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被统称为“两报一刊”。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由陈伯达主管,《解放军报》由林帅主管。

“两报一刊”经常联合发布一些社论和文章,其影响力是十分大的。

因此,作为笔杆子能进入“两报一刊”,那就等同于是鱼跃龙门了。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的名气,就是在其中的《红旗》杂志社打出来的。

这篇文章,就简单地介绍一下关锋。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01

关锋的身材比较瘦小,或许是长期伏案从事写作,导致他的脸很瘦削,打眼一瞧显得有些略带病容。

他常年留着小平头,说是小平头,其实和光头也差不多了,脸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镜片很厚。

关锋的烟瘾比较大,常年烟不离嘴,特别是写文章的时候,烟更是一根接着一根,这导致他的牙齿被熏得有些发黑。

虽然他身材瘦小,一副弱不禁风的文人模样,不过他说话的声音倒是比较响亮,并且说话简明扼要,隐约之间有着一股气势。

后期随着地位和名气的不断提升,他说话的那股气势就显得越发的让人不容置疑。

关锋在没有进入《红旗》杂志社工作的时候,不管是在文化圈还是在社会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影响力和名气的。

进入杂志社后,才一步步打响了名声,在社会上也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也掌握着社会的舆论导向。

毫不夸张地说,关锋和王力、戚本禹三个人能做到“一篇文章定生死”,所以说,有时候文人的一篇文章,抵得上千军万马,和无数的刀枪剑戟,方块字之间暗藏着刀光剑影。

三个人里面,关锋是最为年长的一个,他1919年出生于山东庆云县。比王力年长两岁,比戚本禹年长12岁。

“关锋”并不是他的本名,而是战争年代的时候,使用的一个“化名”,一直沿用到建国后。

他的原名是叫“周玉峰”,也曾用过“周秀山”这个名字。

02

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社正式创刊,当时关锋在文人圈子里也是小有名气,陈伯达作为杂志社的总编辑,他对这个比自己小15岁的关锋,也是青睐有加。

陈伯达把关锋招进了杂志社,他自打进入杂志社的那一刻开始,就成了陈伯达的重点培养对象。

进入杂志社仅仅半年时间,关锋就被陈伯达提拔成为常务编委。

这第一批常务编委在当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要想担任编委,必须得是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才行。

关锋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哲学史这一块,在杂志社,这是仅次于“历史组”的一个重要部门。

众所周知,伟人喜欢的主要是“历史”和“哲学”这两方面,因此,主要负责哲学领域的关锋,有文采的他自然也受到了伟人的关注。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他写的文章,获得了领导的不少批示,由此,关锋逐渐开始声名鹊起。

当时的文人圈子,是这么评价关锋的文章:

“口气大而霸气足......尽管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认为关锋还是具有一定理论水平”
——来源:《领导科学》,“关锋沉浮录”,2005年第22期,霞飞。

关锋进入杂志社只用了半年时间,就被提拔为“常务编委”。至于他何时担任哲学组组长这一职务,具体的时间我也没查询到。

在1966年的时候,47岁的关锋已经担任了哲学组的组长。

可别小看杂志社的组长这一职务,特别是“历史组”和“哲学史组”这两个,担任组长,相当于是“首长”了。

而这时候的他,名声已经扬名在外了,“关锋”这两个字每天都出现在“两刊一报”,以及其他的重要报刊上面。

我们从旁人的描述,来看看当时关锋的地位:

“1966年3月至6月我被借调到《红旗》杂志工作时,关锋是该杂志哲学史组组长......一次我们几个人一起去食堂吃中饭,一个工作人员,用手指着一个瘦小且有些驼背的中年人对我说,认识他吗,他就是关锋.......我立即站住,目不转睛的看着走进另一个餐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大人物”
——来源:《我所知道的关锋》,阎长贵著。

关锋所走进的另一个餐厅,是司局级以上的干部吃饭的地方。而写下上述内容的阎长贵,可以说是关锋的弟子。

在1966年之后,关锋的职位进一步提升,成为《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辑。

阎长贵进入杂志社以后,关锋喜好他的文才,亲自教导他,两人也就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关锋出狱的时候,享受的是正司局级待遇,这“正司局级”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正厅级”。

他出狱后,本来是要回山东德州养老的,德州那边也按照正司局级的待遇,给他安排了一套两层的小洋楼。

不过,因为他身体健康不是很好,也就没有回山东德州养老,一直待在北京了。

作为关锋的得意门生,阎长贵可谓是见证了关锋最为得意的人生高峰期了。

“(我)经历了他一生红得发紫的意气昂扬、飞扬跋扈的岁月”
“1967年5、8月份,他们几个人(王力、关锋、戚本禹)四处插手......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搅得不少地方和单位派仗连连、武斗不断”
——来源:《我所知道的关锋》,阎长贵著。

1967年的上半年,是关锋人生最为辉煌的时候,但是这个辉煌也没持续太久,到了下半年,他就从人生巅峰徒然跌落。

“1967年7月18日晚的会议.....我坐在会场的中间,基本能看清他们几个人的面部表情,我发现关锋有点精神萎靡、面色蜡黄。到他讲话时,也没有了昔日的霸气.....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关锋,到了八月份,他就同王力等一起倒台了”
——来源:《我所知道的关锋》,阎长贵著。

后记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倒台后,《红旗》杂志有整整七个月的时间没有发布任何文章,基本上是处于停刊的状态,这也说明了他们三个人和《红旗》杂志的关系,成也于此,败也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