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施塔特对彬彬有礼的迷恋，对极右翼的恐惧，导致了他对温和派共和党人的高估。他倾向于将政治想象为一场竞赛，在这场竞赛中，理智的温和派受到极端主义者的全方位攻击，他选择性地（并非完全诚实地）描绘了左翼的社会运动——这些都是抵制自由主义的标志，这是一种在特朗普时代崭露头角的社会类型。阅读这部选集时，你很容易想象霍夫施塔特是在为《大西洋月刊》或《纽约时报》撰写专栏文章，警告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的危险，强调所有优秀的温和派团结在一起的必要性。
作者｜吉特·希尔
翻译｜魏崴
校对｜陈杨
全文共 14476 字，阅读大约需要 48 分钟
2020年，美利坚人文经典丛书推出了一部霍夫施塔特文集。《国家》（The nation）杂志专栏作者吉特·希尔（Jeet Heer）为其撰写了书评，其主要强调，“这部选集忽略了许多霍夫施塔特早期的作品，尤其是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和《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等作品进行了非常有选择性的描述，迎合了当前温和派自由主义者的反民粹主义情绪，拒不向读者介绍界定霍夫施塔特前半段生涯的更为激进的思想……
而只有了解了霍夫施塔特的生平之后，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他后来拥护自由共识及反民粹主义政治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也是致命的错误……还有一位更激进的霍夫施塔特，他非常清楚自由主义的危险，即沉溺于对过去成就的怀念之中，无法适应当前的现实，也无法创造一个更民主的未来。这位霍夫施塔特花了很多精力和智慧来证明，如果没有左翼的推动，自由主义是多么容易僵化为对现状的反射性防御。”
1968年，在那个漫长又炎热的夏天里，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的其他地方一样，陷入了四分五裂的窘境。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似乎是唯一一个能把这所处于崩溃边缘的学校团结起来的人。反战激进分子要求哥伦比亚大学结束与五角大楼的亲密关系。其他抗议活动人士则谴责哥伦比亚大学对那些哈莱姆邻居们的傲慢与漠视，首当其冲的便是建在晨边公园（Morningside Park）近旁的体育馆——这个被戏称为“吉姆·克劳”（Gym Crow）的体育馆，为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和哈莱姆社区居民设置了不同的入口，并且其设施的使用也存在不平等，因而受到种族隔离的指控。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行政部门进行了为期数月的正面冲突后，学生们占领了校园大楼，而学校则威胁要报警，这也正是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柯克（Grayson Kirk）在那年春天的所作所为。最终，700多人被捕，近400人投诉警察（在抓捕学生的过程中）存在暴力执法行为。
在毕业典礼即将到来之际，很难想象，大家嗤之以鼻的柯克校长会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于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行政官员们转向霍夫施塔特寻求帮助，请他在圣约翰天主教堂（Cathedral of St. John the Divine）举行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在学校里，保守派、自由派以及许多（虽然不是全部）激进分子都特别尊敬霍夫施塔特。对于保守派和自由派来说，他是学校学术和服务的中流砥柱。在激进分子看来，他是少有的会倾听他们抱怨的教授——以至于在学生占领汉密尔顿大厅（Hamilton Hall）后，他们给他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解放的力量最终决定，不破坏你的办公室（因为你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人们希望霍夫施塔特的演讲能给这个春天的动荡带来一些安宁和解决之道。
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抗议运动（Columbia University protests of 1968）
面对在长凳上坐立不安的同事和学生，霍夫施塔特基本上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在这个场合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的尽职尽责。他认为哥伦比亚大学是经过时间检验的、理性讨论的避风港湾，他也承认学生们的不满是公正的，并呼吁“和解”以及寻求“安稳、和平和互信”。黛安娜·特里林（Diana Trilling）是听众中的一员，她在聆听演讲的过程中哭了。霍夫施塔特的许多同事也被他铿锵响亮的辞藻打动。但并非在场的每个人都是这种感受：一大群学生在他演讲到一半时走了出去，并在校园里组织了一次反毕业典礼行动。在那里，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和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等老左翼激进分子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发表演讲谴责现有自由秩序的失败。弗洛姆断言，在这些时候，如果你没有失去理智，那就意味着你没有理智。他的说法并非完全错误：就在霍夫施塔特演讲几个小时后，加州传来了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被枪杀的消息。
霍夫施塔特自己的生命也不幸被截断了。两年后，54岁的他因癌症去世。霍夫施塔特的一生有点类似于罗伯特·肯尼迪，他帮助描绘了20世纪美国自由主义的起起落落。霍夫施塔特生于1916年，在大萧条时期成年，当时劳工激进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浪潮高涨，他恰好见证这些运动对工作场所平等的推动和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挑战。在冷战初期，霍夫施塔特与他惧怕的右翼复仇主义者（revanchist right）作斗争，当他信奉的温和派自由主义遭到攻击时，他发现自己也无能为力。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经历，在他去世整整50年后，霍夫施塔特的遗产仍像他生前所宣称的自由主义一样饱受争议。对于自由派学者和更传统的政治历史学家来说，他创建了一个久经考验的框架来理解自由主义传统取得的成就以及它经常遭受到的诘难。他赞扬两党制，鼓吹两党团结友好，并警告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危险。但对于激进主义者和他之后的那一代社会历史学家来说，霍夫施塔特代表了自由派政治和历史书写中的诸多弱点。在他们看来，不仅他的中间路线（centrism myopic）目光短浅，就连他的历史编纂方法也是如此。他们认为，他忽视对档案材料进行研究，只关注社会上层人士，对他所批判的草根社会运动往往只有简单粗略的了解。
