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粟裕在解放战争时期，率领第三野战军立下了不朽的战功，但是到了建国后，粟裕将军却郁郁不得志，数次被降职。
陈赓曾经安慰他说：“古往今来，两种人最危险，一是功劳太大的人，二是不去迎合上司的人。你老兄这两样一样都不少，能不被整吗？”
其实，陈赓说的只是一个方面，粟裕之所以不得志，有没有自身的原因呢？当然也是有的。
这就要说到军队正规化了。
现在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治国应依法依规，而不应依赖圣君明主，也就是“法制”高于“人治”，这才是确保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不至于一朝清明一朝混乱的无序轮回。
治国如此，治军也是如此，人民军队走过的道路是一条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草创到正规化的艰难曲折发展之路，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各方面条件都很恶劣，我军能否打胜仗，指挥员的智慧谋略起着非常大的作用。
比如大家津津乐道的林彪、粟裕，就是伟大的军事奇才，具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指挥艺术，在他们的指挥下，四野、三野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因此，两人也被视为四野、三野的“灵魂”。
有一个例子就很有代表性，当时很多四野的老兵，都说自己是“林彪的兵”，而不是说自己是“四野的兵”，就充分说明了林彪在四野的特殊地位。
在战争年代，这样做无可厚非，还有利于部队保持荣誉感和自信心，但是到了和平时期，就会出现问题了。
因为我军是党的军队，是国家的军队，而不是哪个人的军队，军队要实现正规化、现代化，就必须要弱化个人的影响。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开始进行重大革新，向苏联等先进国家的军队学习，引进了一系列现代军事制度和条例。
但是，面对这样的重大变革，总会有些人不太适应，在无意识中犯下一些错误，比如粟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粟裕是我军公认的军事奇才，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三野的地位和作用无人能比，连陈老总也说“华东军事主要靠他”，在三野进行重大战役时，陈老总甚至会主动走开，让粟裕全权负责指挥，免得他放不开手脚。
不得不说，这既是粟裕的幸运，也是粟裕的“不幸”，因为这让他养成了一种“舍我其谁、独断专行”的习惯，等到了和平时期，尤其是军队逐渐正规化、制度化后，粟裕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好心做错事”的越权错误。
比如在1955年，粟裕就犯下了一次越权错误。
1955年6月20日，国防部接到福建军区一份急电，说福建军区副司令皮定均从北京回来后，传达总参谋长的一个指示，对马祖列岛的作战方针，应该全面同时准备攻击高登、北竿塘、南竿塘等三个岛屿。这与1954年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关于东南沿海作战方针有着很大的矛盾，中央军委明确规定，每次只选最小的一个岛屿进攻。
国防部长彭德怀得知后，非常惊讶，立即主持福建沿海作战会议，这才知道了真相，原来粟裕的意思是全面准备，然后选择一个岛屿进攻，而不是“全面同时准备攻击三个岛屿”，是皮定均理解错误。
不过，还有其他一些同志作证说，粟裕当时的意思的确是全面进攻三个岛屿，使敌军不能相互救助。
先不论粟裕的意见是否更好，单说他这种做法就严重违反纪律，毛主席批评说，讨论这样的大事，不依照程序，不汇报不请示，就是大错。于是，粟裕不得不做出检查。
到了1957年，粟裕又犯了一次忽视外事纪律的错误。
这一年11月，是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大庆，中国派出庞大的政府和军事代表团，毛主席和彭德怀、叶剑英以及各总部一把手都参加。
11月24日，中苏两国军队高官对口会见，但是外事纪律规定，只做礼节性会谈，不涉及具体事务。
粟裕可能是太以工作为重，忽视了这个纪律，在与苏军总参谋长会谈时，主动询问总参谋部和国防部分工的细节，并索要一些苏军相关的资料。
苏联总参谋长回答说，这个问题不正确，总参谋部和国防部没有分工不同，只有隶属关系，也没有给粟裕这方面的资料。
粟裕的这个举动，虽然是出于为工作考虑，没有私心，但却明显违反了纪律，自然也受到了批判。
没想到，这次被批判后刚刚第二年，在中国志愿军回国的问题上，粟裕再一次犯下了“越级”的错误。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调动部队的问题有严格的规定，步兵师以上部队、特种兵团以上的调动，都必须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批准，由毛主席批阅后发出。
然而，1958年最后一批志愿军部队的归国命令，粟裕却是以总参谋部的名义下达的，这就是一次非常严重的越权错误。因此，彭德怀对此大为光火，多次点名批评粟裕，粟裕的总参谋长一职也被撤掉，由黄克诚代替。
很多人说，彭老总与粟裕之间有矛盾，其实这并非个人矛盾，而是粟裕本身的性格和多年习惯造成的无心之错。
粟裕在军事谋略上是天才，可是在人情世故、程序制度上就显得不那么成熟，再加上他在战争年代养成的“不拘一格”的决策者的习惯，让他屡屡犯下“无心之错”。
粟裕对自己的这个弱点也是心知肚明，在晚年时，多次说过不怪彭老总，是自己做得不够周到，体现了一位革命家坦荡无私的优秀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