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来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孟子研究院
学术委员会主任
内容提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特别强调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而且把这一点作为整个治国理政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来阐发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济宁地区要充分调动发挥传统文化的资源，特别是儒家思想文化资源，尤其是要特别注重孟子思想文化资源，来增强我们干部学习的各个方面建设的能力，包括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本文从辨义利、重民本、申教化、倡王道四个方面，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阐发了孟子思想的当代价值。
这次我们系列讲座，是今年由孟子研究院王志民院长规划，由大家商定，来进行的一项学术活动。王院长让我来做一个开讲，很惭愧，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应该说对我也是个挑战。特别是在干部政德教育这个系列里面，怎么来谈孟子思想当代的价值和意义，对我也是一个新的课题。因为我们以前研究，不是专门从它的当代价值和意义来讲，是综合讲它的意义和价值。比如说他有一些思想，比如说民贵君轻，君轻这一点我们把它放在当时的时代，放在封建社会来看它的意义。可是君轻这个问题，要放在当代价值来讲，它的意义又不是那么突出了。因为今天我们不是一个君主制的社会。那今天再讲君轻的意义怎么讲？这个就不是在现代意义的框架里面，能够把它放进来的了。所以专门就现代意义讲孟子思想，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
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成立，应该说不仅对济宁地区，对山东，对全国来讲是一件大事。我们以往的干部政德的教育，它是放在井冈山、延安、浦东，这一类的干部学院来进行。在新形势下，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而且把这个作为整个治国理政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来阐发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在济宁建立干部政德教育学院，要充分调动发挥传统文化的资源，特别是儒家思想文化资源。而且儒家思想文化里边特别注重孔孟思想文化资源，来增强我们干部学习的各个方面建设的能力，包括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所以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今天我就把我对孟子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意义的一些体会，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如果不对的地方，也请大家批评指正。我今天一共讲四点：
一、辨义利
第一点是辨义利。孟子的开篇，大家知道是《梁惠王》。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跟孟子说，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给我们带来什么利益？孟子的话大家都知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然后他就讲了很多的话，说如果一个国家它的各级领导都只是追求怎么对我自己有利，如果一个社会是“上下交征利”（原文用的征是征服的征，我们把它解释为争夺的争），那么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然后他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那就是说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它不能够先利而后义，如果是后义而先利，只能导致这个社会的利害争夺。所以从价值观来讲，必须要提倡、倡导先义而后利，这个国家才能够有序生存。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以前也叫义利之辨，义利之辨就是要辨别义利、辨明义利，把义和利的关系搞清楚。
今天，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们看这个问题更清楚了，辨义利的问题，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在古代，应该说我们很早就碰到价值观建设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有争论的。在当时社会比较流行的主张，就是后义而先利。但是孟子跟流俗的主张不同，坚持一定要先义而后利。这个问题应该说涉及到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如何确立的问题。一个社会，每个人当然可以有他自己的价值观，可是一个社会，特别是从治国理政的角度，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它主流的价值观，和基本的价值观，必须正确确立。所以每个人可能奉行他自己的价值观，但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定要确定一个主流的价值观，而这个主流价值观的核心就是辨明义利，要对义和利的关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孟子的思想是很明显的，就是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必须反对唯利是图，在义和利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必须要坚持以义为先，以义为上。孔子已经讲了，“义以为上”。“义以为上”就是在一切事情上，如果义和利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是以义为上。当然孔子没有把义和利明确的在价值观上把它做一个对立，彰显出这个义和利的紧张，以及它对文明社会、对国家的意义。孟子就发展了这一点。