部分围绕霍夫施塔特遗产的争议，是由于大家都把问题简单化了。霍夫施塔特的敌人和朋友，都倾向于将他划入在冷战时期活跃的共识派历史学家阵营。以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和丹尼尔•布尔斯廷（Louis Hartz）为代表的共识派史学家认为，大多数美国人都共享同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超越了党派分歧，使美国得以避免欧洲政治中典型的两极分化。把霍夫施塔特与哈茨和布尔斯廷相提并论，并非没有道理。毕竟，要理解霍夫施塔特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作品，一个简单的记忆方法是，他珍爱以字母C开头的单词：“礼让”（comity）、“妥协”（compromise）、“调解”（conciliation）、“谦恭”（civility）。相反地，以P开头的词语让他撅起了嘴唇:“民粹主义”（populism）、“抗议”（protest）、“偏执”（paranoia）、“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其实，霍夫施塔特是在他职业生涯的中途才成为共识学派的同道中人。在他最早阐述这一观点时，这是一种指明制约美国民主因素的方法。对年轻的霍夫施塔特来说，为美国政治设定了界限的自由共识，阻止了这个国家超越过时的、金钱至上的个人主义，向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迈进。
事实上，他批评美国共识是一种意识形态束缚。这一批判如此令人信服，以至于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对他个人思想转变的质疑：一个对美国阶级和种族的痛苦分歧如此警觉的思想家，是如何成为自由共识的忠实拥护者的？他是如何从美国民主局限性的全面批判者，摇身一变成为民粹主义的头号敌人的？
《美利坚人文经典丛书：霍夫施塔特文集》（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UNCOLLECTED ESSAYS 1956-1965 by Richard Hofstadter, edited by Sean Wilentz, LIBRARY OF AMERICA, 2020）
美国国家图书馆新近收藏了一批霍夫施塔特的作品，历史学家肖恩·威兰茨（Sean Wilentz）将其编辑成书并做了介绍，帮助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顺着霍夫施塔特文章和著作留下的脉络，追寻他的智识和政治生涯，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霍夫施塔特反民粹主义思想的起源及演变。然而，这部选集忽略了许多霍夫施塔特早期的作品，尤其是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和《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等作品进行了非常有选择性的描述，迎合了当前温和派自由主义者的反民粹主义情绪，拒不向读者介绍界定霍夫施塔特前半段生涯的更为激进的思想。尽管在他早期作品和年轻时的左派经历中，霍夫施塔特对群众运动和激进政治的批判就已经萌芽，但是这部选集只展示冷战自由主义，这一思潮在冷战后才完全兴起，霍夫施塔特对左翼的不满和对压迫的恐惧在当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后来的作品中展现出来的暴躁的精英主义风格。只有了解了霍夫施塔特的生平之后，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他后来拥护自由共识及反民粹主义政治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也是致命的错误。
霍夫施塔特出生于纽约州布法罗市，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基督徒。家长们不太看重他的犹太血统，所以在霍夫施塔特成长的过程中，这个家庭基督教的一面占据更主要的地位：他在路德教会接受洗礼，在唱诗班唱歌，为了取悦一位过分热心的阿姨（这是多此一举），他成为圣公会的教徒。但是家庭内部的文化斗争让他从小就敏锐地意识到，宗教和种族差异是一种巨大的分歧，甚至可以导致政治差异。这也是他后期作品的核心主题。
20世纪20年代的生活经历也培养了霍夫施塔特这种洞察力。当时，经济问题让位于关于身份、信仰和地位等更加根本性的斗争。霍夫施塔特在一个被文化战争吞噬的美国长大，这个时代的标志是斯科普斯案（Scopes monkey trial）、1924年的《移民法案》（the Immigration Act of 1924）、第二代3K党的流行以及定义1928年总统选举的顽固的本土主义。在这场选举中，反天主教主义者（anti-Catholicism）帮助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击败了前纽约州州长阿尔·史密斯（Al Smith）及他对大城市包容性的愿景。
当霍夫斯塔德在布法罗大学就读时，他和他的许多同龄人正被一套不再仅仅是文化性质的分裂所定义。如果说霍夫施塔特心目中的英雄门肯（H.L Mencken，《美国语言》的作者，以挖苦讽刺的语言风格而闻名于世）让他明白了在文化斗争的时代尖锐的批评带来的喜悦，那么大萧条则让他明白了阶级政治的现实。“首先，你必须决定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美国自由主义者，”霍夫施塔特回忆说。“我读本科的时候，以为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与极具煽动性的费里斯·斯瓦多斯（Felice Swados）的关系，加快了霍夫施塔特思想上的激进转变。霍夫施塔特在1933年与斯瓦多斯结识，并于1936年与其结婚，此后不久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作为共产党下属的全国学生联盟的一员，斯瓦多斯比霍夫施塔特更善于煽动群众。她写了一本低俗小说《狂怒之家》（House of Fury），讲述被囚禁的十几岁女孩（最终被改编成电影《改革派女孩》）的故事。斯瓦多斯对政治激进主义的献身精神激励霍夫施塔特在1938年加入共产党。即便如此，他时常陷入书生气十足的矛盾之中，他这样做更多是出于对现实的绝望，而不是对未来的积极希望。“我讨厌资本主义及其一切衍生物，”他在1939年写给他的内弟哈维·斯瓦多斯（Harvey Swados）的信中写道。哈维·斯瓦多斯和他的姐姐一样，是一位初露锋芒的激进派作家。“但我也讨厌组成共产党的那些面带傻笑的、教条主义的、带有宗教般头脑的爪牙。”
