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美洲三书》系列读书笔记的最后一篇。
前文讲到了柏克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及其对大英帝国殖民政策的反思（）。本文要讲的是柏克的自由观。
一、古典自由主义政策：有益的疏忽（salutary neglect）
柏克在经济议题上是古典自由主义者。《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曾经提到，他和柏克未曾谋面，但经济见解不谋而合。（《埃德蒙·柏克：现代保守政治教父》，p.225）
事实上，柏克将美洲殖民地的商业繁荣归功于自由，而非宗主国的贸易管制。他批评前首相格伦维尔先生，“高看了人类之立法的智慧与权威；他（即格伦维尔）以为，美洲商业的繁盛，得多归功于法律和制度，而自由却仅有尺寸之功；以条规为商业，以税法为财源，这一号人，天下真是滔滔皆是。”（《美洲三书》，p.31）
又说，“殖民地的事业，能归功于我们之关心的，大体上说来是很少，甚至没有一桩，他们并不是在防民如防贼的治术的约束下被挤迫进了这幸福的状态；相反，这高贵的性格，恰是因为一种明智的、有益的疏忽（salutary neglect），才得以取自己的路径，到达了圆满。”（同上，p.85）
换言之，美洲的繁荣，不是宗主国有意为之的产物，而是某种“非意图的后果”。大不列颠政府在北美殖民地的经济崛起中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这种作用主要表现为不干预、不折腾。《美洲三书》的译者缪哲先生在脚注中对“有益的疏忽”做过较为详细的注解，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自行阅读。（同上，p.86）
在美洲危机愈演愈烈之际，柏克甚至建议英国政府采取“制度化的放任政策”（《美洲三书》，p.112），以期达到与美洲和解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后来在一些殖民地奉行的“积极的不干预”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有益的疏忽”的翻版。
二、现实主义的自由观：自由与限制
尽管热爱自由，但柏克不像法国的启蒙哲人，他不喜欢（甚至厌恶）从抽象意义或自然状态的层面谈论自由。
他说，“抽象的自由，如其他纯抽象的东西一样，天下是找不见的。自由是内在于某一具体事物的。”（《美洲三书》，p.89）谈到美洲殖民者，柏克不无赞许地指出，“他们不仅深爱自由，更以英国的观念、英国的原则深爱着自由。”（《美洲三书》，p.89）
在他看来，英国人为自由而进行的抗争，大多围绕着赋税（或财产权）问题。确实，从中世纪约翰王签订的《大宪章》，到英国内战前夕的“船税案”风波，再到当时的美洲危机，赋税问题一向是是英国人自由抗争的主线。柏克说，“在所有的君主国中，人民必须真正握有（无论直接还是间接）让渡自己金钱的权力，否则就谈不上自由的影子。”（同上，p.90）
柏克追求的是那种在现实环境中可以存活的自由，而非完美的、只能存在于纸面上的自由。他告诫人们不要痴迷于抽象的、形而上的自由观，“公民的自由，并不是一件潜隐于玄奥的科学之深处的东西。它是一桩赐予的幸福，是恩惠，不是抽象的玄理；……几何学和形而上学中的定理，在它们有效的范围里，要么真，要么假，其间不容有中道；社会和公民的自由，则与它们完全没有相像处。”（同上，p.195）
他认为，公民自由往往（而且应当）伴随着限制，并且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它与日常生活里的其他事情一样，往往驳杂不纯，受限制很多，对它的享有，有程度的大小；它的形态，也因每一个社会的性格与环境之不同而千差万别，不一而足。”（同上）可见，他不相信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自由形态。谈到自由的极端，他说，“这是它理论中的完美形式，也是实际中真正的缺点”（同上）。结合以上文字，我们可以发现，柏克的自由观和法国启蒙哲人的自由观是大不相同的。关于后者，托克维尔有过非常精辟的概括，“他们都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旧制度与大革命》，p.180）
他还指出，人们为了享有自由，必须对其加以限制、约束。但是，如何限制、约束自由，是一个实践问题，无法用理论事先加以确定，政治家的高明之处恰恰体现在用尽可能少的暴力来维系社会秩序。
“自由权也是如此，为了人可以拥有它，它必须受限制。限制的程度之大小，是无法精确地予以界定的。但每一个为民谋事的人，倘若是明智的，就理应通过小心的试验、理性与冷静的努力，去探明施以多小——而非多大——的限制，社会即可以维持；……因为自由是一种可增进的善，而非可减小的恶。”（同上，pp.195-196）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留意到，哈耶克的自由观与之十分接近。他在《自由宪章》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研究人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中他人的强制被尽可能地减到最小限度。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自由’的状态。”（《自由宪章》，p.27）
三、自由的德性基础
自由问题在柏克的政治思想中无疑占有极为重要的分量。《美洲三书》对自由的论述，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等著作中，柏克进一步阐发了政治自由的德性根基，这种保守主义的自由观使他迥异于激进自由主义者（如托马斯·潘恩）。
在他看来，没有德性内涵的自由，并非可喜可贺之事，反倒是一桩祸害。他说，“没有美德和智慧的自由，又能算是什么自由呢？那将会成为所有可能的罪恶中最大的恶，因为它将是愚蠢、邪恶、疯狂、没有受到过教导和约束的自由。”（《法国大革命反思录》，pp.334-335）
此外，他在致一位法国国民议会成员的长信里雄辩地指出，“人们能够享受自由的程度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对自己的欲望套上道德的枷锁；取决于他们对正义之爱是否胜过他们的贪婪；取决于他们正常周全的判断力是否胜过他们的虚荣和放肆；取决于他们要听取的是智者和仁者的忠告而不是奸佞的谄媚。除非有一种对意志和欲望的约束力，社会就无法存在。内在的约束力越弱，外在的约束力就必须越强。事物命定的性质就是如此，不知克制者不得自由。他们的激情铸就了他们的镣铐。”（陆建德：《伯克的遗产》，见《麻雀啁啾：文学与社会》，第37页。）
当然，关于柏克的自由观，仅用一篇文字是写不完的。笔者打算把这个话题留到《法国大革命反思录》的读书笔记之中，届时再加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