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染上了鸦片瘾，其实清朝政府，乃至当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都深深患上了鸦片瘾，我把它称为“帝国鸦片依赖症”。我们以往总是习惯于将英国以及英属殖民地作为鸦片贸易的最大获益者，而把中国作为鸦片经济的受害者，受害是一定的，但吊诡的是，同时中国政府也从鸦片经济中获得了实际利益和支持，甚至成为政府赖以生存的基本手段之一。
采写｜陈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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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中国一景：种植茶树》（1810年），William Daniell，英国。
“从就座正餐的第三个小时喝茶，其间要安坐以便于消化，茶后步行一小时，然后学习到晚餐时间。”1745年，一位生活在英国达勒姆郡附近，名叫拉尔夫·格雷的英国居民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典型的一天。由此可以看出，英国社会对茶叶的消费在18世纪就已经非常普及。到了19世纪，英国则独占全世界茶叶输出额的50%。19世纪末，英国人均茶叶年度消费5-6磅，至1930年代接近10磅。与其他同类消费品比较，10倍于咖啡，3倍于可可。
而从18世纪开始到整个19世纪，在中国民众中日益盛行的进口消费品却是鸦片。19世纪初，有记载称：“嘉庆初食者甚少，不二十年，蔓延天下，自士大夫以至贩夫走卒，群趋之，靡然而不返”。卜正民在《维米尔的帽子》中写道：“鸦片的’极乐世界’乃是在19世纪的一波全球化大浪潮之中，许多中国人所选择进入之地……鸦片长驱直入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以强逼手段促成一场更为骚动不安的文化互化，直至今日，那场文化互化仍叫中国人引以为辱，仍是中国受西方列强侵逼的永久象征。”
为何生产自中国的茶叶会成为英国的“饮料之王”？为什么源自海外的鸦片会成为19世纪中国社会的“祸根”？这两个问题中存在多少必然、又存在多少偶然？如何思考和看待这两个问题，比答案更重要。
仲伟民教授在《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一书中，通过对19世纪的茶叶贸易和鸦片贸易的比较研究，探讨中国在19世纪全球化危机中的处境，以及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艰难历程。从这两种微小但关键的全球化商品入手，观察19世纪中英两国截然不同的历史走向，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别样的视角，重新审思19世纪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
仲伟民，1963年生于山东宁阳。1981年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获本科和硕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著有《宋神宗》（1997）、《近代前夜的王朝》（合著，2021）等。2010年获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称号。（照片由作者提供）
▌19世纪中国茶叶大量出口，但在国际贸易中处于被动地位
燕京书评：为什么以茶叶与鸦片这两种商品入手，解读19世纪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中国？
仲伟民：我个人的专业研究方向是中国社会经济史，重点又研究晚清这一时期。当时读了一些全球化和全球史的诸多著作，一开始我是想探究成瘾性消费品在近代社会中的作用。但最后发现这个题目太大，就把目光缩小到了茶叶和鸦片这两种商品上了。
在19世纪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中，这两种商品所起的作用非常特殊。首先，茶叶是中国19世纪出口最多的商品，在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茶叶出口量巨大，有些年份占到一半以上。与此同时，中国进口最多的商品却是鸦片，为了购买鸦片，中国人几乎耗费了全部白银。
这两种商品一进一出，形成鲜明对比，侧面反映了19世纪中英两国截然不同的历史走向。正是在19世纪，英国完成了工业化，是“日不落帝国”最为昌盛的时候；而19世纪的中国却由盛转衰，国家和个人都陷入苦难，遭受列强的侵略、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等等。我认为通过研究这两种商品，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重新认识19世纪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
油画《一家人正在喝茶》（1740年），英国。
燕京书评：在整个19世纪，中国茶叶出口增长迅猛，茶叶在很多年份都占据中国出口货物的第一位，中国几乎是茶叶的唯一生产国和提供国。但到了19世纪后期（1886年以后），中国茶叶的出口总量虽然没有减少，但出口值占世界茶叶出口的比例却逐年降低，到了20世纪初，在茶叶的国际贸易中已不再具有竞争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仲伟民：中国茶叶出口之所以大起大落，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市场一直处于被动状态，中国茶叶出口多少完全由需求方决定，一旦需求方发生变化，茶叶的出口量和销售价格就会发生变化。
