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荷兰人、英国人的争购下，马尔代夫出口海贝数量大大增加，获利甚丰，却因此牺牲了市场的多元性。马尔代夫本与孟加拉、印度、暹罗等有贸易往来，它出产的“溜布”、椰索、干鱼等特产长期畅销，可在海贝繁荣的绑架下，权贵崛起，掌控全局。权贵只想赚“容易的钱”，其他贸易均走向衰落，一旦海贝滞销，整体立刻陷入危局。马尔代夫落入了典型的“资源诅咒”的困境中，发展助长了原有管理上的偏颇，可想解套时，就必须进一步加大偏颇，直到倾覆。市场对已就绪的经济体是福音，对有缺陷的经济体，则是毒饵。
作者 | 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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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非洲桑给巴尔岛（今属坦桑尼亚）上的奴隶市场，早在1807年3月25日，英国便已宣布废止奴隶贸易。英格兰的奴隶制于1102年已定为违法，但此时英国商人依然积极参与贩卖黑奴的贸易。
购买奴隶最好的货物无疑是海贝，而且体积越小越受欢迎。他们支付海贝的时候，相信本地的传说，最小的和最大的价值一样高。但他们从我们这里要海贝的时候，要么清点，要么按重量，大约100磅换一个健康的奴隶。
1863年，英国奴隶船“汉尼拔”的船长菲利普斯到西非购买奴隶时，写下了这段话。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了海贝。
从15世纪到19世纪，黑奴贸易持续了近400年，而欧洲人购买奴隶所用的货币中，20%—35%是海贝，以致学者将这一血腥贸易又称为“海贝—黑奴贸易”。
这些海贝来自万里之遥的、东南亚的马尔代夫。菲利普斯记录说：“在那里（指马尔代夫），我们一分钱买4磅（海贝）。”换言之，一名黑奴只相当于25分钱。菲利普斯共购买了694名奴隶，只有372人活着到了美洲。在当时美国，一名黑奴的价格大概是25美元。
如此惊人利润，是如何实现的呢？
在马尔代夫，海贝出口（作为其他国家的货币）已有上千年历史。作为“压舱物”（相当于石块、砂子），海贝不占宝贵的货仓，欧洲船运走它们时，只需付很少的一点钱。这些海贝到了西非，便成了货币，“只要给几枚海贝，然后把桶递给她们，黑人妇女就会给你装来淡水，把船舱灌满”。而花200枚海贝（半磅），则可以买三四只鸡。仅1818年至1850年，欧洲人便将超过1000万磅海贝运到西非。
这是一个单向的货币流动过程，其结果是，西非出现了持续的通货膨胀，而海贝输出地马尔代夫天降巨财，却陷入“资源诅咒”（经济学名词，多指与矿业资源丰富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妨碍经济发展，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增长更慢）中。
少有人注意到海贝的历史，总以为它是粗糙的，是货币的“原始形态”，却不知贝币曾流通1500年，它所塑造的、前近代的市场结构，被西方殖民者所利用，至于贝币，因其便利性、可靠性，被改造成“欧洲剥削全球”的利器，欧洲人因此超越并控制了阿拉伯商圈、印度洋商圈和东亚商圈，率先跨入了现代化的门槛。
遗憾的是，当危机叩门时，亚洲三大商圈仍在用区域视角看问题，未能站在全球视角上看问题，以致一误再误。
杨斌先生的这本《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打开了新的视界：近代化并不是一个均衡的过程，欧洲实现了历史进步，亚洲和非洲却出现了历史倒退。枪炮与鸦片等固然可怕，但货币的作用更胜一筹，正是它，让隐性困境集体爆发了出来。
