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军占领天津期间，大多数联军首领都尽量为本国在天津谋取最大利益，法国等国家表现得非常明显。唯一的例外是美国，在临时政府存在的两年里，美国表现出理想主义外交特色，与俄国和其他国家表现出的蛮横和贪婪颇为不同。
作者 | 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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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天津：全球化历史的另类视角》
1900年的天津。
《万国天津：全球化历史的另类视角》是法国学者辛加拉维鲁依据大量档案文献，撰写的一部研究八国联军临时政府对天津进行殖民统治的历史专著。自列强在北京与清政府开始谈判以来，联军便在天津组织了临时政府，统治这座城市长达两年零一个月之久，直到1902年8月15日才将之移交给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1859-1916）。在国内研究庚子国变和八国联军侵华史的相关论著中，有关天津临时政府及其管治史的著述并不多见。本书更以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历史叙事而独树一帜。
[法]皮埃尔·辛加拉维鲁 著
郭可 译
商务印书馆2021年8月版
《万国天津：全球化历史的另类视角》勾勒出一段被湮没的近代史，经由法国学者皮埃尔·辛加拉维鲁这一他者的立场和全球化视角，近代以来的悲情和屈辱似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而反思也可以更加从容和放松。
▌义和团运动导致天津沦陷
一定程度上，周锡瑞《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可以当做《万国天津》的历史背景或前传。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挟军事胜利之威，所有外国人在中国官民面前趾高气扬，颐指气使。此前的中国是官本位，官员在百姓和其他民众面前威风十足。但外国人进入中国之后，动辄威胁、恐吓各级地方官员，要向公使馆或领事馆投诉，一些官员确实因此被责问，乃至影响仕途。因此，清朝官员大都畏惧洋人。对此，晚清李伯元的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做了入木三分的刻画。最近出版的邱捷著作《晚清官场镜像》显示，1866-1875年任两广总督的瑞麟被下属杜凤治在日记中讥讽为“畏鬼如虎”（“鬼”指洋人），千方百计在不得罪洋人和“顺从民意”中间寻找平衡点，从而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避免教案和冲突。
作为地方大员的两广总督，面临洋人和中国人冲突时尚且如此，不难想见，府、州、县级的官员是何种情状。由于地位更加低下且直接面对冲突，这些官员受气更多。另一方面，一些中国教民借助教会势力狐假虎威，损人利己或故意挑衅生事，借此渔利。按照学者张鸣的研究，一旦发生教案，早已对洋人心怀不满的地方官员往往从中“拱火”，导致传教士、教民与中国民众的矛盾越来越大。种种原因加上山东巡抚毓贤的刻意纵容，义和团运动1900年终于在山东爆发，并迅速向京津冀地区扩散。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美]周锡瑞 著
张俊义、王栋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版
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义和团的勤王运动得到了部分官员的纵容和支持。尽管守卫北京的清朝士兵达到13万，但义和团未遭阻难即轻易进入。列强纷纷要求清廷镇压义和团，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于是派兵前往北京保护侨民。6月19日，慈禧通知，外国人不受清廷保护，必须24小时内离开北京，前往天津。次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外国人于是全部躲到外交使馆区，遭到义和团的围攻。
