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来认为，士为义，商逐利。士族满身清白，而商户偷奸耍滑，为了利益不顾一切。因此传统儒家唾弃商业，封建社会也不允许商人的社会地位拔高，士农工商里商始终处于社会的最末端。这一思想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直到近代工商业、手工业的崛起才慢慢改变。
我国历史上几乎没有统治者不厌恶商业，这其中尤其以明清时期更甚。比如明朝时的朱元璋就是重农抑商的典范代表，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农民出身，见惯了商人与官吏的蝇营狗苟，所以从小就讨厌商人。他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和布，但是商户只能穿绢和布，且商家子弟科考受限。他还规定了海禁制度，从洪武时期开始，我国陷入闭关锁国的困境中。
朱元璋在位时，曾经严厉惩罚一个世代经商的大户蒲氏，规定蒲氏后人不能够考取功名，男性全部入奴籍，女性全都贬入娼门。为何他对蒲氏如此深恶痛绝，甚至不动用肉刑，而是选择给予精神的、长期的惩罚？这源于他们的祖先蒲寿庚。
蒲寿庚曾是定居占城的阿拉伯人后代，在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的时候和自己的家族一起迁移到泉州去做生意。南宋末期，泉州附近南海海域多起海盗，这严重影响了蒲氏生意，因此蒲寿庚多次向官府检举揭发，并协助打击贼寇。由于其功劳，朝廷特地授予他福建制置使的官职。他亦官亦商的身份使其生意迅速发展，直到景炎元年（1276年）时，蒲氏已经成为独据一方的龙头老大，身附无数财富和权力，一时风光无限。
不过，这种风光没有持续太长时间。1279年，南宋灭亡，在灭亡后，残余的皇室子弟和朝堂大臣四处逃窜，有一部分宗室流落到福建。当南宋旧人找到蒲氏并要求投靠的时候，蒲寿庚当时进退两难，犹豫不决。因为事实上，南宋绝对没有崛起的可能，如果他真的收留了南宋皇室和旧臣，等待他的将是元朝统治者的报复和追缴。
蒲寿庚犹豫之时，追随皇子的张世杰也看出了他离心与不忠。张世杰在失望之余，为皇子献计，一定要把蒲寿庚海上的船只收回，不然可能会产生隐患。在张世杰他们逃离的时候，将蒲寿庚海上的船、货物洗劫一空。
船和货全都是蒲寿庚赖以生存的家当，蒲寿庚本来还未决定反叛，这下直接被逼到对立面。蒲寿庚率领他手下的军队把宗室子弟和旧臣全部歼灭后，在元军到达福建时毫无犹豫的投降，并且帮助他们清理残余势力。对于老百姓，蒲寿庚害怕自己背上叛国罪名会影响生意，于是命人将消息散布出去，称自己是基于保护百姓才投降元军。
为了嘉奖他帮助清除海上的南宋余孽，元世祖忽必烈特地授予他金虎符，颁布了《市舶则法》来帮助海上贸易的开展。蒲寿庚及其儿子在泉州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历经改朝换代，其商业经济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变得更加繁盛。不仅使自己赚的盆满钵满，而且还给元朝增加了长期的丰富收入。
但是他反宋降元的事情却使后代遭受了灭顶之灾。朱元璋之所以会大力严惩蒲氏家族，最主要的原因是蒲寿庚为利益叛国。其次还有更深的原因，即蒲氏作为经商大户戳痛了朱元璋的脚，因为他最痛恨的就是见利忘义的商户小人。不过他忽略了南宋旧人在逃亡过程中对蒲寿庚所做的事情，事实上，正是因为张世杰的原因，才导致蒲寿庚反宋。
蒲寿庚也并不是良善之辈，他确实如朱元璋想的那样，是个为利益奔走的商人。在自己的利益和民族大义的面前，他选择了自己的利益。并且为了不损害自己的买卖，沽名钓誉，故意宣传自己保护百姓的英勇精神。但是蒲寿庚降宋这件事本身所造成的结果，其实是良性的。即便他本身不是为了百姓，但是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百姓，并保护当地不受战争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同时兼有功过。
评判一个人功与过究竟应当根据目的评判，还是根据结果呢？假如一个人抱着不良的目的，却办了好事，那么这个人该受到嘉奖还是批评呢？朱元璋将蒲氏一家严惩，所带来的结果很可能是泉州地区人民的不满，因为蒲氏在泉州的名声威望很重。朱元璋这样做只能使那些灭亡的南宋旧人安息，却不能收拢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