对英国来说，从18世纪初期开始，一直到19世纪后期，茶叶就一直是英国从中国进口的首要货物。在印度茶和斯里兰卡的锡兰茶出口到英国以前，中国是英国茶叶唯一的供应国。在很多数年份中，英国东印度公司购买的茶叶都占从中国进口货值的50%以上，而且增长势头迅猛：1765-1774年升至71%，1785-1794年又升至85%，进入19世纪后则达90%以上，在1825-1833年的许多年中竟然占公司进口中国货物的100%。但这种情况到19世纪后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英国消费者由原来只饮用中国茶转而喜欢印度茶和锡兰茶，华茶在英国甚至成为了一种“充数之物”。
从出口量上看，中国茶叶出口在1886年达到历史最高峰后，便迅速下滑，但其实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危险处境早在1870年代就暴露无疑了，印度和斯里兰卡的红茶在英国已成为中国的竞争对手，中国茶叶在英国的市场份额被印度茶和锡兰茶所挤占。而由于在这个阶段中国出口俄国的茶叶量值增长迅速，因此直到1886年这一危机情况才显现出来。
《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
仲伟民 / 著
中华书局2021年11月版
燕京书评：中国的茶叶为什么竞争不过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茶叶？
仲伟民：主要是中国茶叶生产和管理方式落后，茶叶的质量不稳定、后期加工水平低。所以越到后期，越满足不了英国、美国以及俄国对茶叶数量和质量上的要求。在五口通商之前，外国商人是通过广州十三行进行商品贸易，在《南京条约》（1842年）签订后，英国商人逐渐可以到内地收购茶叶。从最基层的茶农手上收上来的茶叶要经手很多中间的茶商和茶栈：小茶商从茶农手中收购茶叶，然后再卖给大茶商，大茶商再把茶叶运到城市里，卖给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大茶商，这些商人再把茶叶卖给英国人。在层层收购的过程中，茶叶的质量很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茶农可能会掺假、染色、以次充好，等等。这种情况到后来越来越多，直接影响英国商人的利益，于是引起他们的不满。
而且当时相对于其他商品，茶税明显偏高，在茶叶市场上，逐渐失去了竞争力。1875年领事麦华佗在报告中以绿茶为例，指出中国绿茶的内地税至少约达出口税的两倍，或约等于条约规定的转口税额的3倍。比如从婺源运一担茶叶到150英里外的九江，除了应纳的土地税外，还要交纳一笔货物税、一笔济贫税和一笔转口税，总数达4两银子。而且各地茶税情况复杂，名目繁多，越是偏远的地区，茶税负担可能越重，再加上高昂的运费，茶商承担的风险非常大。而高税收导致高价格，中国茶叶不仅质量竞争不过印度和锡兰茶，而且价格还高出很多。
而且当时中国国内社会比较混乱，长达十几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其主要活动范围在中国南方，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几乎与中国产茶区相重叠，直接造成茶叶收成大幅减产和城市信贷紧张，严重影响了茶叶出口贸易。
但1840-1860年期间，世界各国对中国茶叶的需求迅速上升。英国国内茶叶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大到从事中英贸易的商人几乎全做茶叶贸易，但即便如此，都难以供应英国以及欧洲大陆的茶叶消费。而中国的茶叶市场又靠不住，所以一些英国商人开始在殖民地印度和斯里兰卡试种茶叶，尝试了几十年才试种成功。由于英国先进的种植和管理技术，茶叶的产量和质量都很好，也可以提供稳定的供应。所以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茶叶后来居上，逐渐取代了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位置。
展现18世纪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油画作品《饮茶时光》，Jan Jozef Horemans II（18世纪荷兰画家）。
燕京书评：茶叶的大量出口对国内茶叶的扩大生产有影响吗？或者说对当时中国的经济有带动作用吗？
仲伟民：19世纪，中国茶叶的出口变化，其实对中国整体的经济影响不大。茶叶是一种农作物，主要靠小农经营方式扩大生产，加工技术简单、生产环节少。不像同时期发展起来的纺织业会关联到资金、劳动力以及技术等多方面的发展。棉纺织业的生产链条更复杂、更长、环节更多，自然更容易带动经济的发展。
当时英国已经发明了一些加工茶叶的机器，他们也很想把这些机器推广到中国，以提高茶叶的产量和质量。可是这些机器在中国极不受欢迎，在福建、湖南、湖北等地，很多机器都被人砸坏。因为引进机器会导致茶园减少雇佣劳动力，冲击传统茶叶手工加工行业，所以引起当地农民强烈的不满。
▌作为“货币”的鸦片与作为“商品”的白银
燕京书评：直到1858年中英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清政府才公开鸦片驰禁的事实，在此之前长达一个多世纪，向中国进口鸦片都是非法的，英国商人是如何用鸦片逆转对华贸易逆差的？
