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郑国曾经也是雄踞一方的强国，但自庄公霸业中衰后，郑国陷入了长期的政治混乱之中，使得其国力大为损伤，逐渐沦为大国的附庸。
后来崛起的秦、晋、楚等强国都曾积极争夺对郑国的宗主权，使得郑国疲于应付。在长期的内外交困下，郑国社会弊病丛生，如果不进行及时的治理必将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就在此时，郑国出了一位奇才。公元前543年，执政子皮将自己的职位让给了他一直看好的一位后生——子产。而正是子产通过其二十余年的努力，使得郑国的面貌大为改观，出现了复兴的气象。
子产画像
伟大之人往往生于忧患
郑国地处中原腹地，这一地理环境对于郑国来说既是利好又是危机。利好在于这一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交通便利，对国家发展极为有利。
而正是这一地形特点使得郑国在国家安全上无险可守，又被列国觊觎，春秋中期以来，郑国在秦、晋、楚大国的包围争夺下疲惫不堪，一度陷入朝晋暮楚的窘境。
由此而来，郑国不得不对这些大国尽心侍奉，朝贡、觐见、随军征战，而郑国因此只能加大对国内的剥削，使得国内的社会危机进一步深重。外患已经足以让人焦头烂额，郑国的内忧却从未消停过。
春秋形势图
尤其是郑穆公之后，其众多的儿子都争夺君位，使得郑国政局动荡。在郑穆公的多个儿子中，仅上台执政的就有七个，史称“七穆之乱”。
数十年间，弟弑兄，臣弑君，在子产担任执政前的23年中，就发生过五次宫廷政变。子产在做执政之前就已经经历并处理过这些事务，因此对此颇有感触。
《左传》记载子产评价当时的时局说：“国小而逼，族大而宠”。他深知，如果不通过一场彻底的改革来改变这一局面，郑国也就无可救药了。
子产的前任是子皮，子皮出身显赫，是三大豪族的领袖人物，有很高的威望。
但年老力衰的子皮对于国家的困境有心无力，只能将希望寄托在青年才俊的身上。相对于子皮，子产只是一个小贵族，其人微言轻，但他却有突出的才华。
郑国的内乱
子产的父亲曾经讨伐蔡国并获胜，自以为有军功而洋洋得意。但子产却说：蔡国是楚国的属国，讨伐蔡国一定会引起楚国的报复。
而楚国要是伐郑，晋国必然不会坐视，反而会联合伐郑。不出子产所料，不久，晋楚蔡三国联军宣布伐郑，郑国大败。
因为子产的精准判断，使得其在郑国政界逐渐小有名气，很快走进子皮的视野之中。
子皮对子产非常欣赏，便将执政的位子传给了他。初为执政的子产很快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考验，晋国派使者来到郑国，指责郑国“贰于楚”，也就是对晋国不忠心。
子产不卑不亢，和使者据理力争：郑国是小国，无力保全自己，必然要依附于强国，而晋国作为宗主在郑国受楚胁迫之时没能尽到保护属国的责任，怎么能反过来指责属国不忠呢？
晋国使者被子产说的哑口无言，自知理亏，很快就回国了。
晋楚争霸
而子产以其强硬又调和的外交策略使得郑国顺利摆脱了外交危机，稳定了外部局势。
此外，针对列国连年征战，小国夹在中间苦不堪言的局面，子产又积极的响应“弭兵之会”，为郑国争取到了宝贵的和平时期，使得其能专心应对国内改革。
二十年深耕终换来国家太平
公元前543年，也就是子产担任执政的第一年，他就着手开始田制改革。西周以来，列国之间都实行的是井田制。
井田制下，九百亩田归八家农户种植，每家一百亩，多出来的一百亩是贵族的。
而春秋时期，各国都出现了贵族大量侵占土地的事情，而子产针对这一情况开展了田制改革，重新分配土地。
子产通过“伍”这一制度将本来大量为贵族占有的土地分配给了农奴，极大的削弱了贵族对土地和农奴的控制权，使得贵族对子产恨得牙痒痒。
春秋时期的军队
当时的民间流传着歌谣：“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
这里的民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人民不一样，当时的社会，除了奴隶主贵族与奴隶之外，只存在少量的自由民，其不构成一个政治力量。
所以，当时的民或者国人是指贵族。贵族出于怨恨就编写歌谣来骂他，说出了“谁想杀子产，我就去帮他”这种话。
但子产的改革对于当时的社会是非常有利的，使得原本被贵族严重剥削的农奴获得了一定的实际利益，因此大大提高了其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
除此之外，因为当时的生产力低下，农业生产基本都是“广种薄收”，也就是单位生产能力不足就靠扩大生产面积来弥补。
