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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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邂逅评论家张陵,谈起近期阅读几位名家小说的心得,张陵告曰:你读的几位,皆可谓“作家中的作家”。

●我眼睛一亮,因以《作家中的作家》为总题成文数则,此是其中之一。

●至于“作家中的作家”,张陵的解释是“教作家写作的作家”; 我的解释是“凡是我想学而学不了的作家。”

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写作,究竟什么是小说,一直是困扰我的问题。呻吟,控诉,呼唤,高歌,思考,探究,梦幻,窥视,宣泄,暴露,试验,变异……一个接一个的文学潮流,来势滔滔。小说像戏剧演员,浓妆艳抹,遍身披挂,扮演着各种角色,演员本人却不复辨认了。一个念完初中就在农场乡镇盘桓近20年的青涩的文学梦想者,突然卷进激流,晕头转向。

什么是小说?为了多少给自己一点信心,千辛万苦去找小说的来历。翻到《汉书·艺文志》。原来先秦诸子百家就有“小说家”,是稗子般的小官,收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造故事。圣人看作“小道”,君子不为,世人不重。但因为多少能反映下层民情四方风俗,还有点看头,得以持续。

显然,中国小说的出身并不怎样高贵,之后很长时间都不是什么正经事业。小说地位忽然提高,是近代的事。晚清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使小说在文坛上开始占据重要地位。真正的革命性推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现代意义的新小说。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学中,其影响得到极大高扬。东西方文化的撞击、激荡、交流和融汇,极大地拓宽了艺术思维的空间。然而,随着小说形式发展走向极端,新时期文学陷入了寻找和确定自己发展新起点所必然出现的困惑。有人悲观地把这种状况称作“几近式微”。

于是,传统叙事在现代语境中进入新的轮回成为必然。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将小说还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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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不告诉我》肖克凡,作家出版社2022年

肖克凡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作为天津实力派作家,肖克凡写了多部长篇,数十部中篇,百余部短篇,其中不止一部被搬上舞台、银幕,多次获奖。但这些似乎都没有充分反映他的艺术成就。评论家张陵指出:“肖克凡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作家……电影《山楂树之恋》……对他来说,其实是一部电影剧本作品。他最有价值的作品是长篇小说《机器》。但这部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产生在评论界最无知无能的时代。对中国当代小说第一次出现的人物形象的划时代价值,居然形同无视,任其自生自灭。少数论者对这部作品的确认也未能得到共识。直到现在,《机器》这部长篇小说提供的工业文学人物形象还没有被超越,仍然像教科书一样放在那里。”

全面解读肖克凡,是我的能力难以胜任的工程。我唯一能做的是从我接触过的文本,试图窥其一斑。

我看得最清楚的是两个字:传统。

“传统并不意味着活着的死亡,而意味着死去了的还活着。”

哈罗德·麦克米伦的这一表述,仿佛是对肖克凡小说的一个特别认可。在我看来,最深的道理都是最浅近的;最美的物事都是最简洁的;最大的底气都是最平和的。好的小说,首先就是好的人物,好的故事,好的语言。这里的“好”,指艺术性。

肖克凡的小说,可谓此“三好”小说。

“我挎起紫竹提盒跑出家门,身后追来祖母的声音:‘别颠!洒啦。’

沿着东兴大街,我跑过什锦斋饭庄,跑过华明理发馆,跑过白傻子布铺,一直跑向著名的‘三不管’。”

发表在《收获》杂志的短篇小说《紫竹提盒》就这样把我们带进作家的童年记忆,带进记忆中天津的大杂院,带到一个倾心向往、理解和追求美的旧时平民老人面前。

小说中奶奶的人生包含了两个民间社会:梨园与市井。那只精美的紫竹提盒,是一个生动的文学符号,其中贮满任何时代都不会缺乏的冷暖悲欢。时过境迁,仍然激起我们长久的怀想。淋漓尽致地表现民间世界的人性温暖和美好,是肖克凡小说最动人处。

回忆则是肖克凡小说取材的一个来源。他记忆的禀赋令人惊叹。他能记得起他这辈子看过、听过、经历过的任何大小事件的几乎所有细节。他自豪于这种个人化记忆,认为这是他小说唯一值得说道的东西。