当传统国家走向近代化时，在货币刺激下，总会出现一个市场迅速发展的阶段，导致传统权力基础动摇，然而，就在传统国家试图平衡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时，货币又会突然紧缺，市场陷入长期衰退，各种社会危机接踵而来……
“一进一出”的“拉抽屉”几成定式，那么，究竟是谁在背后操作？该如何应对？如何才能避免下一次？凡此种种，均值得深入思考。
杨斌，2004年8月获美国东北大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澳门大学，西泠印社海外社员。其博士论文《季风之南，彩云之北：云南的形成》获2004年美国历史协会古登堡电子出版奖。
▌为什么是海贝，为什么是马尔代夫
在古代，贝壳在不同地区都被视为珍贵之物，但只有马尔代夫所产的货贝，才是长期的国际货币。
货贝，右边的后背已被磨开，作为装饰品。中国古籍也写作蚆子、海蚆等。
货贝分布广泛，日本、菲律宾、新西兰等地均有，但马尔代夫货贝的个头儿最小，彼此尺寸几乎完全一致。它颜色洁白，坚固耐磨。更重要的是，它的产量足够大——马尔代夫由1192个珊瑚岛形成26个环礁，货贝不与其他贝类杂居，环礁保护了它们。在其他地区，货贝很难如此标准化、价格低廉且产量稳定。
马尔代夫盛产鱼类、椰子，却不产大米，除出口椰棕编的椰索（比麻绳更结实，不会被水打湿，深受船员欢迎）外，还出口货贝到孟加拉去换大米。货贝价值低，相当于铜钱的1/10。有它当零钱，连穷人也被拉入到市场体系中，提振了整体消费。
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货贝成为连接印度洋商圈、阿拉伯商圈和东亚商圈的中介。印度摩尔人、暹罗、榜葛剌（今属印度）、乌爹（又译乌荼国，今属印度）、朋加剌（又译鹏茄罗国，在今印度、孟加拉）、勃固（今属缅甸）、摩鹿加（今属印度尼西亚）、马六甲（马六甲海峡今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共同管辖）、苏门答腊（今属印度尼西亚）、苏禄等，都使用货贝。
《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
杨斌 著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1月版
在印度，人们甚至给海贝建了庙，供奉着一个海贝之神，即湿婆。
元代航海家汪大渊远航非洲时，曾过“北溜”（即马尔代夫）。郑和下西洋时，翻译马欢、军士费信、秘书巩珍都提到马尔代夫（称溜山国等），据明代文献记载，马尔代夫曾四次入贡。
元代著名航海家汪大渊，曾两次远航，留下著作《岛夷志略》，记录地区或国家名称超220个。东起菲律宾，西至非洲桑给巴尔岛，是当时最可靠的记录。
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他出生在摩洛哥）在马尔代夫住了1年多，在那里娶了第四个妻子。他记录说：“他们（指马尔代夫人）从海里收集海贝，一堆堆地放在沙滩上，海贝的肉逐渐腐烂消失，只剩下白色的外壳。在买卖中，大约40万枚海贝与1金第纳尔等价，但经常贬值到120万枚海贝换1金第纳尔。”
伊本·白图泰发现，西部非洲也使用贝币，他说：“黑人在他们的土地上也把海贝当作钱，在马里和加奥，我亲眼看到1150枚海贝可换1金第纳尔。”
伊本·白图泰在元顺帝至元六年（1346年）曾到中国泉州（此说有争议），游览了泉州、广州、鄱阳、杭州等地，他说：”摩洛哥出产的水果，中国不但应有尽有，而且还更加香甜。小麦在中国也很多，是我所见到的最好品种。“并认为“中国的鸡很肥大”，以致一只母鸡“烹煮时一锅竟盛不下，只得分两锅煮”。有学者认为，他的这些记录可能来自传说。
