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危机两周年：世界正在重构
▍疫情是块试金石
疫情危机之下，最难处理的是抗疫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疫情好似一块试金石，考验着不同国家的价值理念与治理能力。
美国和欧洲为避免疫情危机引爆经济危机乃至大萧条，推动大规模的财政扩张，央行利率降至接近零，其大把撒钱的力度，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时代。这种强化版的凯恩斯主义危机治理，遏制了经济大萧条的结局，阻止了坠崖般下降的经济列车。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4.4%，而至2021年第四季度，全球经济重上增长轨道，G20中约半数经济体GDP有望超过疫情前水平。
然而，保经济的负面效应也已同样明显：狂发货币带来的天量债务，欧美各国5~7%的通货膨胀率，未来几年隐约可见的滞胀格局，资本市场非理性繁荣累积的泡沫，以及美联储缩债效应外溢可能导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危机……与此同时，为保住经济增长，欧美付出了惨重的人命代价。两年下来，美国感染人数达6000多万例，死亡超84万人；欧洲感染9300余万例，死亡达160多万人。这种惨烈的生命健康代价，不知如何才能折算成经济增长数字，更遑论这种大面积的死亡对一代人心灵造成的深刻伤害，以及对社会的深刻伤害。大疫面前，在防疫与经济两难考题前，多数西方国家考了个不及格。这种结果对西方世界的损害将是深刻而长远的。
▍疫情之下，“大分流”风险重现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有近10%（7.7亿）的人口遭受饥饿，相较于2019年增加了1.18亿人。另一项数据表明，2020年，世界人口的18.5%（14亿人）处于中等水平的粮食不安全状态。换句话说，2020年世界人口的近30%（22亿人）面临粮食安全危机，一年之内增加了3.3亿。另据联合国数据，新冠疫情在2020年使大约1亿人陷入极端贫困，有超过5亿人生活在扩大后的贫困线以下，有2亿人失业。
在疫情危机暴发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预测，2020~2022年间110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将与发达经济体趋同。而现在IMF则估计，其中58个国家将失去发展势头。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警告称，世界可能出现“大分流”。
何谓大分流？它是指在疫情危机、气候变化危机等危机的持续打击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将丧失近十几年来的经济发展成果，丧失发展动能，重返几百年来与发达国家始终存在的发展鸿沟和发展差距。这意味着全球的不稳定、资源争夺和战争风险都将加剧。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持续承压
疫情危机之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压力日增。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思潮持续泛滥，不断破坏着自由主义世界本已动摇的秩序基础。
在美国，拜登政府的上台某种程度上标志着自由主义秩序的回归。拜登声称“美国回来了”，就是向自由主义国际伙伴的信心喊话。拜登政府始终面对国际、国内两个战场。在国际上，他面对中国、俄罗斯的战略竞争，两国在意识形态上被美国归入所谓“威权国家”，不断挑战美国倡导的自由主义的普世秩序。在国内，他始终面对虽然卸任却无处不在的特朗普的阴影，面对激烈的党争、撕裂的民意以及2022年中期选举的不测后果。所有这些国内的挑战，都来自反自由主义的势力。
2021年12月9日，美国召开“世界民主峰会”，召集100多个国家和组织参与这个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国际会议。这个会议一方面有孤立中国、俄罗斯之意，另一方面则是美国作为自由主义民主的“灯塔国”，对世界范围的“反民主”浪潮的大力度回应，捍卫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价值。然而，峰会的效果却大打折扣，全球范围内关注这个峰会的观众寥寥无几，完全没有实现拜登意欲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站台打气的诉求和目标。
▍疫情危机与中美战略竞争
疫情危机期间，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尽管中美双方都有管控竞争、控制竞争烈度的诉求和愿望，但中美关系却始终处在不断下行的惯性通道上。按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战略报告的说法，“应承认战略性和持久性竞争是当代中美关系的基础，不应因为奢望不切实际的友好合作而造成过度的失望”。从长远看，中美关系存在一些战略性和结构性的矛盾，疫情只是使这些矛盾愈发尖锐激烈。
首先，拜登倡导美国外交为美国中产阶级利益服务。从经济发展角度看，美国中产阶级利益的核心就是维护美国在高科技、高端制造业、电子信息等产业的持续扩张。而这种经济与外交战略，恰恰与中国产业升级、推动经济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过渡的战略需求相互冲突。中国的发展，如欲创造出大量中等收入人群，以及更多的高价值就业岗位，就必须向产业链的中高端升级，向更高附加值的领域迈进。而这势必挑战美国产业发展的利益，挑战美国中产阶级的利益。目前中美经济结构之所以互补，乃在于中国的中低端与美国的中高端相互需求。但只要中国不满足于中低端的位置，就一定会动美国的奶酪。这种矛盾是结构性的，是零和博弈，它必然导致美国的战略围堵。