仲伟民：从18世纪开始，英国为了购买中国茶叶，需要大量资金，可是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没有销路，因为中国的市场不对外开放，而且中国人普遍贫困，没有购买能力。而同时，中国人的鸦片消费量很大，销路极好。于是英国商人为了获得购买茶叶的资金，只能从事鸦片贸易。但当时英国政府，明令禁止东印度公司和国家许可的商人进行鸦片贸易。他们也认为鸦片贸易是不合法的、不道德的。
所以当时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的都是“散商”群体。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史密斯先生到中国》，就讲述了18世纪的三个同叫史密斯的苏格兰“散商”在亚洲进行的私人商业活动，从微观的角度，展示了大英帝国在全球扩张的内部运作，和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成。有两位史密斯都从事鸦片的走私。其中还牵扯到金融史的内容，就是白银虽然在中国的价值很高，但在欧洲大陆并不是硬通货，所以这些商人把鸦片卖掉后，会把白银存在广州东印度公司的账户上，换成汇票，一个原因是保险，另一个是有部分利息。东印度公司则用这笔钱购买中国的茶叶，然后运回英国销售赚取利润。这些“散商”通常可以在一年后直接从东印度公司英国伦敦的财库兑现汇票。
《史密斯先生到中国》
[美]韩洁西 / 著 史可鉴 / 译
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版
燕京书评：从当时全球的金融市场看，白银并不是“硬通货”？
仲伟民：从19世纪后期开始，欧洲逐渐从银本位向金本位过渡，所以银的价格是持续下跌的，它的购买力也逐渐下降，可在中国则相反，银的价格持续上升。所以后来，越来越贬值的白银大量涌入中国，而大量的黄金和一些真正有价值的商品大量流出，这导致了中国财富的流失。从长远的历史发展来看，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也说明在19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反应非常迟钝。
燕京书评：英国“散商”通过鸦片贸易换来的白银，实际上是为了购买中国的茶叶，而不是积累财富？
仲伟民：对，我们往往把白银当成一种货币，其实在19世纪后期，它逐渐变成半货币半商品的一个状态。
燕京书评：对于鸦片贸易，中国从1860年以前的禁烟政策，到1860年以后的驰禁政策，再到中国完全自产自销鸦片，为何在19世纪消费能力低下的中国，鸦片却会有这么大的市场？
仲伟民：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论述过，就是在19世纪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染上了鸦片瘾，其实清朝政府，乃至当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都深深患上了鸦片瘾，我把它称为“帝国鸦片依赖症”。我们以往总是习惯于将英国以及英属殖民地作为鸦片贸易的最大获益者，而把中国作为鸦片经济的受害者，受害是一定的，但吊诡的是，同时中国政府也从鸦片经济中获得了实际利益和支持，甚至成为政府赖以生存的基本手段之一。
虽然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采取禁烟政策，但完全禁止不了鸦片走私，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暂时打击了鸦片走私，但实际上禁烟运动是失败的。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中英签署《南京条约》，清政府既不敢把禁止鸦片贸易写入条约中，又没有实力阻止非法的鸦片走私，因此鸦片贸易更加兴旺发达。
五口通商之后，清政府在鸦片政策上更为混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过程中，清政府一方面要应对英法联军，一方面在南边打太平天国，国内的经济状况非常差。于是到了1858年，中英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鸦片贸易合法化，其实不仅是满足了英国商人的利益，也满足了清政府征收鸦片税以缓解财政危机的目的。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国内对鸦片的敌视心态也慢慢转变了。很多人主张，既然禁止不了鸦片，不如放开鸦片、罂粟的种植，还可以增加收入。不光一般人这么想，后来连林则徐、李鸿章都这么想。
对于民众来说，种植鸦片也有更高的经济回报。种植鸦片的收益往往是种植一般粮食作物的5~10倍以上，也能够给家庭带来较高的收益。而且鸦片的种植、加工简单，男女老少都能完成，所以后来越来越多的农民自发种植罂粟、加工鸦片。
从国家层面上，国家的税收也增加了。所以官员们也倾向于鸦片合法化，所以到了1876年之后，《烟台条约》明文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所以老百姓也可以合法种植罂粟、加工鸦片了，只要交税即可。到了19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就从进口鸦片变为自产自销了，这也为后来因为种植罂粟而大量占用耕地，从而导致粮食减产及可能带来的饥荒埋下了祸根。
鸦片烟民，1900年，上海。