《万国天津》揭示，1900年6月初，义和团控制了天津城垣内的街道，并开始进攻外国租界。此后，外国联军与清军、义和团发生了激烈战斗。7月14日，外国联军取得胜利，占领了天津。直隶总督裕禄自杀身亡，红灯照女首领林黑儿被联军俘虏后枪杀。之后，联军开始了屠杀和抢劫。如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表现出的贪婪和野蛮一样，俄军士兵最为残暴和凶狠。在法国人、英国人和日本人的记载中，俄国人残忍屠杀了300名妇孺，然后将尸体堆在一艘平底帆船上焚烧。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赫伯特·胡佛记载：“法国人和俄国人专杀中国女人，不论老幼。他们将中国女人轮奸，这些女人无路可走只有自杀。”而那个冲动鲁莽且志大才疏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直接鼓励德国远征军到中国来大肆屠杀。
《万国天津》提及，联军在天津的大屠杀导致数以千计的平民身亡。而此前双方作战中清兵和义和团伤亡人数更加巨大。由于作者未能查到中国史料，天津死亡的实际人数可能更多。
全球化史观的特征，是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世界各个地区、各种文明在各自和交互的发展中，逐步打破了孤立、分散状态，逐渐融合成密切联系的全球统一体，这种全球一体化进程是历史发展的客观主导趋势。这一视角意味着超越民族国家的概念，将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互动作为一个过程来观察。但是，作为中国读者，这一段历史无疑需要反思。
纵观整个义和团运动，当非理性的排外情绪蔓延之时，清廷的决策，以及官员的作为尤其需要检讨。此前，清廷已经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一败再败且损失巨大，可谓颜面尽失。但是，在传统君主制下，清廷不需要对民众负责，承担身体伤亡和赔款代价的民众也无法追究最高统治集团的责任，这让慈禧以及清廷决策者并未因此付出相应的代价。在胡乱作为且无须负责的情况下，慈禧恋栈权力，绝不容他人染指。仅仅因为荣禄上交了江苏粮道罗嘉杰提供的假消息，里面提到洋人要求“归政”（即慈禧交出权力），慈禧未经核实，就坚定排外。作为决策者，她无疑是庚子事变最大的罪魁祸首。
从政治学和行政学角度来看，毓贤以及相当一部分官员以公权力发泄私愤，违背了基本的职业伦理。在当时的情况下，清廷的军事力量远远不能和外国人相比，这些官员刻意激化、挑唆民众与传教士、教民的矛盾，进而引发战争，无异于引火烧身。毓贤在山东巡抚任上被撤换后，在北京坚持利用义和团对抗洋人，不久改任山西巡抚之后，毓贤又杀死12名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意大利籍主教、修士和修女，34名英国浸信会传教士，包括11名幼童。毓贤亲手杀死天主教山西北境教区正主教艾士杰，山西全省共杀传教士191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个省。事后，清廷为此付出的抚恤金和丧葬费等赔款计四百余万两白银。毓贤在国力积弱的情况下肆意挑衅洋人，而不是化解矛盾以避免战争，是为不智；他向强硬派京官鼓吹利用义和团为工具对抗洋人而不计后果，是为不仁；就任山西巡抚后滥杀洋人、中国教民及其亲属，是为不义；身居要职却不计决策可能引发的政治后果，给无辜民众和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灾难，是为不忠。
对照日本在黑船来航时所表现出的明智和国家理性，清廷对于西方文明的冲击既缺乏基本的认知，更缺乏理性的应对。而满清统治集团家天下的观念，导致了中国近代面对西方所发生的一系列悲剧。
义和团。
▌为被强行楔入的全球化
