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通政司
编辑｜通政司知事
当今时代，宗教事业和社会一并发展，僧侣逐渐变成了一种职业，和其他三百六十行没什么不同。
甚至在某些人看来，这些和尚尼姑并没有什么信仰，出家修行对他们来说只是工作，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在这些人的认知中，各大佛教古刹游客众多，香火钱收得盆满钵满，寺庙里的僧人都收入不菲。
再加上社会上假借僧侣这一身份行骗的人越来越多，这些本就有偏见的人对僧侣这一群体的印象自然更差了。
其实这种观念并不全对，因为像上文所说的那种有钱僧人并不是普遍现象。
很多僧人一直都过着清贫的生活，比如在我国西部的广大地区，很多有正规身份的僧人就是如此。
这些僧人也不像想象中那么轻松，年轻健康的时候还好，毕竟修行还是应该吃苦的，身体也还能扛得住，但当他们年老体衰以后，往往重病缠身却没有什么保障。
俗话说：“出家人应该看破红尘，看淡生死。”
这话虽然没错，但是能够做到的毕竟只有少数得道高僧，如果修为不够又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呢？
僧人也是人，也怕疼，也怕死，也有治病和养老的需求，普通僧人的境遇才能代表这一群体。
大多数僧人收入状况不佳
据我国宗教协会的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僧人平均月收入只有不到400元，远远低于大众的想象。
所谓的“和尚普遍都是大款”这一印象根本就是错误的，有钱的只是少数而已。
不能部分僧人收入多就认为全国僧人都是如此，这并非实际情况。
而调查报告给出的结论则显示，当代宗教事务人员普遍都处于艰苦奋斗阶段，在生活水准方面有待提高。
这个数据也实在是让人惊讶，现代社会经济发达，哪怕一个月收入几千元也时常感觉不够花，别说区区400元了。
即使是在广大中小城市和经济比较落后的乡镇地区，普通劳动人民月收入在2000元以内的也大有人在。
但即使是这些地方，月收入也远比僧人高得多。
僧人的月收入远远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甚至连一半都达不到，可见僧人的待遇是多么的差。
其实不光是佛教僧人待遇低，其他宗教比如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也是收入不高。
据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其他宗教神职人员的月收入平均不到六百元，也就比佛教僧侣高了一点而已。
这还是因为基督教教堂大多在城市地区，贫困的乡镇地区则很少有这样的机构，因此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收入将宗教人员总体收入水平拉高了。
而佛教神职人员则是所有宗教人员中收入最低的，在广大的西南贫困地区，许多藏传佛教僧侣是最为贫困的，他们才是僧侣中的最底层。
即使是那些有名的寺院，僧侣的待遇也并不理想，比如少林寺的僧人，平均每月收入也不到1000元，低于当地平均水平。
根据少林寺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少林寺的主要收入为门票收入和香火钱。
由于少林寺属于国家而并非私人运营的机构，因此绝大多数收入要上缴国家。
这就是少林寺虽然收入不少，但是僧人待遇却比较低的原因。
在总收入中，门票收入部分70%都要交给地方政府，剩下30%也不能全部下放，其中10%要用于寺庙的维护和宣传，剩下的20%才用于僧人的日常生活和薪资等等。
另外少林寺的香火钱也有极其严格的使用要求。根据佛教的传统，香客施舍的钱财分为供养物、受用物、献佛物、施属佛物四种，不能互相转换。
因此即使寺庙方面资金出现什么问题想要临时挪用一部分款项，这也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寺庙和普通公司不一样，必须受到宗教习俗的严格约束。
总体来说，绝大多数寺庙的资金都不充裕，这也是僧人待遇低的主要原因。
而且由于寺庙不属于一般法人公司而是宗教机构，僧人是神职人员也并非一般劳动者，因此他们也不在劳动法的监管之下。
这就导致很多寺庙不会给僧人购买一般职工都有的社会保险。
据统计，有将近一半的宗教场所是没有给神职人员购买养老保险的，甚至有26%的场所连医疗保险都没有买。
这对僧人看病、养老是非常不利的。
贫困僧人看病难养老难
另外我国普遍有养儿防老的思想，这种观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国情，因为有子女，普通人在晚年也会有一份保障。
但是僧人普遍没有子女，因此他们的晚年基本上是无人照料的。
而在一些深山里，有不少鲜为人知的小寺庙，那里没有美轮美奂的亭台楼阁，更没有摩肩接踵的游客，甚至连普通的景区都不如，一年到头都没有几个人。
在这样的寺庙中，那些贫困的僧人不得不风餐露宿，甚至以野果为食，他们长期营养不良，身体状况非常不好。
安徽省广德县的照文法师就是一个例子，他自幼皈依佛门，非常有慧根，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得道高僧。
像他这样的人，本来可以找一个条件好的大寺庙，虽然不可能大富大贵，但至少能保证一生衣食无忧。
不过高僧就是高僧，凡间的荣华富贵在他们眼里如同粪土，他们反而还要去追求苦行僧的生活，在照文法师看来，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修行。
照文法师选择了一个小山村中的简陋寺庙安顿下来，他虽然生活极度简朴，但却尽力帮助其他人。
村子里有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无人照料，结果照文法师就把他收了下来。
虽然他有时候会出去惹祸，但照文法师依旧没有将其赶出去。