然而,假如果真仅止于此,那么肖克凡就会是一个像我这样只能乞助于生活原型的平庸写作者。事实上他同时又说过,他小说里所谓出自个人化记忆的故事,许多在记忆之中并不存在。

看似自相矛盾,其实不然。从最初的仅仅依赖个人切身经历的基本材料,到随着艺术素养和文化素养的提高,逐渐把有据可查的史料、民间流传的野史、俗谚、歌谣……所有这些早就哺育着他的艺术才华的千百年形成的群体记忆,作为小说创作的原料,证明了他在小说创作上的个体化的成熟。

无论是“个人化记忆”,还是“千百年形成的群体记忆”,这种对“记忆”的执着,表现出作家对真实的恪守。而正是这种恪守,造就了他小说人物的立体感,人物呼之欲出,可以听到呼吸和血脉的流动,是有着独立品格的文学生命,而不是从属于某种使命的工具。

肖克凡小说的“个人化记忆”特性,带来了他写作的“非功利性”。在他看来,小说从来不是简单地“说明”什么或者表现什么确定的主题。所谓小说的文化内涵,不过是作品自然生成的意义。他的小说不管是以哪个具体时代为背景,都不以所谓正统的姿态发言,既不想为历史证明什么或者否定什么,也不想代表哪个时代去批判什么或者颂扬什么。他只是恪守于自己的个人化体验,努力经由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文学形象,为人们展示一种尽可能真实的社会存在和人生图景。

这种“非功利性”在某种程度上给人造成了游离于主流文化形态和中心话语体系的印象,却逼近了小说的本质,同时也在真正意义上逼近了历史与现实的真实。

作为生于天津的作家,肖克凡对“津文化”的理解和表达,同样避开了那种极力与主流叙述协调的文化立场,而是揭开常规社会理性掩盖下的虚伪,在清晰地描绘天津底层平民生存画卷的同时,更深刻地剖析其生存方式的世俗性样貌,最真实地展示其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既呈现出他对历史的独到概括,丰富了小说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内涵,也使小说人物形象饱满,丰神独具。

肖克凡的小说手法圆熟,调度若定,现实和象征叠加,形下和形上兼顾,情节结构精巧有致,细节刻画纤毫毕现,留白则给读者以想象空间,较少直接作哲理阐发,以情节的提纯与起伏跌宕,使平民传奇有了浓厚的艺术色泽。

“我们顺利通过安全检查。妈妈特别佩服外祖母临场哈哈大笑,说您不愧见过大世面的人。

我成了重要人物只好落座,怀里紧紧抱着小包裹。火车呜呜拉响汽笛,开往唐山方向。”

这篇发表在《当代》杂志的短篇小说《特殊任务》,从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生活场景开始,把读者引进一种精心营造的神秘氛围,一个步步惊心、让人提心吊胆的曲折故事。

肖克凡的小说多是平民传奇,他们的生命活力以极其本真的面目赤裸裸地袒露着。他们或自嘲地笑面生活,或沉默着忍耐生活,看透虚假和艰难,仍不失善意,依靠着人性中原始的坚韧,顽强而乐观地演绎一场场带泪的喜剧,获得艺术的升华。肖克凡善于设置悬念,用一个个紧揪人心的疑团,推动情节发展。叙述中他又善于隐藏自己,不露斧凿痕迹。读完全篇,才会发现,几乎每个情节都是下一个情节的伏笔。初读时隐约的触动,豁然明亮。他似乎在与读者较量智力。读他的小说,感觉是看一场精彩的演出,处处是聪慧机智的灵光。在引人入胜的世俗故事后面,是对生存环境的犀利体察、对生活真相的沉重叩问、对社会历史的冷峻思索。在家长里短中穿越沧桑世事,在市井烟火中透露哲理思考,在日常叙事中呈现历史变迁,显示出将提炼生活素材和驾驭宏大叙事紧密结合的非凡才能。

读肖克凡的小说,我知道了自己距离真正的小说艺术有多么远。肖克凡的小说语言明显打上了仅仅属于他的艺术烙印。天津人特有的语言优势与他个人出色的幽默感相得益彰。

“车钳铣,没法比;电气焊,凑合感;要翻砂,就回家。王八瞪蛋是冲工,大锤震耳是铆工,溜溜达达是电工,轻轻松松是化验工。”

