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举办的BRTV《光影新视界》首届摄影联展上，几本《大众电影》老杂志把观众的记忆带回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封面上那些惊艳了一个时代的明星照，许多就出自张甦妍之手。
今年1月，张甦妍的作品在中华世纪坛展出，阎彤摄
当年的明星大片是如何出炉的？带着一份好奇，艺绽君专访了76岁的老摄影师张甦妍，听她回忆镜头里的那些流金岁月。
自家小屋成了简易摄影工作室
走进张甦妍的家，墙上挂着的大镜框里有一整版她与知名导演、演员们的合影。
1992年，张甦妍和巩俐在电影《霸王别姬》北影片场合影
张艺谋、巩俐、章子怡、姜文、李雪健、葛优、陈道明、唐国强、刘晓庆、斯琴高娃、潘虹、蒋雯丽、徐帆、许晴、陈红、傅彪、高仓健、秦祥林、梁家辉……这些拍摄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照片记录了张甦妍的职业生涯，也见证了她和这些电影人在工作中结下的友谊。
1986年，张甦妍和刘晓庆在电影《芙蓉镇》湖南外景地合影
从八十年代初《中国银幕》复刊和《电影画报》创刊开始，到1984年调入《大众电影》杂志社，直至2005年退休，张甦妍在摄影师的岗位上工作了整整25年。“那会儿没有专业的摄影棚，基本上走哪拍哪，有时去演员的驻地，有时在我家。”张甦妍回忆，当时她的宿舍使用面积只有30多平米，却接待过不少演员。
“在家拍摄基本就是利用自然光，仅有的几支小灯，是剧组的照明师送的。背景有时就用各种颜色的布，我出差的时候看到好看的布料，就买回来当背景。”因为房间太小，有时候张甦妍干脆就让演员坐在自己床上拍照，背景就是自家窗帘。“可能我是女摄影师，女演员们在我面前也就特别放松。”
明星们住的饭店、宿舍甚至京郊的农村，都曾是张甦妍的临时摄影棚。“1992年，我给蒋雯丽和林芳兵拍照，就约在顺义我姥姥家，背景就是农村的土墙、柴火垛、小路，再让蒋雯丽推上我表弟的自行车，特别有乡土气息。”她记得，蒋雯丽还特别要求纯素颜出镜，拍出来的效果格外真实、自然。
当年给演员拍照，他们大多数都是自己化妆，自己造型，甚至连衣服都互相借着穿。“现在明星撞衫好像是件丢人的事儿，但当时有一条漂亮裙子，能拍好几个明星。”张甦妍翻出了1994年第5期《大众电影》的封底照，照片中茹萍穿的花上衣，就是张甦妍自己买来布料，再请剧组的服装师做的。
没有后期修片也没人刻意减肥
80年代，《大众电影》曾以单期947万册印量创造了电影杂志一期销售量最高的世界纪录，而封面照恰恰是决定销量的重要因素。在那个没有网络平台的时代，象征演员走红的标志也正是频繁登上《大众电影》杂志封面。因此，编辑们对封面照的选题格外重视。“当时我们选择谁来拍封面，一是要看影片的市场情况，二是看演员的潜力。”
除了已经成名的演员，有时候，电影学院的老师也会向张甦妍推荐新人。“北电表演系94班有三朵金花，蒋勤勤、陈莎莎、金巧巧，她们还在上学的时候，我就拍过。”
蒋勤勤，拍摄于1994年10月13日，北京电影制片厂院内
孙俪，拍摄于2002年，北京亚运村
在很多明星还没有冉冉升起时，张甦妍的镜头已经对准了他们。1991年，电影《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上映。“看完电影之后，我对宁静印象很深，她的外形气质识别度很高。”趁着去上海出差的机会，张甦妍便主动约了宁静拍照。后来，随着《阳光灿烂的日子》《红河谷》等影片接连上映，宁静一炮而红，获得百花奖最佳女演员。
宁静，拍摄于1998年，重庆
大众电影百花奖是当时知名度最高、参与性最强、普及面最广的群众评奖活动，最火时群众投票数以百万计。为了能投自己喜爱的电影和演员一票，很多读者凌晨就在报刊门市部前等待。“那时候的选票都是一麻袋一麻袋装的，还需要人工计票。”张甦妍和同事们利用午休的时间，也参与到计票的工作中，“拆100个信封可以挣几分钱，钱虽然不多，但这段经历现在想来是很好玩的。”
陈红，拍摄于1993年10月23日，北京恭王府
《大众电影》不仅记录了电影业在八十年代的辉煌，也为我们记录下那个年代淳朴、简单的美。“现在的照片都得美颜精修，但当时我们拍照都是‘零后期’，拍一位明星最多用两卷胶卷，也就是60张。一般他们不会给摄影师提出什么特别的要求，选片也都是美术编辑和摄影师选，他们很少干涉。”