对霍夫施塔特来说，导致他对党内所谓的爪牙不信任的，不仅仅是苏联清洗运动的残酷或约瑟夫·斯大林外交政策中明显带有的犬儒主义色彩，也是因为他认为左派的智识先锋运动在推动一种对自身不利的文化上的庸俗主义（cultural philistinism）。霍夫施塔特与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等纽约知识分子交上了朋友，并且接受了他们将反斯大林主义和文化精英主义（cultural elitism）进行的结合。
对他们来说，人民阵线不仅代表了多萝西·兰格（Dorothea Lange）或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的积极成就，更多时候，它还代表了对粗糙的现实社会主义（socialist realism）的推进——霍夫施塔特在往后的岁月里对其嗤之以鼻，称之为“席卷了1930年代许多美国知识分子的可悲的无产阶级主义”。
霍夫施塔特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时间是短暂的。1939年，他退出了共产党，尽管直到20世纪40年代，他仍称自己为激进分子，但他对共产党的排斥已固化为对工人运动的全面不信任。大卫·布朗（David S. Brown）在他精彩的霍夫施塔特传记中写道，在这一时期，霍夫施塔特开始相信，“如果工人们真的接管了一切······那么像他和斯瓦多斯这样的人会因为他们的知识习惯、批判本能和小资产阶级背景而沦为受攻击的目标。”“我们不是工人，也不可能成为工人，”霍夫施塔特对他的姐夫解释说，“工人那里没有我们的位置。”总之，我们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和工人阶级之间有某种固有的疏离感。”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我们是没有地方可去的人。”
斯瓦多斯对此并不赞同。对她来说，反斯大林主义并不意味着拒绝工人阶级政治和社会主义；它只是指出了一种根植于工厂中草根激进主义的更为民主的政治需要。但霍夫施塔特对社会主义已经丧失希望，对大众政治也愈发怀疑，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战后的年代里，他的最佳选择是完全避免政治激进主义，专注于他的历史研究。“我的性情相当保守。”他在一封信中解释了自己为何对签署一份请愿书持怀疑态度，这份请愿书反对让一位据称同情西班牙法西斯独裁者佛朗哥的学者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会长。“我想，从根本上讲，我是个激进分子，这只是因为我不能用其他方式发挥智力，而不是因为我有真正的激情。”（这一评价得到了卡津的呼应，卡津当时认为霍夫施塔特是“一个激进时期的秘密保守派”。）
公平地说，霍夫施塔特所描述的“胆小”性格是在政治和专业选择有限的时期求得生存的必要策略。斯大林主义是一场噩梦，但作为一名前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霍夫施塔特认识到麦卡锡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也是梦魇般的存在。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他确信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让他失去了原本应该发给他的助学金。不仅如此，多年后，当他在马里兰大学任教的同时，他却失去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职，因为历史系担心，校长会“在发现霍夫施塔特有一半犹太人血统时制造麻烦”，霍夫施塔特的一位朋友这样写道。加入共产党的经历意味着他总是容易被国会调查人员带走。1941年，在城市学院找到第一份全职教师工作后，他发现之前的几位教师，包括历史学家杰克·方纳（Jack Foner），都因为是共产主义者而遭到校方解雇（学校显然不知道霍夫施塔特的过去）。
1945年，费里斯·斯瓦多斯死于癌症，留下霍夫施塔特独身一人抚养他们年幼的孩子。在那时，作为一个带小孩的单身父亲，霍夫施塔特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他曾考虑过离开学术圈，进入新闻业。但随后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1946年，当国家驱散战争的阴霾重归和平时，霍夫施塔特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工作邀约。第二年，他娶了比阿特丽斯·凯维特（Beatrice Kevitt）为妻。她是一位战争遗孀和天才编辑，在霍夫施塔特的作品创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对他个人来说这段跌宕起伏的岁月里，霍夫施塔特大获全胜，甚至还出版了两本能够重塑美国历史的著作。
霍夫施塔特和阿特丽斯，大约1958-59年（图片来自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档案馆）
历史研究几乎总是有俄狄浦斯情结的一面。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路，历史学家时常将自己与帮助他们成长的前人作比较。霍夫施塔特是在所谓“进步主义历史学家”的指导下成为历史学家的——最直接的是与他通信的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以及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和弗农·帕林顿（Vernon Parrington）——霍夫施塔特正是试图推翻他们的研究，以此来显示自己研究成果的独创性。
比尔德、特纳和帕林顿在他们的开创性著作中，将美国历史定义为一系列人民与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激战。正如帕林顿在《美国思想史》（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的拟稿中所解释的那样，“一方是当前贵族的政党——教会、绅士、商人、奴隶主或制造商的政党；另一方则是普通民众的政党——农民、村民、小商人、技工、无产阶级的政党。前者一直试图限制民众的权力，以便让少数人掌握政府的控制权，从而为特殊利益服务，后者试图扩大民众的权力。”
从激进左派中脱胎的霍夫施塔特，开始对美国进步主义者对阶级冲突的看法感兴趣，但他对他们的说法有两种批评意见：第一，它没有解决宗教、族群（ethnicity）、种族等“共性”内部的分歧；其次，它未能回答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努力解决的问题——统治阶级如何在阶级社会中保持主导地位？