其次，美国以债务陷阱、腐败、破坏环境为由大肆攻击、诋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并推动“重建更好世界”计划与中国相抗衡。美国之所以不能容忍“一带一路”，其实质在于维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业已形成的全球资源体系。由于其世界霸主地位，美国通过军事、经济、法律、意识形态等手段，构造了一个有利于其经济良性循环的全球资源体系，通过各种直接和间接手段将矿产、石油、有色金属、黄金等基础性战略性资源控制在自身势力范围之内，这是美国霸权的真正基础。然而“一带一路”破坏了美国的“风水”，“一带一路”通过帮助大量发展中国家构建基础设施来推动发展，由此推动了沿线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这一进程势必会重组世界资源体系，并不可避免地动摇美国的经济秩序基础。
最后，中美之间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冲突。美国价值与美国模式，是维系美国利益的核心环节，其作用甚至远大于美国的军事与金融。伴随美国实力下降，美式自由主义价值体系与美国模式也开始遭遇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为那些一欲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的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与新的选择。虽然中国并无意要取代美国模式，但对习惯于一神教思维的美国人而言，如果不彻底解构中国模式，美国价值必然遭遇可怕的颠覆。
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将是中国力量不断兴起，而美国则不断适应和打压中国崛起的过程，世界将显现为两强竞争与两强合作不断反复上演的“双元格局”。
— 2022年2月号新刊目录 —
▍域外
“疫情经济学”能重振“美国梦”吗？
于春海、章凯丽
观察当前的美国经济，既要看到复苏之强劲，也要看到复苏过程中的问题。思考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既要澄清疫情下政策选择的基本逻辑，也要分析政策定位从短期疫情救助转向长期结构调整的必然性。
“互联互通战争”？
解一然
▍焦点
大变局时代的北京冬奥会
修远基金会
在纷繁的危机之下，2021 年7 月，国际奥委会正式提出了“更快、更高、更强和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新格言。人类确实需要一届“更团结”的奥运会，更需要一个“更团结”的世界。
▍封面选题：后美国世纪的新中间地带
美国随着自身实力的相对下降和国内问题的尖锐化，在全球各地的军事存在和战略投入正在收缩。“海洋霸权退潮后，大大小小的滩涂和湿地显露出来”，广阔的“新中间地带”正在浮现。在这些地区，此前由霸权以强力维持的秩序出现松动和裂隙，一些中等规模的国家变得更为活跃，它们一面积极主导和推进新的地区整合议程，另一面重启或加速了以自身文化传统为基础的现代化道路探索。未来，我们将面临一个更多极，也更不确定的世界。
霸权之后的“新中间地带”
康杰
美国与塔利班：谁能改造阿富汗？
钱雪梅
伊朗为什么能顶住美国的极限施压？
吴冰冰
“军队主导”回归中东：对新一轮国家建构危机的回应
段九州
▍观念
“德谟克拉西”与“德谟克拉东”
王绍光
这几位生活在16—18世纪的欧洲人看中国传统政体，都有点左看右看、琢磨不透的感觉。他们的共同点是，感觉用君主政体或专制政体来指称中国传统政治，似乎并不完全准确。到了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一些更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的西方人，或接受西方教育的东方人甚至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实际上应被归入“民主”之列。
▍专题：数字时代的劳动
当劳之急：服务业零工经济的“去技能化”
陈龙、赵磊
在推动无人配送的进程中，一方面蓝领工人原本拥有的一些技能在自动化进程中悄然消退，另一方面智能化趋势所需要的新技能又无法从现有工作中获得自动培养。考虑到新业态劳动者数量庞大，自动化、智能化、无人化发展迅猛，新业态劳动群体的“再技能化”也是当劳之急。
平台是不是雇主——化解平台劳动悖论的新思维
许可
企业、市场还是社会？——法律如何回应技术系统
胡凌
▍历史观
失败的政治继承——苏联解体三十年祭
房宁
30年后回头看，政治继承的无序和非制度化是苏联解体的政治根源。由于这一问题，本来还可以通过调整和改革解决各种问题的可能和机会彻底丧失了。
▍反思美国模式
美国体系：一个制造业帝国的兴起与分化
严鹏
制造业是美国崛起为世界体系霸权的产业基础，也是美国迄今仍然能维持其霸权的物质基础。但是，成为霸权后的美国选择了符合霸权利益的全球政治经济制度安排，促成美国体系在全球化进程中加速扩散，反而侵蚀了美国制造业帝国自身的根基，使这个体系相对完整的帝国出现了局部去工业化的分化。
美国，如何落入金融化的周期律
孙喜、何西杰、李明
过去四十多年的金融化进程，是信息与通信技术(ICT) 大爆发时期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互动的阶段性表现，它深刻塑造着从政治制度到企业行为，甚至社会常识等各个方面，并导致了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就业危机、金融泡沫以及周期性的金融危机；随着ICT趋于成熟，要充分实现其经济价值，需要通过必要的制度重建重塑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确立产业资本的主导地位。
▍学术评论
美国“边疆”极其封闭
郑凡
本文为《文化纵横》2022年2月刊（第1期）新刊手记，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