照文法师这些年也收了几个弟子，这些人都与他有着共同追求——只希望进行朴素的修行而不追求享受，看到自己的事业后继有人，照文法师也感到很欣慰。
不过岁月不饶人，随着照文法师一天天老去，他开始患上各种各样的疾病。一开始他还硬挺着，后来实在撑不住了才去医院检查。
经过诊断，他患了严重的肾衰竭。由于没有医疗保险，平时也没什么积蓄，照文法师根本看不起病，要知道换肾的花费对于穷人来说就是天文数字。
弟子们都哭了，他们清楚师父的结局，但是却无能为力。照文法师却毫不在意，他已经看淡了生死。
2017年11月25日，照文法师离开了人世。
如果照文法师有钱医治，他的生命是可以维持的，至少做一下透析可以缓解症状。倘若之前他不因为缺钱而挺着不去看病，病情也就不会恶化到这种地步。
照文法师一生精研佛法，积德行善，晚年的境遇却如此凄凉，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有着类似遭遇的还有来自四川省的巴翁师父，他是一位藏传佛教僧人。
藏传佛教僧人的生活比汉传佛教要更加艰苦，比如巴翁师父，他一年到头就只有一件僧服。
据他说，作为出家人自然要四大皆空，所谓华丽的衣服在他看来毫无意义。出家人要坚持修行，只要心诚，佛祖是不会抛弃他们的，一切都不用担心。
作为得道高僧，他这种想法无可厚非，但作为旁观者我们却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除此之外，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藏传佛教的寺庙并不会管僧人的吃穿用度，一些都要靠他们自己想办法。
甚至是地位最高的活佛也不例外，也要自己准备饮食。
有些僧人佛缘比较好，修为也比较高，因此信徒就多一些。如果碰到有钱的信徒，他们会出资为僧人修建房子，并提供吃喝等等。
那么信徒不多的僧人就比较惨了，没有人资助的话，他们就要自己解决衣食住行，和乞丐没什么分别。
其实巴翁师父并非那种最惨的云游僧人，他的修为比较高，在当地也有一定的信徒基础，可是他却拒绝了绝大多数的资助，甘愿过着贫苦的生活。
在四川和西藏交界地带的山区，海拔普遍很高，天气也不太好，尤其是冬天，特别寒冷。
长期的饮食不规律再加上营养不良导致巴翁师父的身体相当糟糕。
2018年底，他突然觉得腹痛难忍，于是不得不去医院检查，最后确诊为肝硬化。
当时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除了肝移植没有更好的治疗手段，虽然医生也提出了这个建议，但是一看巴翁师父的衣着就知道他实在是很难负担得起。
和照文法师不同，巴翁师父是交了医保的，虽然他是出家人，全部身心放在修行上，但他也知道医保的重要性。
但是医保只能报销一部分费用，因为器官移植并非普通的手术，需要找到合适的配型，而医保对这种手术不能完全支持，在报销额度上只有30%。
也就是说，要做这次手术，巴翁师父自己还要承担70%的金额，至少要三十多万元，这对他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
巴翁师父患病已经三年多了，虽然目前他很幸运，还没有去世，但是病情仍在恶化中，不做肝移植根本没有好转的可能，他的结局也是可想而知。
解决贫困僧人医疗和养老问题任重道远
寺庙自古就开始存在，这里是僧人们集中修行生活的地方，由于他们已经出家，因此寺庙就是他们的家，他们也会在这里度过一生。
在古代，僧人上了年纪、身体状况不佳后会被送到寺院开办的延寿堂，这里是专门给年老僧人养病的地方。
在这里，除了有一些年轻僧人对他们进行生活上的照顾以外，还会有懂得中医的僧人为他们进行治疗，一些比较大的寺庙还会专门请来郎中为他们看病。
由此得知，在古代僧人的生老病死都是由寺庙方面承担的，不过这也是由寺庙的经济状况决定的。
一些经济状况良好，香火旺盛的寺庙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些偏僻简陋的寺庙就差多了，这点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贯彻信仰自由的原则，对合法的宗教机构加以认可，并成立了佛教协会对寺庙进行组织和监管。
后来协会专门出具了相关规定，规定中称：
僧人在出家后，就和其俗家的亲属结束了经济上的各项权利和义务上的关系。
同时在共同信仰的前提下，与其所在的寺院形成新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一层新的关系是建立在共有的经济基础上的。
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在新中国，僧人一生的供养和保障同样应该是由寺庙方面承担的，这一点和古代并没有区别。
而为了减少开支并进行创收，古代一些寺院会自行开垦土地，进行粮食蔬菜等种植，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自给自足。
但是到了现代社会，这种情况就非常少了，寺院的主要收入仍然是之前提到的门票、香火钱，除此之外僧人有时候也会去做法事增加收入。
不过尽管如此，当僧人身患重病的时候，寺庙方面也非常为难。有些僧人的病情即使有医保兜底也花费巨大，寺庙方面负担不起。但是如果不去治疗，那就只能是等死。
古代的寺庙对于这种重病的僧人只能是做到有限的治疗，也就是尽人事听天命，除此以外就爱莫能助了。
但是现代社会却不能这样，因为僧人虽然属于寺庙，但同时也是国家的公民，国家于情于理也应该关注他们的医疗和养老问题。
这些年国家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讨论，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方向。
首先各地方政府需要提供相应的援助，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土地政策。
古时政府都是无偿向寺庙提供土地，当然这在新中国是不行的。
因为根据宪法，土地是国有的，不过却可以灵活变通一下，比如提供一些土地的使用权给寺庙，让他们发展一些养殖业、种植业等等。