春秋时期的农奴
而这一做法效率低下，为了提高单位土地生产能力，子产就大修水利工程，发展灌溉农业，提高农业产量。
同时，沟洫还有疏通水患，防涝排洪的作用。这一做法不是子产首创，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在实施了。
当时的执政子驷因为兴修水利而引起贵族的嫉恨，结果在政变中丧生，子产的父亲也死于那场政变。
贵族之所以反对子驷兴修水利，仅仅是因为这些沟洫会占用贵族的田地，引起贵族的不满。
前辈与父亲的死没有阻碍子产改革的脚步，即使这些贵族攻击子产，骂他长了蝎子尾巴，发布对子产的死亡威胁，还辱骂他的父亲，也没有改变他的初心，他依然坚持进行改革。
沟洫农业
除了“作封洫”，子产还进行了“作丘赋”改革。丘是一种土地单位，先秦时代九百亩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
也就是说每一丘有十六“井”，他们要为国家提供赋税，承担力役。
子产的做丘赋规定：每一丘十六井共一百四十四户人家要共同出资购买军马一匹、牛三头，然后按亩纳税。
子产进行丘赋改革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春秋时期局势动荡，战乱不休，而想应对这一局面必须拥有强大的军队，而要供养军队必须有足够的钱粮。
春秋时期的军队主要是由贵族构成，一般人是不能成为战士的，而这就限制了军队的发展。
再加上当时的农奴生活贫困，除了自身能作为役力之外，也只能提为国家供牛马等资源。
春秋时期的战争
子产改革后，将征兵的范围扩大到了这些“野人”（指乡野地区的农户），同时向他们征收军赋。这一政策使得国家财政得以充裕，军队得以壮大。
子产的这一改革是向农奴直接征收赋税及力役，但因为子产在土地制度上的改革照顾了农奴的利益，使得农奴不仅没有受侵害，反而境遇得到改善，因此，农奴大多是拥护子产改革的。
而之前痛骂子产的贵族在改革进行多年后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因为子产的措施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虽然最初直接损害了贵族利益，但长期下来贵族的收入反而增加了。
因此，贵族们又给子产编了新歌：“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可见，子产改革已经深入人心，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铸刑书
而子产的其他改革措施还包括“铸刑书”。郑国在先秦时代是为数不多的一个重视商业的国家，其国家商业经济十分发达。
但因为在先秦时代中国还没有成文法，商人的利益往往受到贵族的侵害，非常不利于商业经济的发展。
而在子产时期，子产通过制定法律条文并以铜鼎的形式对外公布，开中国成文法之先河，对于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的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历史不是伟人所决定的，但却深受伟人的影响。子产身处春秋时期的乱局之中，因为郑国自身的内忧外患，形成了强烈的忧患意识。
正是在这一意识的推动下他不畏艰险坚决推行改革措施，在其执政的二十二年里使郑国在危机之中焕发出生机，使其国家逐渐得到恢复并发展。
同时，在其恰当的外交政策影响下，郑国所面临的严峻的国际形势也有所缓和，为郑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虽然子产的改革并没有改变郑国是一个弱国的现状，同时与后世的商鞅变法相比也还很不彻底，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可以说是开战国变法浪潮之先声，对后世的其他的变法活动影响深远。
因为子产的突出成就以及其高尚的道德品质，其受到了很多历史名人的认可，孔子就曾称其为“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同时，在子产执政时期，其开明的执政方式也受到人们的认可，子产重用贤才，善于听取建议，对于人们的批评甚至是谩骂他都能接受，使得郑国的议政之风非常盛行，其政治由此获得极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