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晚，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联合摄制的五集电视专题片《零容忍》第五集《永远在路上》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节目对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案进行了详细曝光。
周江勇，党的十八大之后曾在浙江省舟山市、温州市、杭州市多地担任“一把手”。2021年8月，在任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杭州首位落马的市委书记。
【自己从政，弟弟经商，不遗余力为弟弟的关联企业充当靠山】
浙江是市场经济活跃地区，部分领导干部存在搞“一家两制”的问题。周江勇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他和弟弟周健勇一个从政、一个经商，利用公权力为弟弟经商提供帮助。
他的弟弟周健勇是上海理工大学教师，却并不安于立德树人本职，内心羡慕商界成功人士的生活。2006年，周建勇兼职办起了一家化工企业，起步地点就选在了周江勇当时担任一把手的宁波市象山县，原因不言自明。
周健勇表示想办公司，正是因为周江勇有这个权力。“其实从这一天开始，就注定我要跟他发生关系了”。
周江勇痛悔：“弟弟要经商办企业，给他介绍一家企业去合作。就是因为我牵过那个线，然后就慢慢地……这是祸根啊”。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表示，当时周江勇是象山县县委书记，找了当地的一家民营企业出资金、土地、设备，他弟弟就出所谓的技术。
兄弟二人攫取的第一桶金就建立在权钱交易的基础上。这家民营企业在周江勇授意下，和周健勇“合作”开办了宁波翔润石化科技有限公司，所谓“合作”其实只是幌子，很快翔润石化公司变成周健勇独立承包，但依然长期免费使用这家民营企业的土地、厂房和设备。通过免除租赁使用费的方式，多年来，这家民营企业向周江勇兄弟输送利益达七百多万元。与此对应，周江勇则利用职权，为该公司在获取土地等方面提供帮助。
周健勇承认，土地的租金一直没付过，有哥哥的这个关系在，也就让自己用了。“离开周江勇，他会（让我免费使用）吗？人家不会。”
周健勇经商办企业，其实既没有资金基础，也没有技术优势，更没有经营才能，但他却有恃无恐，一心认为能依靠哥哥做大做强。
周建勇继而又和同乡以“合作”名义开办了第二家企业：永润石化科技有限公司，周健勇占股40%，实际上他应付的注册资金和增资款共计1400多万元，全是同乡代他支付的。
这些老板之所以愿意出巨资和周健勇“合作”，目的也是想攀上周江勇这个靠山。
涉案商人承认：“周健勇来找我，希望我能够帮他付这笔款子，还给了我承诺，以后万一有什么事情，周江勇也会帮忙的，这样找一个靠山，那我就答应周健勇了。”
也正如涉案的老板们所期望的，周江勇的确不遗余力，为弟弟的关联企业充当靠山。他不仅在企业经营方面提供帮助，甚至干预司法，帮助永润公司在环境污染案中逃避刑事处罚。
2014年，永润公司为了节省成本，违规将炼油后的废渣交给没有资质的企业“处理”，实际就是运到山东倾倒在了农田里。山东警方正式立案，追溯源头查到了永润公司，周江勇为了让弟弟的公司获得轻处理，于是利用职务影响力，抢夺案件管辖权，让宁波当地警方立案调查。
周江勇利用自己的权力帮了弟弟，他说：“本省来处理好一点，不采取刑事措施，能够采取行政罚款等等形式解决，最后能够把它大事化小，早点了结。”
【巧设名目，收受贿赂，9000多万“借款”不打欠条】
党的十八大后，周江勇担任舟山市委书记，自认为能通过设置“防火墙”来规避监督。
据涉案商人史时红称，周江勇刚刚调到舟山当市长，年轻有为，他们也想通过周江勇解决一些工程上的问题，周江勇的弟弟周健勇经常也跟商人们说大话，他们就感觉周江勇前途无量。
2013年到2017年期间，周江勇先后在涉及舟山、温州的多个项目中，按照弟弟周健勇传达的请托，为史时红提供帮助，周健勇则先后八次以“借款”为名收受史时红所送的钱财，总计金额达9000多万元。
这9000多万元都是以借款形式借的，但是没有借条。
史时红解释：“对我们来说呢，反正这个钱当好处费都给他了。关键还是周江勇，我通过周健勇把这个钱给他们两兄弟，一个渠道而已。所以我其实是想给周江勇的，那周健勇能起什么作用？还不是周江勇在办事情。”
周健勇也承认，自己根本也没想要还。
周江勇忏悔：“最终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都由我而起，没有我的权力，他（周健勇）什么都不是，没有我的牵线，他什么也干不了。”
【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帮助各个企业“打招呼”】
