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黄芷渊】

沿着香港深水埗福荣街和元州街一带走,地铺食店密密麻麻,不少都是新开张的快餐外卖店,专卖“净餸饭”或“两餸饭”(即每个盒饭,可选一或两款餸菜)。不同时段设有不同收费,指定时段十港元就可买到两盒“净餸饭”,未许就被卖光。

服务于这一带的社工告诉笔者,疫情下,这类专卖店越开越多,原因是基层市民收入不稳,净餸饭、两餸饭价钱实惠,又能最快填饱肚子,于是这些外卖店就应运而生。

食店地铺旁,常看到一些头发花白的古稀老人,推着手推车,弯着腰在垃圾桶边把捡来的纸皮一叠一叠整理好放上手推车,再送到纸皮回收店。一公斤的废纸可以换来五毛到一元港元,不少人为了提升回收价,会用水浸湿纸皮,增加其重量。香港没有稳定的退休金保障,老人在酒楼送点心、开小巴、开的士、捡纸皮铝罐或在街上扫垃圾等,几乎随处可见。

一个从回收站回来的老人,在唐楼边点数着这天赚到的钱,小心翼翼放进口袋,然后转身走进了唐楼,消失在昏暗的走道里。

这一带有很多这样的唐楼,部分已有数十年历史。唐楼的大门狭窄,部分铁闸没有上锁。梯道灯光暗淡,梯边堆满了各种杂物垃圾,日久失修令墙身严重破损。走上唐楼,电线凌乱交杂,平均每户单位外都有四五个门铃。里面住着的是“㓥房”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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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㓥房”存安全隐忧,如定时炸弹

“㓥房”是香港不适切住屋的一种。“㓥”是粤语方言,意思是宰杀,引申为分割的意思。业主会将一个普通的住宅单位,分隔成多个独立单位出租,平均每个房间不到一百呎,也就是不足九平方米的空间。

深水埗生活成本相对较低,更是“㓥房”的重灾区。社工说,区内近九成唐楼的楼龄都在三十年或以上,其中三分之二都没有法团。由于长期无人管理,业主纷纷将单位分割出租,少的分割三到五间房,多的甚至有超过十间房。

而这些,只是冰山一角。

2020年至2021年初,“㓥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委托研究机构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香港楼龄达15年或以上的楼宇中,有29897个屋宇单位被用作“㓥房”,共提供超过10万间“㓥房”,估计有约22.6万人居于其中。除了旧区旧楼有“㓥房”,工业大厦、天台屋、后巷、隧道、寮屋等,都存在“㓥房”问题。

笔者曾到访一间危楼“㓥房”单位,墙身已几乎裂开,甚至从屋内可以看到日光从裂缝中透进。单位里住着一位年迈的老婆婆,她紧张地提醒笔者,千万不要走近那栋墙,深怕墙壁会随时塌下。

除了建筑残旧及居住环境狭小恶劣,“㓥房”住户面对的处境,还包括电力及消防安全、卫生问题等等。由于大部分“㓥房”改装工程未受当局监管,供电系统等安全问题更犹如定时炸弹。

笔者拍摄的一处“㓥房”

贵、小、劣,“上楼”遥遥无期

“㓥房”单位贵、小、劣,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老婆婆隔壁的“㓥房”单位,住着新移民到港的一家三口。不到一百呎的房间,大约只有八平方米,基本上只够容纳一张床。那张“床”,既是他们睡觉的地方,又是儿子做功课的“书桌”,同时还是母亲缝衣服的“工作台”。

四户人家共用一间洗手间和厨房。算上水费、电费,月租要5000港元,平均呎租与半山及九龙的豪华住宅相约。讽刺的是,付着豪宅的呎租,住户所处的,却是拥挤得如巴掌大的狭小空间。

冬冷夏热,社区组织协会去年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七成受访“㓥房”单位的室内温度都高于室外,当中天台屋及笼屋的最高室内温度,更高达37、38摄氏度,比室外气温高出5、6度。

“豪宅租金”还买不来安心。违章加建的“㓥房”,存在楼宇结构安全隐患。由于多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很多住户会直接在自己的“㓥房”房间内煮食,空气流通问题存疑,万一失火更难逃生。在很多唐楼,原本用作逃生通道的后楼梯,都被纳入“㓥房”单位中;一旦发生火灾,其他“㓥房”户就无处可逃,过去就曾因为这样而发生不少悲剧。

香港还存在一种“棺材房”,这是一种大小只够躺卧在里面的居所,无法站立,人睡在里面,就像躺在棺材里。这些“棺材房”,居住空间只有大约十五平方呎,不足2平方米,高度更不到三呎(约0.9米)。长期卷缩,令部分长者住户身体出现劳损,头也慢慢抬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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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香港房屋委员会的数据,截至去年9月底,符合资格而获安置入住公屋的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为5.9年,而且还需符合一系列相关条件。因此,就算“㓥房”或“棺材房”居住环境恶劣,但其住户要符合资格入住公屋,还要轮候很长一段时间。还有调查显示,不少“㓥房”户及“棺材房”住户每月需用超过一半收入支付租金,部分长者在轮候公屋期间过世,还有近七成五“㓥房”儿童生活在贫穷线下。