马上得天下，不可能马上治天下。经过之前的战争和占领之初的混乱之后，外国联军很快成立了临时国际政府委员会，委员会最初由三人组成：俄军沃嘎克上校，英军鲍尔上校，日军青木宣纯中佐。之后，德国的冯·法金汉上校，意大利海军舰长卡萨努瓦法，美国的莫里斯·福脱（1901年5月由田夏礼接任）、法国的犹力安等人先后进入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按照各国名称的字母顺序轮流担任，主持委员会会议，以及辩论、投票、审读申请、签署授权和命令。每个委员的报酬为每年1500英镑，并且拥有一个单独的秘书处，领导临时政府的一个部门，每次会议的前一天都能收到临时政府的所有报告。
天津国际临时政府设立了多个部门，以管理天津。其雇员中有大量的外国专家，大多数人是公认的“亲华派”，很多人之前已经在中国工作和生活数年，精通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例如，临时政府的秘书长田夏礼，中文秘书丁家立等等。还有一些人之前就为直隶总督李鸿章或清廷高官效力。
临时政府似乎有意要为中国树立“典范”和“榜样”，惩戒滥用职权，打击腐败，公平招标，惩罚权力寻租。但是，许多外国人既有公职，也有其他职务，或以公谋私。临时政府的司库卢普兼任天津德华银行经理，当他有机会选择一家金融机构为临时政府操作资金时，自然选择了自己供职的天津德华银行。此外，临时政府的买办罗先生同时供职于华俄道胜银行。
在恢复秩序方面，临时政府在1900年夏天建立了“国际警察局”和“华籍巡捕局”，这是中国现代警察制度的先声。1900年底，天津临时政府所在地都统衙门以及各区门口都安放了请愿箱，所有外国或中国居民都可就个人事务或公共事务向临时政府请愿投诉。请愿书的数量从少到多，后来每天都有几十封。临时政府的中文秘书丁家立及其助手锦织坚决捍卫中国人的利益，一些委员为此指责他对中国人过于友好。但是，外国联军中的一些兵痞欺负中国人，即便提出指控也无济于事。为此，天津一些村民躲在村庄里对外国士兵放冷枪。1901年底，军事当局加强了对士兵的训诫和控制。
在秩序崩溃之际，人性之恶也会被释放出来。一些中国人看到了机会。1900年10月，三名中国强盗拿着美军委托购买牲畜的文件，谎称是“临时政府授权逮捕义和团”的委任状，在一些村庄敲诈钱财，事发后被处决。7名造假者每月向法国领事上交100元执照费，在法租界大肆制造假币。由于假币泛滥，商人请求临时政府成立“货币检验局”，命令所有天津居民都将货币拿出来检验。由于穷人太多，临时政府成立了一些“穷人之家”。其中，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乞丐必须通过劳动来偿还政府费用，并获得微薄的收入。
1900年的天津。
外国联军与清军、义和团作战，导致天津成为了一片废墟。联军占领天津后，很快开始重建。在两年时间里，天津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天津城墙被全部拆除，变成了一条环形林荫大道。而委员会这样做的原因与欧洲的变化有关：欧洲城市在18世纪末纷纷拆除城墙，这标志着资产阶级兴起、自由贸易和自由创业的趋势。天津老城东侧的黑炮台在中国人围攻天津租界时火力强大，这次也和其他堡垒一起被全部拆除，仅有西机器局的炮台幸免。
在交通方面，临时政府还整治了海河，改善航行条件。为了预防河水在天津泛滥，临时政府还在天津上游打开了几条海河引水渠。为了改善交通，临时政府整治道路，并安装了照明系统。临时政府还在法国人看守的浮桥处建造了一座金属桥，连接火车站、租界区和天津老城。在卫生方面，临时政府按照欧洲的高标准采取防御措施，抵抗鼠疫和霍乱。此外，临时政府还修建了一些官厕，禁止中国人随地大小便。
由于作者查阅了多国史料，这使得《万国天津》呈现的内容颇为丰富和传神。占领天津后，各国为了争夺利益而明争暗斗——这些内容堪称本书最为精彩的地方。大多数联军首领都尽量为本国在天津谋取最大利益，法国等国家表现得非常明显。唯一的例外是美国，在临时政府存在的两年里，美国表现出理想主义外交特色，与俄国和其他国家表现出的蛮横和贪婪颇为不同。例如，1900年11月6日，俄军向联军指挥官发出通函，宣布占领英租界对面海河左岸的400公顷土地。美国驻北京公使爱德温·康格强烈反对俄国人的做法。次日，比利时领事如法炮制，宣布比利时将在俄国新租界以南及德租借对面占据96公顷的土地。28日，奥匈帝国驻北京公使宣布在天津设立领事馆，在天津老城以东的海河左岸以租界名义，占据一块60公顷的土地。12月1日，意大利宣布在天津建立一块47公顷的租界。在海河右岸，法租界、日租界、英租界、日租界都扩大了自己的面积。