刚才我讲了孟子最后他的结论说“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他强烈反对后义而先利。所以我们说他的主张应该是先义而后利。这个思想到荀子就把它发展了，荀子明确讲“先义后利者荣”，荀子的这个主张应该说不仅是对孟子这个义利之辨的一种继承，也是对孟子另一句话的发展，即孟子讲过“仁则荣，不仁则辱”。荣辱观也就是价值观，我们十几年前，也进行过荣辱观的教育。特别是新世纪初，我们也讲八荣八耻，这个八荣八耻也好、荣辱观也好，都是价值观的问题。今天我们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而且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要以中华优秀文化价值观作为基础和源泉。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说今年重新温习孟子的思想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义利的问题，在孟子书中还有一个例子，当然不止一个例子，在《孟子·告子下》，孟子在和宋钘的谈话里边，又一次申明了这个道理。他对宋钘说，因为宋钘想用这个利字，即利益的利字，去劝说这秦、楚之王，来罢三军之师，来避免战争，消弭战争。于是孟子当时对宋钘说这么一段话，他说如果你想劝说他们消弭战争，罢战，但是却用“利”这个字去说服他们，就会导致一种情况，就是“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这样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终去仁义”，就是最终没有仁义了，把它去掉了，都是“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这个想法，我们看跟刚才讲的《梁惠王》这个例子是一致的，但是有点区别。《梁惠王上》讲的义利关系，他举这个例子来讲，他主要讲各级领导，比如说国王下面是大夫，大夫是士，士下面是庶人，千乘之家、百乘之家，他举的例子，我们可以说举的是关于各级领导的例子，掌握各级权力的这些人的上下级的关系，是举这个例子，来说明不能后义而先利。
但是我们看《告子下》举的例子，当然也举了人臣和君主的关系，但是他也举了父子、兄弟，然后他的结论是“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这个“相接”它超出了政治上的上下级关系，变成更普遍的一种社会交往、社会关系。这样一来，义和利不仅仅是上下级的政治关系要处理的价值观，它广泛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相接，这个相接就是相处、打交道。所以义利关系不仅是政治秩序要处理的问题，也是所有人与人相处、打交道的基本原则。人与人相处、打交道，相接不能够唯利是图，只是为自己的利益来出发。而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怀仁义以相接”，这样一来，从义利来讲，他讲的仁义就是义，义再进一步讲就是仁义。所以从《告子下》所举这个例子，我们会看出来，《梁惠王上》更注重从治国理政，从政治关系来强调义利关系正确解决的重要性。但是《告子下》这一段，他把义利问题更加社会化、更加普遍化，成为人与人相处的普遍原则，就是强调要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先义后利，不能够后义先利。因此我们看这一段，就把关于义利价值观的问题，把这个层次扩大了。第一个层次，在《梁惠王上》里面，它是属于治国理政的层次。第二个层次，它应该是属于社会文化的层次。那有没有第三个层次呢？还有第三个层次。
第三个层次就是个人层次，孟子讲人生在道德选择的紧要关头，怎么样处理义利的问题？义利关系也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比如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讲的这个例子，他所讲的就是人生的，是个人人生的道德选择。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孟子所讲的这个义利的价值观，它包括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中国古代价值观这个体系，它的核心是义利之辨，是辨别义利。中国古代有它完整的价值观体系，它有一套核心价值。这个价值观的体系，其核心应该说从孔子时代就开始了，孟子就把它确立为义利之辨。而这个义利价值观，它是讲先义而后利。这个义利观作为价值观，它是贯通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次。我们今天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分为三个层次，可这三个层次不相贯通。而古代的价值观，我们发现它有一个特点，它的核心很清楚，强调义利问题；而这个义利观作为价值观，它既是治国理政的价值观，又是社会关系的价值观，也是人生道德选择的价值观。