史可，拍摄于1991年，北京
与现在女明星们清一色的锥子脸、高鼻梁不同，八十年代很少有演员化浓妆，更别提医美、整容了。“当时的审美是崇尚自然，演员们各有各的特色，不会一味地以瘦为美，也没有人会刻意减肥，除非是为了角色需要。”张甦妍回忆，“那时候大家喜欢的男演员都是有阳刚气的、有分量的、有棱角的，比如邵兵、孙淳、尤勇那样的。如果说谁是‘奶油小生’，那是个贬义词。男演员拍照基本不化妆，就为了拍出男人的质感。”
尊龙，拍摄于1994年9月5日，北京首都宾馆
她曾在张艺谋班上旁听
60年代初，张甦妍读高中时，父亲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当时我们家住在博物馆旁边的宿舍，一出门就是天安门广场。正好邻居是国博做摄影工作的，在广场给我拍了好多照片。”当时她就想，如果自己将来也能当摄影师就好了。填报志愿时，她便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只过了初试，没过复试。后来被工程系录取了。”
1973年分配工作时，张甦妍被分到了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从事技术工作，1977年被调到宣传处，负责洗印电影剧照。“后来《中国银幕》要复刊，领导让我回电影学院进修，结果就跟着摄影系78班旁听。这个班里，张艺谋是年龄最大的，所以他说过，‘必须得努力’，这句话至今印刻在我的脑海中。他平时话不多，但特别勤奋。”张甦妍还从影集里找到了当年他们班去十渡拍图片作业时，她给张艺谋拍的一张黑白照片：“现在看起来很珍贵了。”
1979年，张艺谋在北京房山十渡拍摄图片作业
张艺谋，拍摄于1999年，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外景地
能从事摄影工作，张甦妍直言“幸运”。“因为我没有绘画基础，个子也比较矮，应该说条件不如别人优越。”但凭着满腔的热情、勤奋好学的态度和低调直爽的性格，她在工作中得到了很多导演、演员们的认可，也和他们成了交心的朋友。
“李翰祥导演的《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敦煌夜谭》《火烧阿房宫》四部戏，都是请我去当剧照师，他对我特别信任。”
李翰祥拍摄电影《垂帘听政》时，在故宫给演员刘晓庆、梁家辉、陈烨说戏，拍摄于1982年
至今，张甦妍都特别怀念那个年代的工作氛围。“当时演员在剧组拍戏，没有人带助理，收工的时候也是帮着工作人员一起收东西，大家是非常平等、真诚地交往。那时候对演员要求也很严谨，因为是胶片时代，很多时候就得一条过，不管多大的明星，都得做好功课。”
1981年，张甦妍给郭凯敏拍照，张瑜主动帮忙打灯
在她看来，到了90年代后期，从演员有了经纪公司开始，影视行业越来越市场化，种种乱象也开始冒头。“现在老说‘人设崩塌’，当年可没有‘人设’，只有艺术工作者对自我的严格要求。”
虽然拍了那么多经典照片，但张甦妍没有出过画册，也没有举办过个展。明星摄影师在别人看来或许是巨大的光环，但在她看来仅仅是一份平凡的工作。“现在，偶尔翻翻留下来的老杂志，给自己留了个念想，就足够了。”这份工作真正让她收获幸福感、价值感的地方在于，“能将这些电影人的美好瞬间定格下来，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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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文化新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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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记者、编辑：李俐
本期图片：张甦妍拍摄及供图
本期监制：周南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