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便是太平盛世,因为没有战争,所以武将比较闲,这便成了文官做主的一个阶段,也是文官互相倾轧,朝堂纷争比较严重的一个时期;第二种便是战乱纷争,这个时期武将各展才能,文官明哲保身,百姓也处于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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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哪个时期,总有着那么一群人,或者厌倦了庙堂生活,或者是为了躲避战乱,便居住在偏僻野地,过着与世隔绝,星月为伴,鱼虾为友的生活,这便是隐士。

有一句话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隐士虽然归隐,但是还是受到了统治者的管辖,那么统治者对这群社会的特殊阶层持有什么态度呢?又是什么原因呢?

一、 “处江湖之远”的隐士是否影响到了统治者?

1.隐士大多都是“知识分子”所以会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隐士的具体含义便是“隐居不仕”,《南史·隐逸》有着具体的阐释: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所以“隐士”首要条件便是知识分子,可以做官但是不想做的才有资格被称为“隐士”。

比如孔子的弟子颜回便是很好的代表,按理来说孔圣人的徒弟而且是十分杰出的徒弟应该是很多国家抢手的人才,但是颜回无意为官,一直过着归隐贫穷的生活,《庄子·让王》中有着颜回回答孔子不愿出仕所阐释的原因:“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飦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回不愿仕。”

再者就是陶渊明,以陶渊明的才能他本身是可以做官的,他也曾经做过官,但是官场的黑暗让陶渊明丧失了做官的兴趣。《晋书·陶潜传》中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兮辞》。”

所以说这些隐士都是有才能的人,在图书文字还不那么普及的古代,“知识分子”总会有着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2.隐士的“社会影响力”让他们进入到了统治者的视线

人从出现开始便是群居的动物,所以说隐士虽然隐居,但是他的生存一定脱离不了现实社会,再加上儒家思想深深刻镌刻在了国人的骨子里面,尤其是在古代,儒家的地位更是尊崇.

所以说这群居住在荒野山林的“知识分子”总会受到人们的尊敬,代表他们思想感情的诗词歌赋也会被人们所传阅,这就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古代,统治者们为了保证自己的统治,对于那些有影响力的人自然会格外的关注,而这“处江湖之远”却有着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的隐士们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了“居庙堂之高”的统治者们的视线.

那么统治者们就会拿出一定的态度来对待他们,让他们知道虽然他们隐居山林,但是还是受到自己的管辖的。总的来说统治者们对待隐士的态度有两种:“遵隐”和“反隐”。

二、我国文化气息浓厚的历史让“遵隐”成为主流

1.“遵隐”是传统,帝王也得遵守

我国自古以来便是以武立国,以文治国,所以隐士这群文化人自然就受到了统治者的尊敬。根据古代的历史或者是神话传说,我国古代的帝王比如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都是十分尊敬隐士的,而且他们希望隐士可以为他们所用.

即使受到了拒绝也是很大度的允许他们继续隐居,甚至在禅让制还存在的时候,尧曾想吧天下禅让给许由、子州支父等德高望重的隐士,舜也曾试图让位给子州支伯等隐士,所以说“遵隐”是从上古时期所留下来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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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所写的正史中,专门为隐士立传的史书就多达十九种,并且连伯夷、叔齐当中责难周武王,周党、严光拒绝汉光武帝刘秀这种有损于“皇家颜面”的故事都有记载,由此可见,“遵隐”这种传统可以说是流传甚广而且影响深远的。

2.统治者“遵隐”的同时会树立自己良好的形象

并不是所有的统治者都如同上古圣王那样仁爱宽厚、没有明确目的来尊重隐士的,他们需要用“遵隐”这件事情来标榜自己重视文化、宽厚仁慈,求贤若渴的形象,来让天下有才能的人来投奔做官,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新唐书·隐逸传》、《旧唐书·隐逸传》、《辽史·卓行传》、《宋史·隐逸传》等一些很重要的史书中都有着帝王尊敬隐士与隐士相谈甚欢的记载,尤其是重文轻武的宋朝记载最多,这些帝王并不仅仅是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更多的还是来树立统治者本身重视人才的形象,来推行自己一些统治天下的政策。

但是无论是真正的“遵隐”也好,或者是通过“遵隐”来达到自己的一些统治目的也罢,统治者的“遵隐”行为让隐士文化得以保全,也让一些优秀的隐士所著的文章得以流传,所以说,“遵隐”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的文化做出了贡献。

三、“反隐”与“遵隐”是镜子的两面,故而“反隐”的呼声一直存在。

1.有人支持归隐,自然就会有人反对“归隐”

隐士隐逸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道家思想尤其是老庄思想的影响,老庄思想提倡天性自然,不被外物所拖累,无为而治释放天性等,这些观念在道家名著《老子》《庄子》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和道家思想观念不相违背的儒家圣人如孔子、孟子也是支持隐士的.