从这方面来看，中国古代文化对价值观的处理，它对我们今天来讲，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今天我们讲的二十四个字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大家也知道，对这二十四个字组成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家还是提了各种补充的方案，并不认为这个是完满的。习总书记说，中华优秀文化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和基础，说我们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很多就是从古代文化提出来的。我觉得习总书记讲的，不是从一个实然的角度来讲的，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二十四个字就已经很完善的吸取了古代优秀文化的价值观体系，就已经把中华文化和我们现在的价值观体系建设，已经结合得很好。它是在一个比较理想的层面，即应然的层面，是讲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是以我们古代中华优秀文化为源泉、为基础的，但是不等于说我们现在的二十四个字就已经很完整地把古代文化的优秀价值观已经都体现出来了。习总书记讲的那六句话举例来说明优秀传统价值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在不同的场合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补充了很多的中国古代优秀价值观的重要理念。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重新考察孟子的价值观的现实意义，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就是对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它提供了有利的启示，讲明了古代中华文化价值观的核心是义利的问题，而且它能够贯通到三个层次。这个我们在反思、完善今天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时候，应该考虑。比方说讲仁爱、重民本这六句话，如果让我们大家征求意见再扩充，我就加一条，叫“辨义利”。不仅讲仁爱、重民本，还要加一条辨义利。我觉得这个才能使我们现在这个价值观才能够更多、更好地体现出古代文化的价值观，优秀的价值观。所以我想我们不要把那六条就看死了，因为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举例。如果我们以孟子的思想来补充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系，我相信在某些方面更能够满足社会和人民的需要，特别是在价值方面的需要。这是我讲的一点。
再补充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点体会，就是义利关系，刚才我们讲了先义后利这个问题，我想在孟子思想里面，没有排除另外一种意义。就是说，选择先义后利，是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做的一种选择。不论是个人道德，还是社会文化价值，还是国家的层面，二者不能得兼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舍生取义，先义后利。但是孟子并没有排除，也有二者可以得兼的情况。在我们人生里边，在社会交往里边，在国家治国理政上，如果二者能够得兼，就不必片面把那两者对立起来。我想今天我们讲的一带一路，我个人觉得一带一路就是一个二者可以得兼，就是义利双行的这么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规划。所以我想孟子虽然讲了先义后利的价值观，但是更多的是把义利在尖锐冲突的时候，我们应有价值选择，给我们呈现出来。但是他没有排除在我们人生、社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领域，是有二者可以得兼的、可以共赢的情形，应该努力开创，争取这种共赢得兼的局面。这是我一个体会。
回到干部政德教育，我想从政德教育角度来讲，特别是个人层次，个人层次这个义利的问题，应该说孟子的讲法，主要是针对领导干部来讲，就是士君子。原则是普遍的，但是孟子讲的重点，应该说是针对士君子、士大夫，今天对我们来讲就是党的领导干部，就是有先进觉悟的，而且承担领导工作职能的。孟子讲的这个个人层面的义利的选择，主要是针对我们领导干部来讲，而不是针对人民来讲。我觉得这一点重点应该突出。不是说我们作为领导干部，每天要跟人民去反复强调这个，重点还不在这儿。当然人民碰到这个问题，也要做这样正确的选择，这个没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本身。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叫做辨义利。
二、重民本
第二点叫重民本，我就用了习总书记讲的，讲仁爱、重民本的表达。孟子讲的“民事不可缓也”，这个民事就是指民生大事，民生大事是最急切的大事，缓不得的。所以孟子应该说他把民生看作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从今天来看，孟子对治国理政，对民生大事的关切，有一条是值得注意的，就是他是最早提出把温饱作为治国目标的人。大家说好像孟子没有讲温饱，那就看你怎么看。因为孟子反复讲，“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是王天下，不饥不寒那就是温饱，对不对？是采用另一个说法，不饥就是饱，不寒就是温。所以不饥不寒就是温饱，今天我们来讲也就是小康。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从孟子以来，千百年来，就把人民生活以温饱为内容的小康，作为自己治国理政的一个奋斗目标，或者作为自己治国思想的一个重要目标。孟子把温饱的问题看作王政的根本，也是仁政的根本。