伊本·白图泰生于1304年，逝于1377年，如果他的记录可靠，则当时西非与马尔代夫，贝币的价格差已达千倍。
货贝何时成为货币，至今仍有争议。
虽出口货贝，但在马尔代夫，货贝却未被当成货币。在印度五世纪到八世纪墓葬中，常见装在罐子里的贝币，可能只是作为财富储存，也非货币。公元7世纪，玄奘到印度取经时，记录说：“然其货用，交迁有无，金钱、银钱、贝珠、小珠。”与他几乎同时期到印度的法显在《佛国记》中称：“（在摩头罗）货易则用贝齿。”
法显在孟加拉待了近2年，可他却从未提及海贝。可见，可能是印度人比孟加拉人更早将海贝当成货币，因当时印度市场异常活跃。8世纪到12世纪，波罗王朝统治印度东北部和孟加拉，停止铸币，海贝一度成为主币。此后孟加拉苏丹王国时期，恢复铸造金属货币，但贝币已深入民间，故二者并行。
9世纪和10世纪之交，贝币传入云南，1297年，云南官仓中便库存了10亿枚以上的海贝，直到17世纪，海贝依然在云南边远地区流通。
由此可大致勾勒出近代之前，贝币区的特点：
其一，贝币与金属货币同时存在。贝币成本低、供给量大，方便日常生活。
其二，贝币区跨越多个国家，在不同地区价格不一样。在马尔代夫周边，贝币价格最便宜，运一船贝币到孟加拉，只能换回1—2船大米。而中国云南离马尔代夫远，贝币价格高，据马可·波罗记录，约726枚海贝可换一两白银。据17世纪欧洲旅行家记录：“在海边，80枚海贝可以买你一个桃子，离海越远，你得到的越少，到了阿格拉（位于印度北方邦西南部），一个桃子最多只能换来50—55枚海贝。”虽然有价格差，但靠传统手段，很难利用这种不均衡牟利。
商代用绿松石仿造的贝币。
其三，市场不统一。即使同在贝币区，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使用程度不一。比如在当时山区，没有货币，贸易依然只能靠原始的易货。在中国，云南使用海贝，但贵州（一度属云南）却只用白银、铜钱。在东亚贸易圈中，中国与日本、琉球、菲律宾、朝鲜等的贸易中，也较少看到使用海贝的文献。元朝在云南收税，承认海贝，明朝则不承认海贝，但明朝曾一次调拨50万斤海贝，说明藩库中储存了大量海贝，只是不投入流通。
海贝区塑造出的共同习惯是以4为单位计数，40枚或80枚为一朋，后来西非也保留了这一习惯。
▌昨天是财富，今天是垃圾
欧洲人刚闯入印度洋时，虽不太认可贝币，却又不能不尊重它。
176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位高管在信中，耐心地向上级解释道：“这个国家（指当时的孟加拉）的东西不值一钱，没有商人、富人、财产在这片土地上，也没有什么商业，所以没有金币或银币流通。从有人定居的远古时期到现在，当地人都是用海贝来支付各种交易，所以过去试图取消这种贝币习俗，建立金银铸币制度的各种措施，完全没有任何效果。”
这些话虽充满偏见，但体现了务实精神。整整一个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都在低价时买入贝币，并同意地方用海贝交税，且用海贝发工资，但是，对于英国人来说，他们到东方的目的是把利润送回欧洲老家。而只有把贝币换成金银铜等重金属，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仓库。
1803年，英国人开始在印度部分地区禁止海贝流通，用铜币替代，导致海贝贬值。到1833年，1卢比已能换9千—1万枚海贝，印度北部和孟加拉迅速贫困化。
然而，让贝币大规模流通起来的，还是靠黑奴贸易。
黑奴贸易之所以能用贝币来交易，因为西非此前已使用了几百年的海贝，在当地人眼中，海贝是硬通货，值得信赖。早在公元前，海贝已从印度洋输入到安条克（领土包括当代之土耳其及叙利亚的各一部分）等地，罗马人接触过海贝，传说中世纪时，埃及开罗城就有一个海贝市场。