香港“贫穷人口”创新高

香港特区政府去年11月发表《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数据显示,香港在政策介入前,2020年贫穷人口有165.3万,贫穷率达23.6%,比前年增加16.2万人,创2009年有纪录以来新高,平均更从每5人中有1人“贫穷”到约4人中就有1人“穷”。

香港贫穷线的制定方法,主要采用“相对贫穷”概念框架,即按不同家庭人数的全港住户每月收入中位数的一半厘定贫穷线。以1人家庭为例,2020年贫穷线为每月收入少于4400港元,而约有58.4万名老年人生活在这条“线”以下。

这是个怎样的概念?曾有调查显示,以一个盒饭平均40港元、地铁两站来回10港元一天计算,一个月开销都要近3000港元,这还不包括水电煤等其他开支。

随着香港人口持续高龄化,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数字显示,2019年全港人口约751万,65岁以上长者占132万人,逾85岁则有约21.7万人;统计处的人口推算更显示,2033年香港长者所占的人口比例将达27%,人口年龄中位数也将由2003年的38岁上升至49岁。

长者在香港难安老,有年逾80的长者为生存,退休多年仍每天打几份工赚钱,也有人等安老宿位“等到死”。缺乏完善退休保障计划及长远医疗护理服务,致大批长者陷入贫穷无助之中。

另一方面,报告指出,2020年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香港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劳工市场急剧恶化、失业率明显上升等问题,对香港基层家庭打击尤为严重,而家庭收入下降也令住户每月收入中位数急挫5.6%。其中,长者贫穷、在职贫穷、青年贫穷及儿童贫穷人数均有上升。新增的16.2万贫穷人口中,29.3%来自在职住户,48.4%来自失业住户,合共占78%。

不过,报告同时强调,如果将政府恒常及非恒常现金项目计算在内,当局合共令93.7万贫穷人口脱贫,贫穷率减幅更达13.4%,降至7.9%。恒常现金政策项目包括综合社会保障援助、长者生活津贴、在职家庭津贴、教育津贴等;非恒常项目则包括特区政府早前推出的一次性逆周期措施,例如一万港元现金发放计划及防疫抗疫基金等。

香港特区政府2020年推出全民派一万港元及防疫抗疫基金措施,总额涉及3000亿港元,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约11%。在计及所有选定项目的政策介入后,香港的贫穷人数仍有55.4万人,但与前一年相比,贫穷人口和贫穷率已分别减少8.8万人及下跌1.3%。

换言之,165.3万贫穷人口是个“概念”贫穷,如果把这些政策介入数据计算在内,扶贫确实有一定成效。仅是发放一万港元现金就将贫穷率拉低 3.8%,约涉及26.7万人,对基层市民而言,解决了燃眉之急,帮扶了一大把。

香港街头捡纸箱的老人(资料图/港媒)

再从短期政策层面来看。虽然扶贫政策介入后,同年贫穷人口及贫穷率必然会下降,但不难发现,过去这些年,无论是政策介入前还是恒常现金政策介入后,香港贫穷人口和贫穷率同比数据都呈上升趋势,贫富悬殊情况越趋严重。

由此可见,特区政府“非恒常政策介入”成不少港人“脱贫”的关键,治标不治本。贫穷人口未能透过自身能力及恒常途径脱贫,只能依靠政府一次性的介入措施纾困;一旦当局没有非恒常政策介入,抑或非恒常支援金消耗完,不少人又会重新掉进“贫穷网”。

非恒常政策介入是“用时间换取空间”的措施,只能纾缓当前的问题,但未能助基层可持续脱离贫穷,当局应认清这个事实。

这还涉及第三个层面的问题,即长远扶贫规划政策。

要精准扶贫,应从计算方法改革开始。目前,香港贫穷线的计算方法,没有考虑资产因素。例如,2020年有18.5万名居于非综援住户的“贫穷长者”,但当中有近五成、即8.6万人属“低收入、高资产”人士(即收入低但坐拥物业等资产人士)。“长者贫穷”一词或被过度消费,数字难以反映实况。当局应聚焦关注纳入资产因素后仍属贫穷人士的需求,把政策对准真正的贫穷人士。

同时还要把真正贫穷人口再作细分,检视各类人士的需要。例如,找出不同类型贫穷人士问题的根源,重新检视及优化就业市场和劳工保障制度政策的不足等,再制订短中长期减贫目标。

虽说“数字贫穷”只是个参考值,但贫穷问题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扶贫不能长期单靠非恒常政策介入。要真正有为解决贫穷问题,只有直面问题核心,对各种贫穷问题的挑战进行全面宏观的政策研究,了解贫穷问题的全貌,再透过制订更可持续的扶贫政策规划,让市民真正安居乐业。

1月12日上午,香港第七届立法会第一次会议在立法会综合大楼会议厅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会上提出政策局架构重组的建议,其中包括分拆运输及房屋局。重组后的房屋局将处理房屋政策,包括加快兴建公营房屋,协助市民尽快“上楼”,并密切监察私人住宅市场的情况等。

香港的改变,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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