另外我们看孟子讲仁政，他说仁政的最先步骤就是“省刑罚，薄税敛”，关注弱势群体，这个“省刑罚，薄税敛”，今天我们也在做。我们上一届政府，完全免除农业税，我觉得这方面已经是做得非常充分。这一届政府，应该说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方面，在引导大家共同创业这个过程中，减免各种妨碍大家创业的各种收费和手续，都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关注弱势群体，在孟子以前，应该说儒家思想已经包含这一点，所以孟子也把这个思想追溯到西周。“省刑罚，薄税敛”，关注弱势群体，同时强调保障人民的养生送死的基本需要。保障人民养生送死的生活需要，就是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当然，孟子还提到一步，就是为了保障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最重要的是制民之产，就是保障人民的产业生计，作为他来求得温饱的基础。所以我们看他有温饱的概念，有这种“省刑罚，薄税敛”，关注弱势群体的这个层面，然后最重要他还有制民之产。当然他那个时候制民之产跟今天不一样，我们不能完全仿效，他主要是强调五亩之宅、百亩之田。那个时候人口少，百亩之田能够实现。
我想他的这些关怀民生、求得温饱，里边其实有包含一个观念。这个观念贯彻在其中是什么呢？我想能不能说它是富民的观念。因为孟子讲，“民可使富也”。所以应该说孟子思想里面，是有富民的思想。从消极的角度，讲保障人民温饱，使他能避免饿死，流转在沟壑里面，从积极的角度来讲就是富民。所以孟子思想里面是有富民思想的。把上面说的这几项，把它做好了，就可以使人民向富裕发展，从小康进一步向富民来发展。那么这个重民本的思想，从今天来讲，跟我们小康社会建设，应该说在理念上是相通的。所以我们如果从这点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础源泉，确实完全是相通的。
我觉得孟子另外一个概念应该值得注意，就是孟子很强调作为管理和领导者的“行政”观念，因为孟子里边有行政的观念。而孟子认为，对于领导者、管理者的而言，行政是什么？就是为民父母。孟子不是讲“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明确提出了行政的观念。而且他行政的基本理念是为民父母。为民父母这个观念是很早就产生了，西周文化如《诗经》里面就已经有民之父母这些讲法。在孟子来讲，这个思想它一方面是一个基本的行政理念，另一方面，在孟子把它看作为一种行政责任，行政责任应该是问责的，要问责的。当然孟子他所讲的为民父母的责任，主要是民生的温饱，这个范围是有限的。但是他把这个行政的理念归结为为民父母。如果我们用一个浅白的话，他就是讲的做官。什么是做官？做官就是为民父母。有很多人愿意做官，但是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官。在孟子思想里边，做官这个概念就等同于为民父母。所以你如果不为民父母，那你就在本质上违背了做官的这个责任。所以孟子这个行政的理念，包含有问责的理念，因为我们知道孟子讲的故事里面，如果你境内四民不治的话，谁来负这个责任。他有一连串问责的那个例子：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所以应该说孟子里边已经包含这样的观念。
孟子在这方面，应该说也带有很强的批判性。为民父母，不仅仅是揭示了孟子所理解的行政理念、行政责任、责任伦理，同时他也带有很强的批判性。这个批判性就是把责任伦理放大，坚决批判和反对以政杀人。从前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叫以政杀人，但是我们看孟子思想里边是有这个观念。比如他讲你杀人，“以刃与政，有以异乎？”你用刀刃杀人还是用政治来杀人，有差别吗？当时跟他对话的人说，“无以异也”。这就是孟子要得到的结论。所以说孟子他是坚决反对、明确反对、要警惕杜绝以政杀人。这表达孟子很强的一种责任意识，在政治方面的一种责任观念。一个政治过程和一个行政过程，我们不能够只讲动机，只讲领导者的动机是什么，还要看他的行政后果。你看他举的例子，从后果讲，以刃杀人和以政杀人没有区别。因此，从正面强调，政治和行政的责任是保民。从反面，他就坚决反对以政杀人。这个和孔子讲的“苛政猛于虎也”是一致的，也是带有批判性的。所以政治领导者，按照孟子的思想来讲，他必须要有责任，人民如果饥饿而死，你是直接的责任人，与杀人同罪同责，包含了这样的思想。如果在你的统治下，人民饥饿而死，这是要问责的。你这个政治领导者要直接负责任。用他举的例子来讲，应该是跟杀人同罪同责。所以这样一种对政治责任伦理的最高重视包含了对治国者的问责，不是仅仅从动机来看，而且要注意从政治的后果，这个理念我觉得还是有现代意义的。
可以看到，孟子的政治思想里面确实有一些很先进的理念。包括以前我们也讲过，孟子思想甚至包含了治民者的权力来源这样的思想。治民者的权力，表面上是来源于上天，但是实际上是来源于人民的受托，这包含了契约论的思想。孟子讲过，一个人要到楚国去，他把妻子儿女托给一个朋友来照顾，结果回来一看，妻子儿女都是冻的冻、饿的饿，用这种受托的关系，来隐喻权力来源的本质。所以这些思想应该说对于正确理解我们的权力，是有益的。各级领导干部所掌握的权力，他是受人民的委托所赋予的，应该说这些思想在孟子里面都有了一些不同的表达。
关于执政者和管理者，他的一些理念，应该说还有一些也是值得提出来的，在今天来讲还是有意义的。比如说除了具体的制民之产等，刚才讲的关照弱势群体。孟子的一个思想是深入人心，而且传之久远的，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个当然可以放在孟子关照弱势群体那里面来讲，但实际上我们在看中国历史上，这句话甚至可以说对20世纪中国人早期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都有帮助。这句话已经超出了具体的治国理政的一个办法，变成了一种社会的价值理想。这个我觉得是值得注意的。也就是孟子思想对后来，近代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的观念，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有作用。