周江勇在收受史时红贿赂的过程中，从不和史时红接触，都是通过弟弟作为桥梁。史时红的公司也不是直接拿项目，而是先和周健勇找到一些大型央企、国企，承诺帮他们找周江勇拿项目，事成后将部分工程交给史时红的公司做。周江勇为一些大型央企、国企拿工程，也显得名正言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曾克孝解释这种手段：“他觉得自己是有一个很好的幌子，是推动经济发展，是关心支持大企业，背地里他弟弟又在这里通过这种方式拿好处，所以他认为不容易暴露。”
2017，周健勇希望搭上数字经济时代的列车，于是在宁波和人合资创办优城联合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对外宣称是一家聚焦“地铁互联网+”的高新科技公司，其实核心资源还是他哥哥周江勇的权力。
通过周江勇打招呼，优城联合与宁波地铁进行合作，第一笔业务就拿到了宁波地铁移动支付系统的统筹权。
周健勇承认，拿到地铁统筹权实际上是资源问题而非技术问题，自己之所以能拿到项目，就是靠周江勇打了招呼。
“如果没有他哥哥打招呼，他是绝对拿不到这个业务的，他也不会享有这个统筹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曾克孝表示，“移动支付业务的统筹权才是最关键的，至于兼容的技术方案，完全不是所谓的高新技术。”
2019年，周江勇调任杭州市委书记，同年11月，优城联合公司又作为大股东投资创立了杭铁优城科技有限公司，打算在杭州进一步拓展业务。
在这个过程中，周健勇也热衷于结交各路老板，表面是推销高新科技概念，实际是兜售周江勇的权力。一些企业也希望通过周健勇绑定周江勇，于是就采取“低值高投”的方式，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购入周健勇公司的部分股权，周江勇则为这些企业在获取低价土地、优惠政策等方面提供帮助。
周健勇坦白，自己清楚其他企业购入自己股权的价格太高，但他心里想：“你们一定也知道我是周江勇的弟弟，所以我开的价可想而知，你们利用我，我不反过来再利用你们？”
领导干部用公权谋私利，自然让干部群众反感。巡视和信访渠道都陆续收到了一些关于周江勇弟弟经商问题的反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由此展开核查，在严肃的审查调查面前，只要存在权钱交易行为，不管如何掩盖，实际都难以遮蔽。
【仕途顺畅，曾大谈反腐，表示诚恳接受中央巡视组意见】
周江勇出身农家，在组织的培养和自身的努力下，一步步成为副省级干部，本应珍惜难得的事业机遇、时代机遇，但遗憾的是，他却在职务提升过程中，渐渐任性用权，背离了初心。
据环球人物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报道，2010年起，周江勇的晋升之旅进入快车道。这一年，他任宁波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管委会主任（正厅长级），随后历任舟山市代市长、市长、书记。
在舟山市委书记任上不到两年，2017年2月，周江勇接替调任杭州市长的徐立毅出任温州市委书记，四个月后便跻身浙江省委常委，当时是常委中最年轻的。
在担任杭州市委书记的3年时间里，周江勇曾就腐败问题数次公开发言、撰文。
2018年11月，周江勇在《浙江日报》发表文章称“要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带动作用……形成‘头雁’领航、‘群雁’齐飞的良好局面。”
2019年，周江勇围绕巡视整改工作，专门约谈了2名区委书记，要求相关地区不折不扣履行好主体责任，抓好省委巡视反馈问题的整改落实。
2021年2月6日，中央第四巡视组向时任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反馈了有关巡视情况，巡视发现杭州市委一些重点领域权力运行监督制约还不到位，领导班子加强自身建设还有差距等。收到巡视结果后，周江勇说：“对于巡视组反馈意见，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整改。”
巡视结束6个月后，周江勇就被拉下了马。此时回头看，他之前大谈省会城市反腐的发言与文章以及对巡视组的表态，更像是一次次作秀。
担任杭州市委书记期间，周江勇曾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说：“这是一个能干事的时代，这是一座能干成事的城市。能够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城市工作，是我们每个干部的无上光荣，也是对我们每个干部的重大考验。”
而他自己，实际上却没能经受住考验。
【来源：九派新闻综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央视网、环球人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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