你把人都迁出去，这哪叫古城，这就是个死的古城。只能说他是个很理想主义的人，你看别人谁这么干？”
“拆迁市长”造假文物
2019年初，一份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下发的文件中称“大同、洛阳、韩城、哈尔滨等多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文化遗存遭到严重破坏，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
相比起在灵石县的修葺，耿彦波在大同的整改更加大刀阔斧，也更加“理想化”。
实际上，耿彦波重建大同古城的想法非常美好，但实施起来却很困难。由于他平日里的“雷厉风行”，大家心里并不认同，却又不愿意当着他的面提出异议。
但当他得知这个工程进度并不顺利时，尽管知道一旁有摄像机在记录，耿彦波还是冲着负责人员发了火：“就不是让你干不干的问题了。我肯定没时间再等你了，道路系统必须通了，这整个道路系统修了几年的路，不能容忍了，再没有时间了。”
穿着黑衫的男子只好不住点头应和，“我知道，我知道。”但耿彦波并不满意，他厉声说道：“你要把大同的事业都毁在你的手上了。”
对于施工人员来说，这样的工程量是巨大的，不止要耗费人力，还要耗费财力；对于大同市来说，根本没有充足的水资源供给耿彦波尽情发挥。
他越说越上头，甚至还对着该项目的负责人破口大骂道：“一看这家伙，表面看上去还挺老实的，一肚子鬼水这小子，你把我们政府给你的钱拿回来，这个工程不让你干了。”
当这份点名批评大同的《关于部分保护不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通报》文件下发后，人们第一时间想到了耿彦波这个“拆迁市长”——那时的他已经临近退休。
耿彦波拆了真的，修起来假的，这让人不得不将他和“造假文物”联系在一起。
当年，耿彦波从大同急调至太原，留给他的不是赞扬，而是无尽的骂名。“耿彦波改造大同留下‘烂摊子’”，人们都这么说。
诚然，耿彦波的改造计划是近乎理想的，也是难以完美实现的。他就像是在两条路中，选择踏上人烟稀少的那一条的那种人。
在对大同的古建筑进行改造时，已经有许多专家提醒过他：这样的改造违背了文保工作“修旧如旧”的原则。
同时，耿彦波对恢复古城外护城河“河中有水，水上行舟”的景象有种天真的幻想，他设想在城外修建渠道，引起活水，再复引至远处的桑干河里。
对于施工人员来说，这样的工程量是巨大的，不止要耗费人力，还要耗费财力；对于大同市来说，根本没有充足的水资源供给耿彦波尽情发挥。
在几年“拆拆补补”的执政生涯中，耿彦波只是说：“造城有什么错？”
终于，在他离开大同市的几年后，人们倏忽发现，这位“耿指倒”、“造城市长”非常重要。
人们站在重建以后的和阳门下，举着牌子大声呼唤“耿市长，请回来”时，才发现他已经悄悄从群众中走远了。
耿彦波一直以来因自己的业绩而毁誉参半。大同人说：“只有大同人自己知道，大同人对大同这座城市的复杂感情，对耿市长的复杂感情。”
在几年“拆拆补补”的执政生涯中，耿彦波只是说：“造城有什么错？”
如果城市是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那此时改造的一切都是对民生的改善。耿彦波并不是不清楚怎样做才能迎合大众，但他却选择了一条谁也不理解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