而且鸦片贸易还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以上海为例，自1843年开埠后，很快成为进口鸦片的重要口岸。到了19世纪后半期，上海经济发展对鸦片贸易的依赖度非常高。林达·库克·约翰逊说过：“尽管鸦片对整个经济来说是有害的，但鸦片销售实际上推动了本地经济，在上海银行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地银行向短期借贷的鸦片商人收取高额利息，反过来又利用鸦片借贷发行银行货币，以便在银两短缺时期取代硬通货，这为港口的货币流通做出了贡献，没有这些纸币的话，整个地区的贸易和经济都会陷入停滞的局面。”也就是说，鸦片已不仅仅是一种消费品了，而在很多时候开始充当了一般等价物的作用。
最后我们看到，不仅中国经济上依赖于鸦片，而且普通民众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也逐渐离不开鸦片，甚至鸦片“在促进农村经济转型、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抵御’洋药’的侵蚀，实现进口替代、发展及强化区域经济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只有深刻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认识为何鸦片毒害中国人如此之深、之久。
▌清朝的“闭关自守”政策，让沿海老百姓付出了巨大代价
燕京书评：在书中，你认为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实行的“广州制度”对中国商人危害更大，为什么这么说？
仲伟民：广州制度实行了一百多年，到1842年才彻底被打破。因为对于清政府来说，“政治正确”是最重要的，就是严禁中国人和外国人打交道。这种制度只对政府限制海外贸易有利，对十三行的少数商人有利。
燕京书评：清朝时期，民间对海外贸易的需求大吗？
仲伟民：对东南沿海的老百姓来说，进行海外贸易是他们生活必需的手段。尤其是像福建这样的地方，自然条件很差，三分之二以上全是山地，根本不能从事农业生产。所以从很早开始，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福建、广东一带，很多人是靠海外贸易为生的。
当时东印度公司的史料上就有记载，说东南海域海盗很多，其实这些海盗大部分都是从事走私贸易的商人，实际上都是普通老百姓。正是因为当时清政府不允许沿海地区从事海外贸易，所以后来才出现那么多海盗和走私商人，而这些人其实就是老百姓，是为了生活，才冒着各种危险，进行航海贸易。
广州十三行。
燕京书评：所以清朝的“闭关自守”政策对百姓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仲伟民：清朝的“闭关自守”政策不能从表面上理解，而应该更为深入地看。因为清政府的统治阶层——满族，他们入住中原后，安全感特别差，对海洋也有一种天生的惧怕心理，尤其害怕内陆百姓勾结海外势力推翻它。
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个迁界政策，实行了50年，就是为了要消灭东南海的海上势力，包括当时郑成功的势力。这个政策严苛到什么程度？它规定了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内迁。沿海地区一般都是中国经济和贸易最发达的地区，有了迁界政策这个规定之后，靠近海岸线的地区严禁老百姓居住，都要迁到内地来，一旦发现就严惩。这个政策太恶劣了，造成整个沿海地区的老百姓流离失所，生活极为困难。这也是后来清朝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一个底子。
图中深黄色省份为清朝迁界令实施的地区。
▌19世纪的中国危机，不再是历代王朝危机的简单循环
燕京书评：在书的“余论”中，你认为将1840年定为中国近代化的起点不太合理，为什么？
仲伟民：把1840年定为中国古代与近代的分界点，是我们的主流叙事，教科书都这么写。但从实际情况看，1840年之后的20年，也就是从1840年到1860年，中国社会的变化非常小，这20年中国不仅没有进步，也没有向西方学习，甚至在经济上还倒退了，对外界的了解也大大倒退。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并没有更为开放，而是重新关上大门，结果导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我们的认识和对外界的了解甚至还没有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认识多。
燕京书评：为什么会倒退呢，理论上来说，五口通商不是应该更开放吗，与外界的接触更多吗？
仲伟民：当时清政府认为和英国人签订条约后，事情就解决了。所以即便开放了五口通商，可是清政府对外国商人的限制依然非常严。另外，对国内的商人也有很多限制，不允许外界交流，不允许和外国人做生意，等等。从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说，1840到1860年这二十年也几乎没有丝毫进步。
所以蒋廷黻先生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时候，反复说，中国人白白浪费了20年的光阴，我想他是有感而发。而且，这一时期的中国从上到下都没有想了解外界的冲动。翻阅这段时期的史料，我个人发现很多史料，发现时人对外界的了解甚至比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还要少、还要退步。
蒋廷黻（fú）（1895年12月7日－1965年10月9日），字绶章，笔名清泉。中国史学家、外交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湖南邵阳（今邵东）人。