列强在天津争先恐后的“抢地”，遭到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以及美国驻北京公使爱德温·康格的激烈抨击，认为列强违背了人道主义干预的初衷。1902年1月24日，天津的美军向中国归还了价值37.63万美元的库银，而俄军将扣押的盐坨交给华俄道胜银行，迫使中国盐商满足各种苛刻要求。
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临时政府向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归还天津的事项也列上了日程。1902年7月18日，庆亲王奕劻接受了联军提出的28个条件和2个建议。8月15日，临时政府向袁世凯移交了政权。袁世凯延续了临时政府的许多施政措施，并且聘用了大量外国专家。
尽管如此，天津被强行楔入的全球化成就有限，其影响范围也仅限于天津城区。器物层面的改变让袁世凯接受了临时政府的很多具体做法，却没有吸收英美的制度文明。在作者看来，1900年的天津既参与了全球化，又是全球化的产品。但是，联军在天津的屠杀和抢掠无疑让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被俘虏的义和团成员。
▌第六次霍乱大流行夺走天津一万人的生命
在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期间，临时政府还和天津民众一起，两次抗击了传染病。
1901年下半年，临时政府成功抵御了鼠疫的侵袭。但是，1902年的霍乱在天津引发了严重后果。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六次霍乱流行。这次霍乱于1899年起始于孟加拉，1901年传到东南亚的缅甸、新加坡和爪哇，1902年传到中国、菲律宾、阿拉伯和埃及，然后蔓延到波斯（1903）、俄罗斯（1904）、意大利（1910），直到1911年还在纽约发现几名霍乱患者。
1902年5月31日，一艘来自上海的船将霍乱传播到了天津，第一天就造成六个在大沽港内工作的苦力身亡，他们分属开平矿务局和大洁驳船公司。
幸运的是，天津临时政府为对付鼠疫设计了传染病预防政策，自霍乱一爆发就付诸实施，由于两种病都是接触性感染。6月1日，大沽区区长下令开放大沽检疫站，向检疫站派出了1名外国医生、1名中国医生、1名男护士、1名厨师、4名苦力、两名巡捕和两名掘墓人。卫生局局长梅斯尼大夫立即赶往大沽港，想方设法阻断传染病蔓延。
卫生局采取的措施很果断。大沽每户人家每天都要接受卫生人员的检查，患者及亲属被送往检疫隔离所，出现患者的房屋立即消毒。此外，联军指挥部还派出一些军医支援委员会，各国领事还允许临时政府卫生局在必要的情况下检查天津各租界的卫生情况。
随后，塘沽出现了几名患者，几名军医和16名巡捕紧急赶往现场。尽管迅速在大沽和塘沾采取了措施，但仍不足以控制霍乱的迅速传播。
6月6日，天津开始组织起来，以应对即将出现的病患，并且防止霍乱大规模蔓延。委员会要求巡捕在全城巡逻，检查居民的房屋，向卫生局报告所有疑似病例。卫生局官员将穷人收容所的病人全部转移，将其改造成霍乱患者的隔离中心。他们焚烧了霍乱病人的被褥和衣服，查封了出现病人的房屋，经过7天隔离期才允许人员进出。在墙壁、天花板和家具表面粉刷石灰浆，给房屋消毒。
此外，卫生局人员还在尸体、死者粪便、公厕墙壁以及被患者粪便污染的桥梁和马路上撒生石灰粉。由于石灰用量巨大，消毒工作不得不请俄军出兵完成。此外，苦力在搬运、运送和埋葬霍乱患者的遗体时很容易被传染，所以他们被强制集中生活，与临时政府的其他人员保持距离。为了避免苦力感染，临时政府为苦力购买灭菌药剂，比如氯化汞等，用于洗手和消毒。
为提高全体居民的防范感染意识，委员会将预防措施的清单公布于众：
天津，1902年6月6日，告谕