伊本·白图泰亲眼所见，当年也门的亚丁港已成“印度人的港口，从坎贝、奎隆、卡利卡特以及马拉巴尔海岸的其他港口来的船只纷纷抵达（亚丁港）。有很多印度商人住在这里，还有埃及商人”。
伊本·白图泰在亚当港坐上一艘开往非洲的船，很多商人从这里到非洲，从事海上贸易，“（他们）可谓无比富裕，如此富裕乃至有时某个商人一人便拥有整艘船只的货物”。
这些船的“压舱物”多是海贝，到红海沿岸卸船后，有驼队将海贝送到埃及，再从埃及送到西非。11世纪时，犹太人也参与了倾销海贝的贸易。14世纪20年代，西非马里帝国国王曼萨·穆萨去麦加朝觐，随身带着数百名奴隶和满载黄金的100头骆驼，他说，马里王国的主要货币就是海贝。
马里帝国是西非中世纪时的一个强大伊斯兰教帝国，首都尼亚尼，兴起于13世纪上半叶，17世纪初灭亡，地图上红色区域是其全盛时期的版图，马里帝国盛产黄金，并控制着西苏丹广大的贸易网，海贝与玛瑙是其主要的货币。
桑海王国是最早将海贝当成货币的西非国家，它大致在今天的尼日尔。1067年，海贝已被桑海王国列入进口货物清单。海贝刺激了西非的商业化，但陆路运输海贝成本太高，远不如海运。1721年，400枚海贝在欧洲值12便士，可在西非，价格则是30便士。
16世纪，葡萄牙人最早将海贝与黑奴贸易结合起来。1517年—1519年，第一艘载满海贝的葡萄牙船来到西非，以后成为常态。150年间，葡萄牙人每年送来的海贝多达150吨。巨大的利润让葡萄牙一度想把马尔代夫变成殖民地，可马尔代夫的国土太分散了，很难全部占领他，葡萄牙人三次尝试均告失败。
桑海王国是西非一古国，15世纪至16世纪最盛，先后臣属于加纳帝国和马里帝国，逐渐皈依伊斯兰教。1590年，摩洛哥军队入侵，占领加奥、廷巴克图等地，桑海帝国瓦解。
到17世纪30年代，英国人与荷兰人来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一次购买海贝便达上百吨，这些海贝被送到伦敦拍卖，奴隶贩子拍到后，再送到西非换成黑奴，运往美洲。这个肮脏的交易，英国人又干了150年。
太多海贝从马尔代夫来到西非，引发持续通胀。1710年代，4—5万枚（约100磅）海贝可以买一名奴隶，到1770年时，奴隶价格已上升到16—17.6万枚海贝，是原来的近4倍。
整个18世纪，超100亿枚海贝被送到西非，相当于几万名奴隶的价格。19世纪初，欧洲各国在法律上禁止了黑奴贸易，但海贝依然被大量送到西非，因为此时西非向欧洲大量出口棕榈油，它们被用来制造润滑油、燃料、肥皂等。
从1851年至1970年，平均每年都有556吨海贝被送到西非，因正经货贝不够用，德国汉堡公司还耍了一个滑头，将东非出产的、一种看上去很像货贝的贝壳，即环纹货贝，来顶替（环纹货贝作为货贝，也曾长期流通）。为避免其他国家竞争，德国人在运贝壳的船的货物清单上，填写的是“咖啡”，这些海贝被运到德累斯顿后，对外宣称是用来制造瓷器的。德国人一度取得市场成功，因为东非近，运费省了很多。可法国人很快揭穿了德国人的骗局，1851年到1869年，两国共在西非卖掉了3.5万多吨东非的环纹货贝。
环纹货贝，与货贝样子非常相似，只是后背有环状黄圈，也长期被当成货币使用。
按万吨级别输入货币，结果可想而知。1895年，海贝在西非的价格只有1850年的1/10，甚至搬一包海贝花掉的劳务费，已和其销售价相当。
黑奴贸易让非洲至少损失了300万劳动力，此外还有多年辛苦生产的棕榈油，可换来的海贝却贬成了废物，一些地区甚至尝试将海贝粉碎，当作建筑材料，费力太多，价值却很低。吊诡的是，当欧洲殖民者宣布废除贝币后，不少西非人反而坚持使用贝币，将此视为保存文化记忆、反抗殖民的一种方式。
超300万黑奴被迫离开家乡，许多人尊奉传统观念，选择了自杀，因他们认为自杀可以让魂魄返回家乡，与家人、朋友团聚。在1860年的美国，一名黑奴价格是25美元，印第安人是10美元，白奴是15美元。黑人因远离家乡、语言不通，不易逃跑，所以价格更昂贵。
