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尼赫鲁政府指示印军不断对我国边界采取袭扰，渗透侦察破坏和掠夺我边民生活物资，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损失。由于当时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不久，国家的确到了百废待兴的地步，所以针对印军的进攻及挑衅，我们始终抱着谈判解决的方式，想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掉纷争。但是我们的好意在尼赫鲁政府看来则是“软弱”，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尼赫鲁政府大胆采用“军事冒进”战略，也就是军队占到哪，界线就在哪。
在多次劝阻未果的情况下，我军开始实施“有限反击”战略。首先，从疆藏两个方向同时对越界印军实施打击，收复领土。在这个阶段的作战中，印军的实际兵力为2.2万余人，在我军优势兵力的穿插围堵下大部被歼灭，少量漏网之鱼溃退后因无力组织反击便原地等待援军的到来。后期，印军又不断增加兵力，加上被我军歼灭的，前后已经投入了10个旅及其他附属兵力。对于印度来说，此次聚集在边境的都是二战中跟随英军四处征战的精锐部队，印度迫切想通过这些精锐来扭转战局，使自己重新回到主动地位。
不过，即便是追随英军四处征战的印军，其战斗力还是不敢恭维，毕竟英军在朝鲜战场上也被我们打的一败涂地。所以在总攻发起后，我们迅速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对印军“头重脚轻”的一线重兵配属方案做出了针对性的反击。战斗结束后，印军共计阵亡4897人，被俘3968人。由于我军重新夺回了查库，而查库是印度德里平原的最后一道屏障，越过德里平原便是当时的印度首都德里，所以尼赫鲁政府在获悉前线10个旅损失惨重无力回天，查库也被我们重新控制后，慌乱中便萌生了迁都的想法。原本自信满满的侵略行动，就此演变成了“首都保卫战”。
印军的失败不无道理。首先印度政府和印军高层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尤其是随英军征战时，以为自己积累了足够丰富的作战经验。但实际上，跟随英军作战指挥权在英军手中，印军指挥官本身是没有任何交战经验的。其次，印军的装备水平不佳，能够使用的最大口径火炮仅为88毫米榴弹炮和75毫米山炮，而我军则动用了122毫米口径的榴弹炮，在团营连级建制上的配属火力也同样高于印军。据悉，当时印军连一级的部队仅配置了少量重火力，其它因为嫌重没带。在遭到我军炮击后便仓乱后退，原先准备俘虏我军装备和兵员挪为己用的想法就此扑空。
其次，印军的指挥协调也有很大的问题。由于我军当时都是内战和朝鲜战场上一路走来的老兵，以总指挥为例，印军的总指挥是尼赫鲁的远亲布里吉·莫汉·考尔，毫无军事经验。而我军的总指挥是刘伯承元帅，协同指挥的是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徐向前元帅。其中，刘伯承元帅已经被公认为是“当代孙武”，其谋略和指挥水平丝毫不亚于抗美援朝总指挥彭德怀元帅。说实话，这样的阵容放眼全球都找不到第二个可供比较的对象，印军的失败也就由此开始。坊间多数评论认为，曾赴英国留学的考尔在我军当中最多只能当个新兵。很难想象，考尔在指挥这场战斗前，从事的是联络和兵站后勤，如果没有尼赫鲁的话，他最多混个中校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