照得天津城厢内外地方，现查有霍乱病症。为此出示告诫尔居民人等知悉，务须遵照本衙门所订章程办理，以免传染。特示。
兹将章程开列于下：
一、凡饮水、饮茶须用开水。
二、菜蔬、水果等项，必须煮熟方可食用。
三、身躯并手指切宜洁净，不可腕脏，至于食用各物尤应清洁。
四、遇有此症，无论何时，须速报知本段武员，以便派医诊视，以免染及家属邻里人等，倘隐不报，一经查出，定即严究不贷。
五、居民人等所有厕所并堆积秽物地方，均须倾撒白灰，所用灰斤可赴各段巡捕官处领取，不收分文。
在告谕中，临时政府列举了卫生措施，还明确了监控措施，严令居民揭发疑似病例。对于隐藏尸体的行为，巡捕局局长建议处以6个月的苦役。委员会觉得这样处罚过于严厉，决定对所有藏匿霍乱患者的违法者，无论所涉及患者是死是活, 都处以两个月的苦役，而且还要剪去辫子，并在天津街头戴枷示众15天。
为了阻断霍乱传播，临时政府委员会努力控制当地居民、尤其是劳动力的流动: 禁止承担拆毁炮台工作的承包商雇用大沽、塘沽和天津的苦力。霍乱流行期间, 拆毁炮台的工地发生了几起群体事件。在山海关，大量苦力乘乱逃逸。为弥补由此造成的损失,临时政府给承包商补偿了1000元。巡捕局为每个霍乱死者开具一份“许可”，该文件会详细记录随整个丧事过程，从死亡到安葬的所有移动轨迹。
1900年，法租界被破坏的建筑。
此外，临时政府要求柠檬汽水和苏打水的生产厂家所使用的水至少煮沸20分钟, 否则将被处以500元罚款和6个月的监禁。临时政府的医生还希望禁止向天津输送西瓜，因为它们可能已经被废水污染。尽管委员会希望维持贸易自由，但仍然张贴告谕，反复提醒居民不要吃西瓜。
没过几天，穷人之家和医院就爆满了，无法接纳更多的病人，于是临时政府开放了两个“霍乱集中营”，分别位于天津城以北的土围墙边和西北。火车站附近还设立了一些小型的隔离站，临时收容患病的旅行者。在居民区的边缘也设立了同样的隔离站，比如，比利时租界南面的一个小村庄，位于海河左岸。联军还征用了大王庙来收容霍乱患者。
1902年7月初，临时政府卫生局的人员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有12名医生（3个法国人、3个日本人、3个德国人、2个英国人、1个意大利人）、11名以欧洲方式培训出的中国医生、15名卫生检查员和1支“苦力大军”。
霍乱在天津肆虐的高峰时期，每天都会带走几十人的生命，其中包括一些非常强壮的人力车夫。卫生局局长梅斯尼的估计，霍乱在天津地区夺取了大约10000名中国人和50-—60名欧洲人的生命，在北直隶省的其他区域还有数以千计的受害者。
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八国联军对中国普通平民的屠杀都犯下了滔天罪行。另一方面，清廷以一己的权力之私，毓贤这样不负责任的政府官员，利用义和团为工具，发泄自己对洋人的不满，给黎民百姓带来巨大灾难的施政措施，则更令人气愤。《万国天津：全球化历史的另类视角》以全球化史观来勾勒这一段历史，与中国作者相比少了一分关切。但是，当下的国人需要走出历史的悲情意识。那些沉痛的历史教训，无疑应该吸取——既要看到帝国主义的野蛮和霸道给中国人造成了痛楚，更要看到蛮横的皇权专制主义所造成的制度弊端，及其对民众生命和基本权利的践踏。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或许在于，面临西方文明的冲击，近代中国是否“只能如此”？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哪些因素造成了糟糕的选择并造成了弥天之祸？
在写作方面，因为缺乏天津档案馆有关租界的中国档案作为对照，中国与西方各国及临时政府的互动，以及中国政府内部决策和考量等内容都有欠缺。另外，作者也未能获得日本外交部和俄罗斯国家档案馆有关日租界和俄租界的档案，这也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是，历史研究在很多时候并非一蹴而就，它往往受限于作者能够获得的史料。希望这些遗憾，能够在以后的研究中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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