从霍夫施塔特的角度来看，两党看起来并非不共戴天的仇敌，甚至有很多共同之处：两党均由致力于保护财产权的白人新教徒组成。普通民众与特殊利益集团的二元划分也未能解释白人新教多数派与各少数族裔之间的冲突。种族主义是美国历史的一个决定性问题，但自由主义对个人主义的持续支持，也阻碍了社会问题的解决。为了证明这一点，霍夫施塔特在其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中专门对新政中的左翼进行了批判研究，认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农业政策巩固了白人土地所有者的权力，但是却牺牲了黑人自耕农的利益。1944年，霍夫施塔特在《黑人历史杂志》上发表一篇重要文章，在相关问题上走得更远——他认为杰出的奴隶制学者乌尔里希·菲利普斯（Ulrich B. Phillips）的研究充满了种族主义的假设。实际上，杜波依斯（W.E.B. Du Bois）和其他黑人学者早已指出这一点，但是霍夫施塔特对此再次进行了重申。而且，他在自己的第一本书《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还指出了这些种族主义假设如何在美国社会思想中普遍存在。
《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对意识形态的强调是霍夫施塔特对进步主义历史学家激进批评的核心。进步主义历史学家认为在物质利益上的竞争是社会冲突的驱动力，而霍夫施塔特坚持认为这种冲突也发生在社会思想领域。意识形态对于解释进步主义学派经常忽略的悖论至关重要：如果历史是人民与特殊利益之间的斗争，那么少数资本家到底是如何维持他们的统治的？
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最令人满意的答案是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他在《狱中札记》（Prison Notebooks）中对此进行了阐释。葛兰西认为，以看似非强制性的方式训练公众对现有政治体系的忠诚，是维持资本主义秩序的核心。霍夫施塔特当时并未引用这一看法，因为那时《狱中札记》尚未翻译成英文。相反，像同时代人的许多人一样，霍夫斯塔不得不成为鲁滨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般的马克思主义者，受当时陈腐社会环境的束缚，他只能赤手空拳制定基本的理论框架。实际上，他对文化霸权的看法是共识理论的基础。
《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描绘了共识理论的一个特别衰微的阶段，但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中，他为美国历史上的自由共识提供了一幅完整的肖像。表面上看，这本书似乎打破了惯常的政治历史论调：《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提供了从独立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历史概况，通过刻画一系列尖酸刻薄和修正主义的形象，介绍了从开国元勋到罗斯福总统的所有人，这些文字的粗鲁无礼一点儿也不亚于门肯。但作为美国的葛兰西，霍夫施塔特对主导美国政治的霸权提出了强有力的控诉，并认为霸权的反对者正在不断涌现。
在简短但宽泛的前言中，霍夫施塔特总结了该书的基本论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处置和投资财产的权利，机会均等的价值，以及在广泛的法律范围内，让自我利益和自我主张自然演变为良善的社会秩序，已经成为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主要原则。这些信念在很大程度上为杰斐逊、杰克逊、林肯、克利夫兰、布莱恩、威尔逊和胡佛等政治家所共有。他用尖刻的话语为这一遗产贴上了标签：“这是贪婪的，而不是博爱的民主。”
霍夫施塔特擅长于发现悖论，他经常颠覆人们对美国领导人的普遍刻板印象。在约翰·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为奴隶制辩护的书中发现一种原始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批判思想，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进步主义改革中发现隐秘的保守主义思想。与霍夫施塔特反传统的激进主义相一致的是，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激进废奴主义者）看起来是那么的令人钦佩，但是这位贵族煽动者的废奴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却使他脱离了传统。
虽然《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的不敬和激进可能冒犯了保守派，但它那些令人捧腹的袖珍传记故事却使它成为教室里的宠儿。在过去70年里，它的销量超过了100万册。它不仅仅是一系列的简介，还讲述了以自由财产权为基础的个人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崛起，并占据统领地位的故事。国父们将其写进了宪法。安德鲁·杰克逊时代，为了适应大众民主政治，或者说至少是白人男性民主政治的需要，这种意识形态适时进行了调整。内战前夕，它首次面临存续危机，因为它此时开始分属于两大阵营，两套关于财产和个人发展的理论体系：其一由南部把持（对奴隶拥有的所有权是财产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种由北部掌握（自由只能建立在自由劳动的获取性个人主义之上）。
内战之后，企业合并的兴起引发了一场关涉个人财产权的危机，而在大萧条时期，最初的机会主义者罗斯福以一种大杂烩式的创新作为回应，帮助为新的自由共识创造空间，使其更适应那个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霍夫施塔特坚持认为，美国似乎正不安地摸索着走向新的自由表达方式，即承认在工业资本主义体系下，社会的需要能够而且应该超越财产权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的限制。
《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著
王世憲 译
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版