第二个，孟子有个思想，当然也是儒家一贯的思想，就是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讲“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所以这个与民同忧、与民同乐，对孟子来讲，是一个理想的领导者的规范，也是一个理想领导者的德行。我们的干部政德，从最高的领导者，到最普通的领导者，他的规范和德行，如果从重民本这一条讲，就是与民同乐、与民同忧。我们比较注重讲与民同乐，不太强调与民同忧。其实与民同忧也同样重要。当然孟子书里面没有具体的讲解这一点，与民同乐，他只是讲了原有的那些放牧园囿那些例子，还有乐器音乐。但是我想作为这个理念，他重民本的思想贯彻到基础政治管理的理念，提出的与民同乐、与民同忧，在今天，从干部政德教育这个角度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
孟子的这个重民本的思想，为民父母，好像有一个从上对下的问题，好像不是平等的，好像是自上俯视下，好像有这么一种观念。我觉得这个倒不见得是最重要的。大家对孟子讲的民本思想都有所了解，如果从当代的意义来讲，我觉得可以和一些思想来对比，比如说“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当代的观念。孟子为民父母的思想，其实也可以说包含了管理者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你看小孩子的父母，对那个小孩子的关照，岂止是服务，那真是全心全意为他服务。所以我们说为民父母里面，它也包含了管理者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是也有一个区别，就是我们半个世纪以前，大家特别普遍流行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它更多是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个人的道德，个人的工作态度，大家想想是不是。更多的强调，你在每一个行业工作的人，你要为人民服务。所以为人民服务，更多作为个人的道德、个人的工作态度，或者叫工作伦理。但是孟子这个民本思想，我想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今天来看它的意义，它包含了为人民服务，它更突出是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制度和政策的意义，不只是讲个人工作，而是讲制定政策、制定制度的时候，怎么为人民服务，它包含这样的意义。所以你看孟子讲了很多关于政策方面的设计，属于仁政的设计。孟子很重视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能够真正为老百姓服务，他重视制度、政策的价值方向。我们今天如果重新看民本思想，是不是可以说是一个特点。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说孟子的这些思想，也可以说今天我们党中央所强调的，对各级领导所强调的，叫做“以人民为中心”。我们现在中央也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我想这个以人民为中心，它已经不是以前五十年前讲的为人民服务。今天我们讲以人民为中心，在中央的文件中，是把它作为发展理念来讲。我觉得孟子也是以人民为中心，不是仅仅作为一个方面的发展理念，是作为全部行政的根本出发点、落脚点。这个应该说他的思想里面提得更高。所以孟子的民本思想也是以人民为中心，但是它不限于发展理念，它是一切都是以人民为中心。所以我们今天讲人民主体地位、人民至上、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这些话，都是我们今天政治文化里常讲的理念。追寻其思想源头，不能不说它汲取了孟子思想的精华。可能在起草这些文件，提这些提法的人，提的时候可能没想到孟子，但是作为一个传统，孟子思想已经成为我们文化的基因，它就无形之中会支配、引导我们的思想。所以这些人民主体地位，人民为中心也好，人民至上，我想它的源头就有孟子思想。所以我们今天弘扬孟子的思想，应该说也可以帮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今天有关于人民的各种各样的提法。
再讲一点，对于这个民本思想的价值，近代以来我们有一个偏向，就是我们比较侧重在处理民本和民主的这个关系，要说明这个民本思想，是现代社会民主的一种基础。民本当然不等于民主，但是从价值观来讲，它是民主思想的一种价值观的基础。我们以前更多的是把民本思想跟民主制度，作为理解孟子思想现代意义的一个切入点。我想这一点当然也不错。但是今天，我们应该开发另外一面，就是更加重视民本思想对现代国家治国理政的意义。什么意思呢？就是民主的问题，民主制度的问题是属于政道问题，而治国理政是属于治道问题。政道就是一个国家基本政治制度，这个是政道。治道就是治国理政的各种政策、方法。我想说，今天我们来看，其实治道可能比政道更有意义，更有重要性。即使是一个民主的制度，如果没有善政，没有好的治道，也是一团糟、一团糊涂。国家和社会都不能得到很好的治理，这个在当代历史上也可以看到很多例子，国外也有很多的例子。民主制度当然本身就是多种多样的形态，并不是民主制度就能带来善政，就能带来良好的制度。所以今天来讲，我们应该更多关注治道。所以我刚才讲的孟子的民本思想，更多是关注在政策和方法的方面，都是讲在“治道”意义上怎么把国家治理好。这个问题我想应该说在今天来讲，是有意义的。以前我们过多关注在政道上的启发，而忽略了孟子思想对我们今天制定治国理政的各种政策，他所提示的意义。