这其实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寺庙收入的问题，对环境也有一定的改善。
而寺庙方面也可以进行部分企业化改革，原有的僧人继续修行不受影响，同时雇佣一些专业人士去经营山林农场等等，这两者是不矛盾的。
除了土地政策以外，在经济政策上也可以给予一些扶持。
比如某些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寺庙，可以列入文化遗产，并给予一定程度的补贴，作为文化宣传专用款项。
同时大力宣传，让这些寺庙提升知名度，成为旅游景点，从而提升门票方面的收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压力。
不过令人担忧的一点是，在现阶段，宗教人员是否应该纳入医保体系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僧人毕竟属于一个特殊的群体，和普通老百姓有着一定程度的不同。
他们往往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有特殊信仰的宗教成员，医疗和养老应该由寺庙负责，也是中国公民，国家对他们也不能不管不顾。
在这一点上，全指望寺庙解决是不现实的，毕竟绝大多数寺庙都不富裕。
而我国法律也明确规定国民享受医疗保险是正当权利，因此政府应该努力为僧人解决这一问题。
其实对于在寺庙扎根的僧人来说还好办一点，因为他们比较固定，也方便统计。
但很多宗教人员是具有一定流动性的，他们的身份和户籍不是那么容易确定，再加上有些偏僻地区的寺庙信息闭塞，这些问题都不好解决。
在现阶段，僧人看病问题很难一步到位，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一点点推进，首先让所有有资格认定的僧人到当地宗教管理机构备案，先确认了身份再说。
其次就是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在医疗和养老保险方面给予一定的补贴，根据备案由当地政府进行资金上的支持。
而对于流动性强的僧人可以专门设立一个全国性的机构让他们登记注册，特殊情况也可以特殊对待，比如保险可以改变每月一缴的形式，变成每年一缴。
这样灵活一些的话，也可以对僧人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方便。
总之，通过医疗保险为僧人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应该是最行之有效的方式，至少保证他们有普通公民一样的看病权利。
在这一点上，江苏省镇江市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早在2011年的时候，镇江市劳动保障部门就开始对当地的各家寺院进行走访，收集僧人医疗方面的各项信息，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方案。
在有了初步方案后，当地劳动保障部门率先和金山寺以及焦山寺这两座当地规模最大的寺院沟通，经过协调达成了一致。
这其实也是全国范围内的一个试点，具体细节则是将面向僧人的医疗保险分为两种，其一是政府推出的专门面向僧人的医保，另一种则是普通医保。
在具体细节方面二者略有不同，但基本功能都是具备的，和社会职工的医保卡没什么两样。
僧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国家也会给予一定的补贴。
在政策推行一年之内，镇江市就有一百多名僧人开始缴纳医保，这一政策也得到了僧人们的一致好评。
此外，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当地政府也开始推行新的政策。
和镇江市不同，甘南藏族自治州政府推出的是新农合医保制度，虽然在力度上不如镇江市，但至少可以保证僧人能够得到和乡镇居民一样的看病权利，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当然解决问题需要靠双方的努力，国家和政府虽然会提供一些帮助，但是寺庙机构方面也要尽可能的配合。
目前很多寺庙自负责人以下普遍对医保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他们的思维比较陈旧，认为应该遵循古代的传统，对医保的好处完全不理解。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寺庙人员需要对僧人进行一定程度的培训，从而达到与时俱进的目的，这才有利于政府推进工作。
其实医疗和养老差不多是等价的，根据统计，大多数人一生花费最多的一项支出基本都是医疗，而且基本都会集中在晚年。
这笔钱是必不可少的。
既然如此，如果能为僧人解决医疗问题，那么养老问题基本也就随之解决了，因为僧人日常吃穿用度的花费是非常有限的，真正的大头就在医疗这一块。
总之，如果要想彻底解决寺庙神职人员的医疗问题，必须要政府和寺庙二者共同努力，一起将这项工作推进下去。
其中，政府的支持是基础。
同时，寺庙方面也要积极一些，不能光等着等政府的救济，而更应当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在不影响寺庙正常宗教活动的前提下，以及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发展好寺庙经济。
至于前文所说的发展养殖业和种植业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甚至可以聘请专业的财务人员进行管理和投资。
这样双管齐下，相信僧人的待遇一定会得到改善，僧人医疗难养老难的问题将会得到彻底的解决，而没有后顾之忧的僧人也可以更好地回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