《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出版至今已有七十年之久，它讲述的美国故事仍然令人信服。这本由当时思想依然激进的霍夫施塔特撰写的书，认为重新振兴的新政自由主义也许能够履行社会民主和种族平等尚未兑现的承诺。1965年，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在塞尔玛游行时把这本书放在背包里，这绝非偶然（霍夫施塔特作为历史学家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第二次游行）。在《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中，霍夫施塔特找到了一种在激进的头脑和保守的心灵之间保持超乎寻常平衡的方法。他对以自由财产权为基础的个人主义的稳固性有着清晰的认识，同时也洞悉其弱点——这一观点正好处于他青年时期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期信奉的自由主义的之间的中间地带。如果那时的他继续寻求新的自由共识，那么《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这本书很有可能成为战后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开始融合的标志。但是，事实正好相反，它恰恰走向了某种终结：到成书之时，霍夫施塔特已经对这种新的思想融汇得以实现所必需的社会运动警觉起来，在随后的著作中——从《改革的时代》到《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再到《美国政治的多疑症风格》——他开始突然退缩到一种古怪的反民粹主义中间路线上。
起初，霍夫施塔特的反民粹主义发端于一种恐惧。1950年，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成为全国性的著名人物，这使他感到恐惧。这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成功地成为了煽动者，这表明自由共识很容易瓦解，让位于由被愤怒和仇恨的火焰蒙蔽双眼的乌合之众所主导的无序政治，而像霍夫施塔特这样的前激进分子很容易受到影响。历史学家威廉·勒赫滕伯格（William Leuchtenburg）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他回想起“麦卡锡主义如何导致了霍夫施塔特开始不信任大众的思想”。
霍夫施塔特思想上向自由主义中心（liberal center，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温和派自由主义）的转变，在《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之后出版的著作中——如1955年的《改革的时代》——就已经有迹可循了。在《改革的时代》中，他对美国知识分子日益增长的保守主义倾向感到高兴。他写道：“1952年，像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这样谨慎冷静的绅士在他们中间激起了极大的热情，这就是这种保守主义最突出的证据。”“史蒂文森本人在竞选过程中说，自由党人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保守派。”
霍夫施塔特是史蒂文森最乐观的支持者之一。他认为，这位伊利诺伊州州长“具有主流悲剧英雄人物的形象和感染力，而知识分子们则倾向于把他的事业和他们自己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史蒂文森很有智慧，他把教授们对这种狂热的迷恋描述为“书呆子的狂喜”。但这并没有阻止霍夫施塔特，他坚持认为与“杜鲁门政府的尴尬”，比如他“对华尔街的无耻诱惑”相比，史蒂文森的温文尔雅是更受欢迎的。
像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霍夫施塔特似乎并没有为此而烦恼：从民权问题（史蒂文森曾提出“反南部主义”可与“反黑人主义”相提并论）到劳工问题（他支持《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再到社会民主项目（他反对公共住房，并不支持联邦对教育的援助以及联邦健康保险），史蒂文森比杜鲁门都要更加保守。但是至少在霍夫施塔特眼中，史蒂文森令人称赞的是，在一个两极分化的美国，他代表了一个恭谦礼让的形象，避免了党派之间的无序纷争，他甚至这样评价那位即将在两场总统选举的第一场中与自己竞争的对手：“现在没有人能击败艾森豪威尔，而且，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击败艾森豪威尔。”
在霍夫施塔特看来，史蒂文森证明了自由派是真正的保守派，不仅因为他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延续传统、保持稳定的必要性，还因为他们的敌人，秉持麦卡锡主义的复仇者们，才是真正的激进分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没有错，因为麦卡锡主义者们的确是极端分子。但在提出这一观点时，霍夫施塔特也颠覆了自己的共识理论。他现在相信，这种共识与其说是一种束缚，不如说是一块盾牌，它夹在像他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同侪与乌合之众之间。霍夫施塔特在1964年发表在《邂逅》（Encounter）杂志上的文章中解释道：“尽管美国宪法最初很有独创性，但如果没有后来的两党制作为补充，那么它对于这个庞大的大陆国家的政府来说，仍然是不够的，因为这个国家存在各种各样的利益纠葛，有着难以驾驭、时常具有暴力倾向的人民群众。”而那些“难以驾驭、时常具有暴力倾向的人民群众”，只能由致力于妥协和礼让的开明精英制服。
在向中间派靠拢的同时，他开始害怕他年轻时作为激进分子可能会参与的那些运动——那些寻求形成一种新的平等主义共识的运动。“民粹主义”成为他对这些运动的统称，他认为这些运动倾向于极端主义、阴谋论和反智主义。霍夫施塔特也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他加入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学者团体，这些学者大多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从事社会科学工作，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走到一起，对麦卡锡主义中蕴含的反民粹思想进行了解释分析。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是这个反民粹主义团体的领袖，这个团体因为强调礼让而被称为多元主义者（pluralists），其中包括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Seymour M. Lipset）和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A. Shils）。
许多多元主义者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发展轨迹都与霍夫施塔特颇为相似：年轻时期是激进主义者，在经历了战后的资产阶级化和中年时期之后，又开始疏离左翼团体（到20世纪50年代，霍夫斯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已经很有名气，他在科德角有了第二个家，并把孩子们送到当地的私立学校读书）。这些曾经激进的知识分子现在正在帮助维持自由主义和反共的现状。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情报局的前沿组织共和国基金（Fund for the Republic）甚至出资向舆论制造者们分发了一篇霍夫施塔特的反民粹主义文章，共计2.5万份。