最后我想讲一下关于民贵君轻的问题，民贵君轻体现了人民至上，应该说这是最早的人民至上论。在孟子时代，应该说提出这样的思想很了不起，这个我就不说了，因为今天的君主制也不存在了，我们就不从这儿讲了。但我只补充一句，就是在儒家思想内部来讲，它具有的意义也是不寻常的。不是所有儒家的大思想家都能够达到孟子的这种价值观水平，能赋予人民最高的价值地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汉代的董仲舒，董仲舒虽然他不是一个绝对的君主崇拜者，他是强调对君主要进行限制，对君权、皇权要进行限制。所以他有一句话叫做“屈君而伸天”，屈就是委屈的屈，就是带着一种压服、压制，来伸张上天的那个权威和作用。可是他前面还讲一句话，叫“屈民而伸君”，这个跟孟子思想就差太远了。孟子恰恰是相反，是伸民以屈君，不是屈民以伸君，可以看到孟子思想在儒家思想内部的先进性。当然了，不同的时代，它的社会条件、政治条件有所变化，但是无论如何，民贵君轻跟屈民伸君，那完全是两个层次的价值理想。
最后我回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是政德教育，以民为本，就是把人民放在第一位，这是价值观。但是从政德教育来讲，我们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把这个价值观化为德行，化为干部的德行。以民为本这是我们的要求，古人这么要求，现在我们也这么要求，价值观我们也这么提倡。怎么能够把这种价值观的提倡，能够把它转化为干部的德行。就是以民为本，不仅是一个价值理想，是政策的基础、精神，要让它能够变成每个干部实实在在的一种德行。在这一点上，它跟以前我们讲的为人民服务也有点关系，为人民服务就是一种德行。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把价值观的这些根本问题，真正实实在在转变为干部的德行。我把它叫做“化理为德”，这是干部政德教育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把那些价值理念，怎么能真正转变为他的德行，这才能真正在工作中特别自觉。因为我们很多干部，他做官，刚才我讲了，孟子讲什么是做官？做官就是为人民服务。当然这也是一种很理性的约束，怎么把它变成个人的道德？以前冯契先生叫化理论为德行，化理论为方法。我想我们也有一个怎么把这些价值观、理念化为德行的问题。冯契先生讲的化理论为德行，还是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怎么把那个哲学化为德行。我觉得我们今天更现实，要把这些价值观，把这些理念，真正实实在在变成他个人的德行。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政德教育提出的新的问题。
三、申教化
第三点，申教化。这是从我们今天的发展理念来讲，刚才讲的温饱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孟子所讲的温饱，孟子所理解的小康，它是跟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他有一个发展理念的话，他的发展理念是温饱有教，这个思想他是一贯的。所以，孟子非常重视民生的温饱，可是他也同时注重民众的教化、教育。比如他提出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我们要讲天道、地道、人道，人道的内容不是说饱食、暖衣就是人道，不是的。如果你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住得也很好，很舒服，可是没有教养，孟子讲得很严厉，认为那就近于禽兽。他说“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所以如果有温饱没教育，这个社会不是一个人道的社会，近于禽兽，不是人道。所以这个社会要有人道，真正要“人之有道”，你必须教以人伦、伦常、伦理，其中有政治关系的伦理，更多是家庭关系的伦理。社会关系也有(朋友有信)。所以政治关系、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伦常，这是一个文明社会人道最根本的东西。我们现在讲文明社会，最重要的是有文字，是有城墙。对孟子来讲，什么是文明社会？文明社会就是要有人伦，没有人伦就没有文明。所以我们看，这里面包含了孟子的文明观念，因为禽兽相对的就是文明。文明社会如果沉沦，就沉沦为禽兽的世界，那就不是文明社会了。文明社会之所以是文明社会，那些技术的因素应该还不是最重要的，有没有文字出现，有没有什么城池出现，金属冶炼到达哪一步，从孟子的角度，从儒家的角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建立起一套人伦关系、伦常法则。
这个教育，我们历史上叫做教化。在古代来讲，教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教育，甚至是由国家、由王朝来负责的。像刚才提到的孟子讲的，“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圣人指尧舜，他让契当司徒来主掌教育工作，教以人伦，教就是教化、教育。这个人伦，也就是五伦。五伦这个人伦之道，后世我们也统称为礼义，孟子有时候又把它叫做仁义。仁义也好，礼义也好，核心的部分是人伦。
孟子有这样的思想，礼义之教很重要，但是礼义之教首先需要有物质基础，就是制民之产。可是制民之产本身还不是足够的，有了制民之产，并不等于理想社会、小康的社会已经达到，它必须有教育。在制民之产的同时要加之以教化。所以孟子讲了制民之产，马上就说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前面说一定要建学校，后面说一定要讲礼义，孝悌之义。所以孟子就回顾，你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夏代叫学校，殷叫序，周曰庠，三代共之，皆以明人伦也，都是为了明人伦。所以这种人伦的教化，孟子是非常重视的。一方面要满足人民的欲望，生活基本需求。这是人民利益的主体，可是在使人民温饱的同时，一定要让他能够“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我们后世讲的孝悌忠信就是从这儿来的，就是不农忙的时候，我有时间学习和实践孝悌忠信。一定要保证这种教育和实践。我们从今天来看孟子，应该包含这个角度，就是他对小康社会的理解，不是仅仅限于温饱，还有对人民的教化。这是他始终强调的。刚才讲民事不可缓也，民为贵，可是孟子不是民粹主义，他始终坚持人民需要教化。应该说孟子不是民粹主义，他是民本主义。他坚持认为对人民的伦理道德的教化非常重要，也是一个人道社会、文明社会，成为文明社会的一个最基本条件之一。