大量海贝输入西非，给中国也带来影响。明末清初，云南市场贝币供应严重不足，政府只好大量铸造铜钱替代（明清政府也有用铜钱替代海贝之意），康雍乾时期，清廷在70年间，令云南每年采铜超1千万斤（其中300多万斤留云南铸币），且每年为此拨款100万两白银。政府投入大，致各地移民入滇，繁荣了云南经济，云南渐渐退出了贝币区。
▌妇好墓中的海贝不是钱
中国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贝币的国家，在殷墟的妇好墓中，出土海贝多达6800多枚。此外，在殷墟多处墓葬中，也都发现了海贝。在三星堆遗址中，同样发现了4700多枚海贝。
妇好墓中陪葬的货贝，从长度和形状看，应产自马尔代夫。
然而，这些出土海贝的分布很奇特：
其一，远离海洋的西北地区反而是初期墓葬用海贝的重点区域。
其二，墓葬区多见，生活区几乎看不到。
其三，殷墟出土的海贝基本都被加工过，形态不完整。
其四，这些海贝均不产于中国，因海贝要求冬季海洋温度不低于20℃，而我国广东是16℃，虽然仰韶时期温度比现在高2—3℃，但当时海水含盐度低，无法满足海贝需要的、海域表面盐度不低于33%的要求。
据此，本书作者提出，先秦出土的海贝可能不是货币，而是奢侈品。任何货币形成都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供给足够丰富，二是价值稳定。上古时期，进入中国的货贝数量极少，根本无法支撑交易的需要。
以往认为，殷墟出土货贝可能来自南海，是内陆与滨海贸易的结果。然而，货贝是一种独特贝壳，从其大小、形状，不难判断产地，本书作者认为，从目前的照片看，这些货贝都来自马尔代夫。竟然妇好墓中的大部分玉器来自新疆和田，则海贝可能也是从西部传入中原的。而从印度到中国西部，有南方丝绸之路，又称货贝之路，早在史前便已通行。
西汉著名外交家张骞到大夏蓝氏城（今阿富汗瓦齐拉巴德）时，惊讶地看到那里市场上有邛竹杖、蜀布。大夏国人说：“吾贾人往市之身毒（指印度）。”即这些是从印度买来的，可见当时从四川到西部，再到印度，存在一条秘密商道。这个商道太狭窄，无法大量输入海贝。
海贝不足，所以春秋时中国才用铜、铁、玉、铅、骨等模仿海贝，制成“蚁鼻钱”，而铜贝才是中国最早的货币。同样的情况在古埃及也存在，法老们也用黄金模仿海贝，可见，当海贝供给不足时，大家能想到的办法差不多。
春秋时楚国的“蚁鼻钱”，模仿了海贝的造型，又称铜贝。
辨析上古海贝不是货币的价值在于：回到全球史看问题，将不同地区的经验补证到中国史中。比如北美印第安人也以贝为货币，但它们不是货贝，而是美洲本地的贝，不够标准化，所以印第安人将贝壳砸成几片，分别磨光、穿孔，制成圆柱形的琬朋，也经常用来交换。
古埃及的仿货贝，和中国古代的“蚁鼻钱”神似。
琬朋制作精美，但产量太小，熟练工一天也只能做10个，因此无法货币化，只是易货交易中的一种贵重商品而已，这种贵重商品无法促进分工。琬朋的工艺如此考究，以致殖民者进入美洲后，几乎不相信琬朋上的孔是用手工制成的，他们带来金属加工设备，能迅速打出又好又光滑的孔，一天加工量增加到几百个。至此，琬朋真的成了货币，殖民者用它买走了印第安人猎取的大量皮毛，这些皮毛被卖到清朝，换取白银。而这些白银则是西班牙人从美洲开采来的，用来购买中国的瓷器、茶叶、布、铁锅和丝。
从琬朋的历史看中国上古的海贝，可知二者都在前货币状态。在印第安人的墓葬中，多用琬朋陪葬，而在先秦墓葬中，海贝也是常见的陪葬品。在先秦，在逝者口中含玉与含贝几乎一样多，此外，一些逝者手中还会握贝，或在逝者身下的腰坑中放上海贝。
含贝、握贝、腰坑葬贝到汉代渐渐衰落，到明清时，贝壳和玉已改成了钱。
全球化视野的价值在于，我们可以从各地区的历史中得到灵感，去重新理解自己的历史，而不是满足于“先前阔”“我们是独特的”“凡事必是天下第一”之类自嗨。
▌最终都变成了全球化的炮灰