参与到50年代中期自由主义的多元化和反共主义项目，使得霍夫施塔特得以与一些美国主要的社会理论家合作，例如贝尔和李普塞等人，他开始越来越多地借鉴这些人在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将威权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偏执（paranoia）和身份焦虑（status anxiety）等理论概念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这种不加选择地借鉴（magpie borrowings，韦伯斯特词典中讲，‘magpie’一词包含有one who collects indiscriminately的含义）有助于霍夫施塔特将他的历史研究推向文化分析领域，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过于草率地将未被充分消化的范畴应用于历史角色，削弱了自己从历史角色自身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能力。此外，他还有选择性地应用了这些理论，在探讨群众运动时，总是把社会精英描述为完全纯粹理性和务实的。
《改革的时代》
《改革的时代》这本书，是霍夫施塔特第一次用他那日益反民粹主义的理论框架重塑美国历史的全面尝试。这本书对19世纪90年代的平民党（the populist party）以及随后由此产生的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文化进行了充满敌意的描绘，把美国最重要的民主化运动之一描绘成一群狂热、偏执的暴徒的产物。
以前的历史学家大多对平民党人持正面看法，认为他们引领了一场激进的改革运动，打击了镀金时代富豪和银行家对美国的统治。霍夫施塔特却反驳说，平民党人往往是不理智的，并且时常陶醉于一种站不住脚的怀旧情绪，他们的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自己的错，他们倾向于不切实际的货币理论，如金银复本位制，而且他们经常把城市居民，尤其是犹太人当作替罪羊。《改革的时代》这本书给人的印象是，平民党人很像詹姆斯·迪基（James Dickey）的小说《解放》（Deliverance）中居于穷乡僻野的那种人物，他们试图向身处都市的老于世故者复仇。
霍夫施塔特并不否认，在经历麦卡锡主义之后，他对平民党人及其继承人的敌意增多了。他写道：“我自己的兴趣已经被吸引到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尤其是平民主义的那一面，这似乎非常强烈地预示了我们这个时代古怪的伪保守主义（pseudo-conservatism）的某些方面。”即便如此，他也不愿意赞赏平民党人及其精神在美国政治中所引发的积极的民主繁荣，坚持认为“平民党人的思想在我们这个时代得以幸存，部分原因是地区性的不满，民众和民主的叛逆，怀疑论以及本土主义的暗流涌动”。
霍夫施塔特在思想上越倾向于反平民党人，他的论调听起来就越像他心中首屈一指的文学英雄门肯。从好的方面来说，霍夫施塔特的文章如门肯一般脉络清晰、掷地有声、热情活泼。但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它充满了巴尔的摩圣人的恶习：有如大师般自鸣得意（the burgomaster complacency），倾向于用讽刺和谩骂代替分析论证。在这本书中，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看出19世纪末期极为残暴的劳动者偿债制度。霍夫施塔特曾一度暗示，如果农民们够聪明的话，他们将遵循“商界常见的惯常策略”。但这并没有发生，因为“当经济持续不景气时，农民往往会拒绝自己的商业角色以及与之相关的失败，退回到受伤的小自耕农的角色。”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这些个“受伤的自耕农”是否擅长做生意并不重要。超级富豪们巨额财富的累积对农民来说十分不利，这使他们痛苦不堪，因为金本位制（得到两党政治精英的支持）奠定了内战后几十年内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基调，这意味着无论农民做什么，都将陷入更深的债务中——铁路等关键行业的企业合并加剧了这种情况。平民党运动并没有被一些奇思妙想所吸引，而是推动了一系列本可以改善大多数美国人命运的货币政策（纸币和金银复本位制）。事实上，与他们的富豪对手相比，平民党人拥有更好的政治和经济理念。
霍夫施塔特最具煽动性的指责是：“绿背纸币党（美国早期政党，旨在维持或增加纸币流通量，代表中下层农耕者利益）传统激活了美国现代流行的大多数反犹太主义。”他补充说：“我相信，美国现代反犹太主义的完整历史将揭示其实质性的平民主义血统。”可以肯定的是，一些平民主义的信奉者和宣传家的思想中的确存在反犹太主义倾向，但是正如范·伍德沃德（C.Vann Woodward）在1963年写给霍夫施塔特的信中所说，他的书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就好像本土主义和种族主义是贫困和半文盲的平民党人特质。我认为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偏见在新英格兰贵族和东海岸的知识分子精英群体中非常盛行。”伍德沃德还可以补充说，霍夫施塔特所经历的反犹太主义不是来自为反对垄断而奋斗的平民党农民，而是来自高调的哥伦比亚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那里，伍德沃德得到了霍夫施塔特曾经没有得到的职位。因此，不证自明的是，并不是平民党人在常春藤联盟中创设了反犹太人的限制条款。
1959年，伍德沃德在为《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指出，霍夫施塔特的反平民主义导致他淡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平民党是后重建时期为数不多的将美国白人和黑人团结在一起的政治团体之一。这种跨种族的团结虽然是脆弱的，并且没有持续多久，但却一度繁荣起来。霍夫施塔特只在一句话中承认了这一点，这句话显然起着保护性附带条款的作用。
当然，所有的历史著述都是暂时性的，都受到新的证据和论点的影响。但霍夫施塔特的反平民党人的作品比大多数作品更容易受到攻击，因为它们建立在令人震惊的薄弱证据基础上。霍夫施塔特在撰写《改革的时代》时，更多是作为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美国著名评论家和作家，曾任美国《名利场》和《新共和》杂志编辑、《纽约客》评论主笔）式的散文家，而非一位学者；霍夫施塔特很少查阅原始文件，他称那些查阅原始文件的人是“扎进档案堆里的老鼠”。在描写总统和政治领袖时，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做法，正如他在《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中所做的那样。但是，要想对真正的草根运动进行大范围概括，唯一的方法就是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从旧报纸和组织者的私人文件中不断挖掘论证材料。