今天小康社会的建成应该为期不远了，但是我们看，今天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人民生活，应该说已经是温饱无忧。当然我们还在精准扶贫，要进一步解决那些人口数量并不多，但是生活比较困难的那一小部分人的温饱问题。所以小康社会包括扶贫，我们也应该以孟子的深刻观察作为借鉴，就是把教育、教化看成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方面。当然教育、教化它有很多的形式，有很多的方面。今天社会的教育、教化，远远超过孟子那个时代的需要。所以我们说孟子他重民本，他不仅强烈主张民生，但是他也包含了他的教育论，这是孟子思想的辩证通路。不能把孟子思想的重民本、民本主义变成一种民粹主义，也要看到孟子对教育问题的重视。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主席还讲，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主席那个思想应该说，可能也受到孟子一些影响，因为毛主席对四书非常熟。所以民生论和教民论，应该是我们了解孟子民本思想的互补的方面。孟子讲后稷怎么教民，让契怎么教以人伦，都是说他对教育、教化的重视。这是他对于整个社会的一个设计，和孔子在《论语》里面表达的对个人教育的重视还不太相同。孟子认为一个人道的社会，理想的社会，一个小康的社会，它应该具有这样的东西，就是对人民的教化。只有这样的人民，他所生存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人道的、理想的社会。
我想我们今天扶贫的观念，小康的观念，温饱的观念，怎么能够结合起这个教化的观念，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挑战。因为我们一般讲的教育，很多都是小孩子的教育，即使讲农村的教育，也是小孩子的教育。怎么面对这个普通民众，他的教化需求，其实很多自己是不自觉的。但是一个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他对这个社会的规划，和对理想社会的理解，绝不能缺了教化这一条。所以我想这个可能对于我们今天，对于我们发展的理念，应该也能够提供一些有意义的经验。
四、倡王道
最后第四点，倡王道。王道思想，王道的概念很早就提出来了，在西周就提出来了。但是孟子关于王道的思想，在今天应该说特别有意义。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包括冷战以后的当今世界，怎么构建合理的世界秩序，怎么彻底改变一两百年以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他们的影响和残余，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是很突出的。整体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是没有了，特别是经过50年代、6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国家都独立解放。但是霸权主义仍然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残余也还在。这些都是对我们构建合理世界秩序的威胁。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弘扬人类的共同价值，成为我们今天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国家随着国力的增长，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全球的事务，特别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我想人类共同价值里面，习近平总书记提了几条，推动全球治理最重要的，我想还是怎么在国际事务中能够贯穿民主和平等的原则。民主就是有事大家商量，平等就是反对大国欺负小国，反对富国欺负弱国、贫国。如果说在这方面，我们有什么历史文化资源的话，那应该就是王道的思想，特别是由孟子阐发的王道思想。
其实最近十几年，已经有很多人开始重视这一点了，即王道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意义。我们知道孟子已经提出过王霸之辩，“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然后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那么这个思想，孟子当然是针对当时那个社会，因为春秋五霸到战国，这种崇尚霸权、崇尚霸道是非常流行的。孟子应该说他这个论述已经上升到哲学的论述了，就是行事诉诸武力，同时假借道德的名义，这个就是霸道。它基本特征就是行事要诉诸武力，可是同时它要假借道德的名义。因为称霸要靠武力，所以称霸者必须是大国，这个容易理解。行事不诉诸武力，而诉诸道德，这个就是王，就是王道。这是儒家所倡言的。王者不是依赖于武力，他依赖于道德的感染力。因此孟子就揭示了二者的区别，霸的本质是以力服人，王的特点是以德服人。这也可以代表一种价值观。因为价值观支配他的行为，他所有的行事，都是以力服人，就体现了他的价值对力量的崇拜，对实力强烈的一种崇拜。但是孟子讲的，从儒家的角度是对这个加以否定的。因为他从服这个角度来讲，服是秩序的一种体现，他说只有以德服人，才能够使人心悦诚服。所以孟子所追求的理想的那个服，他认为那个不是被强力所压服，而是心悦诚服的一种境界。