如果沿着全球史的视野，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必然是：亚洲最早将海贝转化为货币，亚洲又是海贝资源的唯一拥有者，为什么在海贝全球化中，亚洲反而成了受害者？
因为亚洲的海贝货币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基于本地市场需要，临时设计出来的。而西方殖民者在进入亚洲后，是根据全球贸易需要，推行其货币战略的。
表面看，这些货币政策在短时间内有益于亚洲诸国。
在荷兰人、英国人的争购下，马尔代夫出口海贝数量大大增加，获利甚丰，却因此牺牲了市场的多元性。马尔代夫本与孟加拉、印度、暹罗等有贸易往来，它出产的“溜布”、椰索、干鱼等特产长期畅销，可在海贝繁荣的绑架下，权贵崛起，掌控全局。权贵只想赚“容易的钱”，其他贸易均走向衰落，一旦海贝滞销，整体立刻陷入危局。
马尔代夫落入了典型的“资源诅咒”的困境中，发展助长了原有管理上的偏颇，想解套时，就必须进一步加大偏颇，直到倾覆。市场对已就绪的经济体是福音，对有缺陷的经济体，则是毒饵。
同理，明代白银大量涌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全国统一市场的基本形成，区域分工协作更紧密，生产效率大大提升。明清盛期，中国平均每年向西方销售100万件瓷器。可收入不均衡、决策欠科学的弊病仍在，一旦白银外流，生产体系就会崩溃，明清两代因此走上持续衰退的不归路。
被市场养大的同时，病灶也在长大。
殖民者向非洲倾销海贝，却很少回购和持有海贝，说明他们早就认识到海贝的风险。可当时西非无主权货币，持续通胀下，社会投资增加了，经济迅速发展，掩盖了真问题。随着通胀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严重，社会矛盾激化，西非各部落原本脆弱的管控已难以为继。西非的管控者们以为发展会永续，没想到海贝价值已被拉到极限，突然价格暴跌，靠出卖黑奴、出卖棕榈油形成的财富瞬间化成泡影。随着经济破产，管理亦破产，权力已无法应对危机。
经济快速增长如此甜美，其背后却可能埋藏着长期的困难。这些困难的真正源头不在外，而在内——如果当时西非的市场更成熟，管理制度更开放，系统缺陷更少，那么，怎么会被现代化甩下呢？怎么会落入长期贫困的境地？
在奴隶船上，患病、反抗的奴隶会被直接扔进海中。
传统社会内部本就充满各种裂痕，在慢速时代中，尚能得过且过、勉强维持，可当它们被动地走上历史舞台，时代开始加速时，原有的体量、经验、本土优势反而成了劣势。可挫折反而让传统社会更加孤芳自赏，更加依赖传统。结果在与先发国家的竞逐中，一方是扩张的全球经验，一方是龟缩的本土经验，两相碰撞，结果可知。
在前现代社会中，贝币世界非常独特，因为它不是权力打造的，而是市场推进的。它不是指令的产物，而是适应的产物。在贝币世界内，几乎不存在一个“中心—边缘”的结构，所以它更有效率、更有适应性，但没有等级差异，也使它丧失了进步性。
现代世界不仅吞噬并掌控了贝币世界，还容纳了贝币世界的成功经验。所以在初期，贝币世界反而空前扩大，它对西非的影响超越此前任何时期，这让现代世界成功地植入到西非社会中，充分吸取其资源，并将其改造。结果是，贝币世界也好，东亚世界也好，印度洋世界也好，西非世界也好……都成了欧洲式的、以市场为中心的社会，它们从各不相同，变成几乎一模一样。
本书透过小小贝币，呈现出全球史的苍凉——我们永远无法逃出它的塑造，人类的每次逃逸，每次铺垫，每次挣扎，乃至每次追寻，其实，最终都会转化为它成长的一部分。难道说，我们都是全球化的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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