然而，霍夫施塔特并没有那么做。他依靠这个时期的一些作家的作品，描绘出一幅不完整的画面，却对平民党运动兴起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并不敏感，而他自己也承认，这些作家往往是“乡巴佬”，但不一定能“代表农民自身”。霍夫施塔特的写作思路，好比有人写一本关于特朗普时代政治左翼的书，只关注玛丽安·威廉姆森（Marianne Williamson）的新时代理论、路易丝·门施（Louise Mensch）的阴谋论推文以及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似是而非的气候变化纪录片。
霍夫施塔特所回避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将由他之后的一批历史学家来完成。反驳霍夫施塔特的主要作品包括沃尔特·纽金特（Walter T.K. Nugent）的《宽容的平民党人》（The Tolerant Populists）、劳伦斯·古德温（Lawrence Goodwyn）的《民主的承诺》（Democratic Promise）、布鲁斯·帕尔默（Bruce Palmer）的《金钱之上的人》（Man Over Money）、迈克尔·卡津（Michael Kazin）的《一个神圣的英雄》（A Godly Hero）和查尔斯·波斯特尔（Charles Postel）的《平民党人的愿景》（The Populist Vision）。正如古德温在1991年指出的那样，“今天，霍夫施塔特的解释为堆积如山的相反论证所掩埋。”古德温的著作是将平民党人视为激进民主主义者这一解释的强势复苏。
霍夫施塔特对复仇主义右派（the revanchist right）的研究同样存在缺陷。无论是关于麦卡锡主义、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还是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的总统竞选，霍夫施塔特都会反复地把与之相关的人员描述成边缘极端分子，与受人尊敬的主流保守主义势力受到的评价截然不同。于是，霍夫施塔特更倾向于使用“戈德华特崇拜”这一词汇，声称“戈德华特的人渗透进共和党，就像当年的共产党人渗透进自由派，以利用他们作为前线组织一样”，并不去考虑戈德华特的保守主义势力之所以能够如此之快地接管共和党，正是因为它利用了党内根深蒂固并广泛共享的政治思想。毕竟，戈德华特的极端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只不过是以自由财产权为基础的个人主义的最新变种，而霍夫施塔特本人也已经表明，这是美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的共识。
在霍夫施塔特去世后的几十年里——在经历了理查德·尼克松、罗纳德·里根、纽特·金里奇、迪克·切尼、唐纳德·特朗普这些共和党政治家之后，再来反观这位历史学家天真地相信温和派共和党人是共和党真正的灵魂，着实令人感动。但霍夫施塔特晚年犯下的主要错误不是他未能发现极右翼和共和党保守派之间的联系，而是他相信——就像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一样——自由主义者和温和派右翼形成的两党共识可以有效地对抗低端极右翼势力。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自由派和温和派右翼达成的两党共识，为秉持复仇主义的极右翼分子创造了空间。正如艾伦·施莱克（Ellen Schrecker）等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的那样，麦卡锡和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只不过是一种美国政治传统的典型例子，这个传统是由致力于摧毁左翼的政治中心所促成。第一次红色恐慌并不是极右势力的产物，而是由威尔逊的自由派政府所发动的。麦卡锡主义的机器——史密斯法案，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忠诚宣誓——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的领导下建立的。与麦卡锡相比，埃德加·胡佛对红色恐慌负有更大的责任，因为他得到了从柯立芝到尼克松历届总统的支持。1952年，霍夫施塔特笔下的英雄史蒂文森，称赞杜鲁门“把共产党领导人关进了他们应该呆的地方——“监狱”。
杜鲁门关于全球性共产主义威胁的启示录式言论，加上朝鲜的僵局，为麦卡锡打开了大门。那些在霍夫施塔特看来很睿智的共和党精英，包括像罗伯特·塔夫脱这样的人物，也曾怂恿麦卡锡。霍夫施塔特自己也曾为冷战共识添砖加瓦：例如，1949年，他拒绝批评华盛顿大学解雇信奉共产主义的教授，此举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他对冷战自由主义更广泛忠诚的一部分。1957年，他欣然承担起了为共和国基金撰写极右翼分析报告的工作，该基金由中央情报局资助。曾为他撰写传记的作家戴维·布朗（David S. Brown）说，霍夫施塔特当时准备了一份备忘录，指出“极右翼在许多问题上是部分正确的，而在另外几个问题上是完全正确的。共产党人已经渗透进了联邦政府；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外交政策也经历了挫折；可以想象，只要在国内外采取一套新的保守政策，那么这个国家的情况也不会比现在更糟。”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著
何博超 译
译林出版社2021年3月版
霍夫施塔特在1963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一书中，将他日益增长的保守主义运用于历史教学实践当中，他认为民主并没有使美国的知识分子蓬勃发展，反而增强了其反智主义倾向。他认为，“反智主义是建立在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和平等主义情绪中的”。他的论点在其他方面也很引人注目，但是对非洲裔美国人的行动主义却只有粗略的涉及。考虑到霍夫施塔特是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判决之后才开始撰写这本书的，那么这样一本关于教育的书却遗漏了这些信息，就显得有些匪夷所思了。霍夫施塔特关注的焦点包括白人福音派新教文化、工会领导人对没有实际好处的学习的蔑视，以及哲学家和改革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追随者们把教育变成了一种仅仅是习得技能的工具性任务的倾向。