孟子在他的叙述里边，他说这个霸者也不是傻子，霸者不是赤裸裸只讲强力主义，他行事是相信实力主义的，但是整体来讲，他的说辞不是诉诸于赤裸裸的暴力，他往往需要假借道德的名义。这不仅揭示了霸者霸道那种行为的逻辑和形态，应该说也很早就说明了霸者是有他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为他服务的一套话语。今天我们刚才讲了，构建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它一方面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一方面涉及到话语体系的问题。西方国家有一套它的话语体系，作为它霸权主义行为的支撑。长期以来，这个世界是受到种种大国霸权主义的主导，以武力压迫、欺压、胁迫、逼害弱小的国家，或者跟它价值观不同的国家。但是它都打着传播民主、自由的这些话语形式。所以这种两面性，必须在本质上把它加以揭露，要真正认清楚它奉行的是以力服人的根本价值观，来破除帝国主义这种虚假的面貌，打断帝国主义对道德的假借，才能够掌握国际事务中能代表大多数国家利益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霸必大国，霸必须是大国，因为你是靠强力。可是大国不必霸。霸必大国，可是大国不必霸。这就是我们今天中国所奉行的政策。中国从70年代就已经讲不称霸，毛主席的时代讲不称霸，邓小平的时代讲不称霸，今天我们的中国崛起，我们还是不称霸。为什么我们不称霸？应该说就是因为我们有王道的理想作为基础，有王道的这种价值观。我刚才讲一带一路，这个一带一路的共赢就是一个典型的现象，如果从王道的角度来讲，一带一路应该说就是我们王道思想的一个新的体现。因为这个一带一路的设计，它的理念，它是反对以力服人的，它是王道。所以正像孟子所讲的，它就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有少部分西方国家不赞成我们一带一路，不参与我们的工作，最近都在不断转变。连日本首相这样的人，也开始对一带一路做正面的评价，说明王道的力量自在人心。全世界大多数人民都肯定一带一路，肯定这种王道共赢的模式。少数西方国家，也不得不正视得道多助的现象和压力，因为有价值压力。得道者多助，它有价值的正确性，就是得道，得道就是得民，得民就是得民心。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个王道，也就是仁政，或者仁政的进一步扩大。这个问题还可以说一句，孟子讲仁，我们以前讲过，孟子对仁的讲法，在仁政来讲，跟孔子有所不同。孔子主要是把它作为个人道德，个人最高的道德或者最完满的道德来强调，这个没有错。但是孟子是要把它贯彻在政治和行政这个领域里，称为仁政，注重“发政施仁”，把仁的精神施发到政治实践里面。这里面还有一个思想，就是孟子讲的仁，仁不止是发政施仁，仁是要“以善养人”这样的观点。“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这个观念怎么理解？就是善，一定要落实为、体现为实际的利益的惠予和推广，惠是实惠的惠，予是给予的予。就是以善养人，不是仅仅说讲一套好听的话，讲一套善的东西，从理论上讲了很多善的东西。真正的以善服人，它能够以善养人，养就表示要把善能够落实为、体现为一种实际利益的惠予，所以这个养字不一般。就是说孟子他所理解的这个仁政，它是包含养，这个养才能真正的服人。所以我们看一带一路整个规划，它是给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人民，能够带来实际的发展效益。我认为这个就是一种“以善养人”，所以它能够得民心，它是王道的一种体现。
孟子很强调实惠，孟子不是还讲过一句话吗，说“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有很好的仁的名声，好像你也有很好的仁心，内心有仁慈的心。可是老百姓得不到真正的实惠，不可法于后世。所以这种仁泽惠民的思想，应该说也是王道的一部分，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处理国际事务一个重要的部分。
孟子的思想，应该说它包含很多近代的意义和价值。最后我讲一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的愿望和期待，让人民群众真正得到改革开放的实惠，党要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我个人的理解，这一切可以说就是施仁政于民。在以前，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刚刚成立的时代，我们对仁政的概念还有一点忌讳，更多的是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强调阶级压迫的方面，怎么对反动阶级实行压迫和专政。这个很正常，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很多反动派，反动阶级，包括蒋介石的蠢蠢欲动，有很多反动力量。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天六七十年，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建设和对社会的改造，应该说社会总体上不存在反动阶级。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中心工作已经转变到经济建设，与经济建设相连的，在今天来讲就是文化复兴。那么在经济建设，搞现代化，奔小康等方面，今天我们可以不顾及什么反动阶级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肯定施仁政这个概念，使施仁政这个传统概念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发展理念和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撑。
原载：《孟子研究》（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