我认为，如果要为中国古代和近代划分界限的话，定为1860年更为合理。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才真正对中国人造成冲击，完全打破了中国人原来的天下观。打破的标志，不仅仅是英法联军攻克北京，皇帝、皇太后仓皇出逃，这在清朝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而且，英法联军打到北京以后，西方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条约，允许英法在北京设置大使馆。这也完全颠覆了清朝的世界观，在此之前，外“夷”与我“华夏”是不可能平起平坐的，西方列强在华驻使对清政府和中国人的冲击是巨大的，所谓“夷夏之大变”“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段历史特别重要，如果没有这个冲击，中国人不会意识到要改革、要学习西方。后来就不可能有洋务运动，出现“同治中兴”。
燕京书评：书中你说到，19世纪中国的危机已经不是王朝危机的简单循环，而是有了新的内涵，这里的新内涵指的是“外来因素”吗？
仲伟民：对，晚清时期与此前最大的不同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之所以能有所谓“同治中兴”，是因为得到了列强的支持，因为列强他们觉得在太平天国和清政府之间，清政府更可靠。列强也得益于清政府对外立场的转变，可以在华谋取更多利益。所以这个时期中国的发展已经不完全取决于自己，而取决于外界的力量。
▌研究19世纪的中国历史，要有全球史的视角
燕京书评：李伯重老师认为你的这本书属于全球史研究，“全球史”跟以往的“世界史”有什么区别？
仲伟民：“全球史”实际是尝试用一种新的方式重新撰写“世界史”。传统的世界史是一种板块结构，分成欧洲史、美洲史、亚洲史，然后亚洲史里面又分成中国史、日本史、东南亚史，等等。全球史却要打破这种传统的板块式叙事，通过连接、交流和互动来重新撰写历史。
全球史会通过某些具体的问题去书写历史。比如，通过美洲农作物在全世界的传播、疾病在全世界的流行、白银贸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来书写人类发展的历史。包括我个人是从“茶叶与鸦片”的角度，从全球史视野来重新观察19世纪中国的社会和经济。
燕京书评：中国在近代全球化过程中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
仲伟民：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中国始终处在被动的角色，是被以欧美为核心的列强拖着走的，实际上我们是不情愿的。所以我们才很无奈的说，19世纪的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的境地。
可是全球化一旦开始，就不是情不情愿的问题了，以西方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商人逐利，以及殖民扩张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所以越早的意识到这一点的国家，就越有可能主动的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的更快一些。
日本是个典型的例子。19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在1854年开国以后，已经非常清醒的认识到，如果不向欧美学习，不和欧美连成一体，自己将来就只有灭亡的命运。19世纪的中国也为日本提供了一个反例。日本人“脱亚入欧”是很成功的，现在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其中就有日本。日本怎么就成为西方国家的一员呢？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日本成为西方，不光是20世纪之后的变化，实际上从19世纪中期开始，日本就已经有这个意识了。这个西方，实际就是现代化的同义语。
美国海军军官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在1853-54年间率领探险队到达日本，强制促进日本与西方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图为他代表美国白宫与日本政府商谈的画面。
燕京书评：全球史研究需要注意些什么？
仲伟民：全球史研究还是要分时代的。我认为全球化、或者说全球史，应该从大航海时代算起，所以研究15世纪以后的历史，全球史的方法就非常的有效。可是要研究15世纪全球化以前的历史，运用全球史的方法就比较受限。因为那个时候全人类的互动还很少。
对于中国来说，进入全球化的时间比西方要晚两三百年，西方在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扩张以及工业化、商业化发展的时期，中国则走向封闭和落后。我们说“互动”是双向的，而在19世纪之前，只有西方单方面的对华往来，外国商人只能在广州十三行进行对华贸易，中国和西方是没有“互动”的。中国真正融入全球化的进程，我认为是在19世纪以后。所以对于中国史来说，全球史研究对19世纪之后的中国更为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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