但是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有支持便会有反对,法家便是“反隐”的中流砥柱

早在先秦时期,儒家的荀子就提出了“反隐”的观点,他在《荀子·非十二子》中就讽刺了当时隐士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抨击,而作为荀子的学生,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对“反隐”表现得更加激烈,《韩非子》中有过记载:

“古有伯夷、叔齐者,武王以让天下而弗受,二人饿死首阳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韩非子认为这些隐士都是无益之臣,应当驱逐,不应该再去求他们重新出仕做官.

而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韩非子虚构了齐国东海上两个隐士狂矞、华士,认为他们是狂妄自大,沽名钓誉之辈。所以说,百家争鸣的盛况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出来“反隐”的呼声。

2.隐士孤傲清高的姿态终究不是臣民对待统治者的态度

历史上很多著名的隐士有着极其出色的才能,而统治者们求贤若渴。所以希望这些拥有才能的隐士出来为他们的统治出谋划策,来巩固他们的统治.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帝王都像刘备一样三顾茅庐,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的,再加上有些隐士恃才傲物,对统治者的招募不闻不问,甚至出言加以讽刺斥责,这就让统治者感觉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根据《后汉书·逸民列传》中记载,当时十分著名的隐士周党受到了汉光武帝刘秀的召见,态度十分不恭敬,当时一位叫做范升的官员就上书光武帝“臣闻尧不须许由、巢父,而建号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齐,而王道以成。

伏见太原周党、东海王良、山阳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车。及陛见帝廷,党不以礼屈,伏而不谒,偃蹇骄悍,同时俱逝。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钓采华名,庶几三公之位。臣愿与坐云台之下,考试图国之道。不如臣言,伏虚妄之罪。而敢私窃虚名,夸上求高,皆大不敬。”三国时期也有位叫做祢衡的隐士太过狂妄而被杀。

到了明朝,朱元璋为了加强自己统治权威,奴化民众,就对拒绝统治者征召,拒绝做官的人采取了十分严厉的刑罚,“反隐”思想达到了顶峰,根据《明史·刑法志一》记载,朱元璋在洪武年间亲自制定了叫做《大诰》的十条规定,其中有一条就是:

“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其罪至抄劄。”而根据《明史·刑法志二》中记载:“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召不仕,皆诛而籍其家。”

隐士们对于统治者不闻不问,征召不往甚至出言讽刺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说可以是对封建集权的挑战,终究是不能被统治者所接受的,所以“反隐”也就是自然而然地事情了。

3.有些假隐士居山林但管世事的行为也会引起统治者的不满

并不是所有的隐士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爱田园间的,他们其中有些人对统治者玩起了欲擒故纵的把戏,假借归隐来达到自己的一些目的。

比如明代的陈继儒虽然明面上是归隐山林,但是却和官场交往十分密切,所以就有人嘲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家”。再比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虽然隐居山中,但是朝中一旦有了大事还是向他请教,所以陶弘景就被称为“山中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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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唐代卢藏用也是如此,根据《大唐新语·隐逸》记载“卢藏用,始隐于终南山中。中宗朝,类居要职。有道士司马承祯者,睿宗迎至京,将还,藏用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在远’”。这些又想故作清高摆弄姿态又想入世做官升官发财的丑陋姿态终究会引起统治者的不满。

更有甚者,比如说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他们原先是明朝十分著名的学者,他们假借“隐居”之名让清王朝放松对他们的警惕之心,实际上是在筹备反清复明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清王朝的统治,既然威胁到了统治者的地位,那么统治者“反隐”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其实无论统治者是持着“遵隐”还是“反隐”的态度,他们最为关心的还是自己能否更好的掌控天下,“遵隐”的统治者是希望自己尊重隐士的态度可以感化一些有着治国才能的隐士放弃归隐来辅佐自己,这是属于用温和的统治手段来对付隐士这一特殊群体.

让他们不至于威胁到自己的权威,来树立自己一个仁慈宽厚,尊重读书人的形象;而“反隐”的统治者其实也同样如此,只不过做法不同,他们希望这些有才能的隐士能为自己所用,还要树立一个绝对强硬、绝对权威的统治形象.

所以对于那些不服从控制的隐士便采取了“反隐”的措施。所以说,无论是“遵隐”还是“反隐”,就只是是统治者用来统治天下的一个手段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