考虑到《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这本书的主题之一是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之间的紧张关系，对美国黑人智识生活探讨的缺失就更加引人注目了。霍夫施塔特完全忽略了乔治·华盛顿·卡弗（George Washington Carver，著名的美国黑人教育家、农学家）、布克·华盛顿和杜波依斯之间的辩论。对非裔美国人历史的演讲将考验霍夫施塔特的论点，即美国生活中反智主义的主要来源是“民主制度”和“平等主义情绪”，因为种族主义一直都是一种更为强大的动力。在解放奴隶之前，许多州都有反识字法，禁止被奴役的人甚至是自由的有色人种学习如何阅读和写字。美国南部的学校教育在总体上是滞后的，更微妙的是，白人至上主义往往加剧了人们对学习的恐惧。在一篇自传性文章中，霍夫施塔特承认：“毫无疑问，我倾向于把权力的基本现实放在次要地位，这是我写作的弱点之一。”种族主义如何塑造美国社会的基本事实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中被他选择性忽略，这样一来，霍夫施塔特就能心安理得地追求他对美国历史的反民粹主义描述了。
在霍夫施塔特后期的作品中，这种对美国历史现实的粉饰变得更加明显。1964年，他发表的一篇文章如是说道：“民主党过去30年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共识精神的有效性。例如，自罗斯福时代以来，民主党一直是满足美国黑人需求和表达他们政治愿望的主要工具；然而与此同时，尽管出现了一些停滞，民主党一直都是传统的南方政党。当然，这样的安排并未使任何一方满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种族紧张局势的加剧，这种满意程度已有所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这本关于新政年代的书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撰写的硕士论文相差甚远。他的硕士论文认识到，新政所创造的共识往往意味着牺牲黑人的利益来换取南部白人的利益。
事实上，许多使美国人达成共识的妥协是以牺牲美国黑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只是霍夫施塔特并不想讨论这一点。从美国宪法中的五分之三妥协到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从《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到结束重建的1877年妥协，美国达成共识过程中最重要的调整都是以伤害美国黑人而告终。任何对共识的真诚赞扬都必须尽力面对这一事实。然而霍夫施塔特却没能做到这一点。
第一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3）与《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1965），均由Alfred A. Knopf.出版。
尽管霍夫施塔特存在种种缺陷，但他仍然是一位在研究中绕不开的重要人物，他的作品也理应收藏进美国国家图书馆。但是现在这部选集的问题不仅在于它包含的内容，还有它遗漏的内容。威伦茨似乎选择了一些材料来确认霍夫施塔特在后来的研究中所展现的自由主义的自夸形象：20世纪的自由主义形成了被极端主义和反智主义包围的理性中心。因此，我们得到了《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霍夫施塔特本人认为这本书不如他的早期著作），《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以及一批精选的论文，其中一些以前从未出版。但是，《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书，当然也可能是他最激进的书——却并未选入这部选集，就连《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他的硕士论文，也没有辑录进去。
除了《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一部合适的霍夫施塔特选集应该包括《改革的时代》——一部有缺陷但很重要的作品，以及一些展示他思想全貌的散文选集，包括他更为激进的早期作品（他的硕士论文在强调他如何预测后来学者在新政方面的工作方面尤其有用）。
与此相反，威伦茨编辑的这本书过于偏重对霍夫施塔特后来对民粹主义的批判，以至于我们忽略了他的作品值得一读的地方。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同样尖锐批评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而是一个只把美国社会的问题放在边缘的思想家，似乎美国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咎于原教旨主义传教士和戴着锡箔帽的阴谋论者。
这种自鸣得意的自由主义在今天并不陌生。霍夫施塔特对彬彬有礼的迷恋，对极右翼的恐惧，导致了他对温和派共和党人的高估。他倾向于将政治想象为一场竞赛，在这场竞赛中，理智的温和派受到极端主义者的全方位攻击，他选择性地（并非完全诚实地）描绘了左翼的社会运动——这些都是抵制自由主义的标志，这是一种在特朗普时代崭露头角的社会类型。阅读这部选集时，你很容易想象霍夫施塔特是在为《大西洋月刊》或《纽约时报》撰写专栏文章，警告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的危险，强调所有优秀的温和派团结在一起的必要性。
然而，这只是霍夫施塔特的一面，不是他的全部遗产。还有一位更激进的霍夫施塔特，他非常清楚自由主义的危险，即沉溺于对过去成就的怀念之中，无法适应当前的现实，也无法创造一个更民主的未来。这位霍夫施塔特花了很多精力和智慧来证明，如果没有左翼的推动，自由主义是多么容易僵化为对现状的反射性防御。此外，如果没有还原一个完完全全的霍夫施塔特，我们就无法理解，他的早期作品究竟是如何在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寻找到一片中间地带的。
未来几年，美国不仅要从特朗普的种族复仇主义中恢复过来，还要从自由霸权的系统性失败中恢复过来，正是这种自由霸权把对现状的批判让给右派，才让特朗普赢得了选举。唯一可行的方法是修正自由主义共识，就像在新政和“伟大社会”时代一样，首先整合对社会主义者和反种族主义者的批评，并寻求扩大而不是缩小自由主义的视野。在他最好的作品中，霍夫施塔特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做到这一点。
本文原文《At Liberalism’s Crossroads: The vexed legacy of Richard Hofstadter》发表在The Nation网站上，经作者授权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魏崴翻译发表，原文版权归作者及The Nation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