这些来自产业工人的语言火花,让现代工业的钢铁棱角顿时变得柔和,也给肖克凡的小说增添了强烈的个性色彩。肖克凡的小说语言主要采用天津方言,“津味”盎然。独特的民间俚语作为叙述的最基本话语构成,极为生动地反映出地域的世风民情,“津文化”由此深蕴其中。

肖克凡不是有城府的人。他思维敏捷,多才多艺,伶牙俐齿,妙语连珠,争辩起来言辞锋利,无可招架。也许正因此,他小说的文字反而力求平淡和隽永。不过在风平浪静、清爽利落的文字下面,却是强烈的情感冲动,以及语言本身的张力。

肖克凡对语言有着高度的颖悟,相信语言是对生活本质的还原。与口头表达的娱乐性不同,他的小说语言力求过滤掉一切杂芜,过滤掉种种流行的妆饰或是虚张声势的泡沫,最大限度地洗练至透明、近乎冷硬的境地。有时候为了暗示时代对人的价值和主体性的影响,干脆对人物外在形象不置过多刻画。

肖克凡的小说追求高远,功力甚深。但传统的叙事显然背离了标新立异的时尚,在一个热衷跟风的浮华时代,他的小说难以产生轰动效应。作为一个职业作家,他保持着冷眼旁观的执著,并不因此沮丧。他相信艺术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救赎,仅仅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语言汨汨流动的韵律,就是对心灵的莫大抚慰。他说他的写作基本上处于“无目的”状态:“写作是一种自律,同时又是一种自由。”这样的写作状态,使他的写作优游自如,举重若轻。

最近读到他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中篇新作《妈妈不告诉我》,集中体现出了他的小说特点和追求。这部中篇小说通过儿子“我”叙述母亲的人生经历,属于表现革命烈士的红色题材作品,然而却以新中国天津市民家庭日常生活为场景,采用构思新颖的现实与历史相互交叉的结构方法,有机融合“我”自身的成长道路,塑造出当代文学史上比较少见的母亲形象,尤其是在特定时代遭遇的命运令人唏嘘。这篇小说中的“我妈妈”没有告诉“我”为革命理想而献身的地下工作者的故事,而是通过旁人的视角叙述,反而令人愈发强烈地感受到田文佐与小树叶那样的革命者舍身成仁的崇高精神与高尚人格。多年后“我妈妈”为把田文佐的儿子还原为革命烈士遗孤,不惜自毁名节向组织交代“历史问题“,以此提供世间仅存的孤证,意外导致和丈夫的婚姻关系破裂。这就使得这部小说越过私人生活空间,在礼赞文学人物的同时,更为革命者的精神风骨再添庄严。这部小说里的所谓个体回忆,都成为现实与历史的文学结晶。

可以说,《妈妈不告诉我》这部小说,是描写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极具新意的作品,有评论者认为,这是肖克凡涉足此类题材的标志性小说,具有明显的个性符码意义。

想起罗丹说,艺术家这个词的最广泛含义,是指那些对自己的职业感到愉快的人(《艺术论》)。肖克凡就是这样一个人。

回到《汉书·艺文志》的“小说家者流”,圣人即使不以为然,也不能不承认“虽小道必有可观”。客观上,千百年来经历了种种变异的小说有一点始终未变,即小说是一种揭示,人世间的真、善、美尽在其中,假、恶、丑无可遁形;是一种评判,任随遮掩、涂改、歪曲、矢口否认、蓄意抹杀,公道自在人心,是非功过,水落石出;是一种良知,无论怎样光怪陆离的表象下面,永远有一颗为最多人认可的坚固的价值内核;是苦海沉浮的罗盘,是世道人心的晴雨计,是民间的旌表,是历史的耻辱柱。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保有基本的自尊和起码的人格,“小说家者流”在社会中虽然是一个边缘人群,但绝不是一个卑微人群。这就是肖克凡“把小说还给小说”的意义所在。

(摘自《妈妈不告诉我》,肖克凡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

原标题:把小说还给小说——我读肖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