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9月25日黄昏，上海港，日轮“第七进德丸”号正准备起航。
随船翻译中岛正义伫立在甲板上，望着一片繁忙的港口，思绪万千，心中竟闪过一丝不舍。作为日中贸易促进会的一名翻译官，他11年来几乎每个月都要来中国一次，如今恰好是第100次。不过，他此刻已经下定决心，这将是最后一次航行。
回想起来，自1956年起为台湾“朋友”效劳，亦有十一年之久。如今自己年近六旬，实在经不起折腾了，好在“朋友”给的酬劳一直未动用，累积起来也有不少，足够回国过个不错的晚年。中国有句老话叫“见好就收”，这第100次航行，当是为“职业生涯”画一个完美的句号吧。
正胡思乱想着，十几名中国人上了船，将中岛正义团团围住，有穿警服的、有穿便衣的，个个表情严肃。上海市航运公安局的张秉仪，走上前亮出一张逮捕证，厉声宣布：“你被捕了！”
一
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内，中岛正义坐卧不安，反复思量着自己哪个环节露了馅。他自信隐藏得很好，绝不会有人会怀疑他的身份，可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终于提审了。审讯台上的警察竟是三个年轻人，即便是首席预审员，看起来也不过三十出头。桌子上摆放着一堆案卷材料，足有两尺多高，属实有些唬人。中岛正义轻蔑地“哼”了一声，心里嘀咕着：“虚张声势罢了！”
中岛正义12岁移居东北，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侵华战争爆发后，他在张家口、大同的日本宪兵队当过翻译，在北平“防共委员会”当过咨议，后来在河南制造“汜水惨案”，害死了100多名中国人，参与审讯过许多革命者，是个老牌特务。所以，他自认为看穿了中方“拙劣”的审讯手段。
然而，随着审讯的展开，他很快发现自己错了。那厚厚的一摞案卷，绝不是警方对其施加心理压力的手段，他们对自己11年来的活动了如指掌。一个多月的审讯结束后，中岛不得不懊恼地承认：原来自己早就是一条“网中鱼”，被捕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二
日历拨回到1955年底。
这一天，在东京华侨贸易商公会任职的中岛正义接到一个电话，对方邀请其参加一个宴会。会上，一个名叫刘涛的男子频频向其示好：“兄弟我从台湾过来经商，初来乍到，还请多多关照！”而实际上，这个刘涛根本不是生意人，他的真实身份是台湾“国防部”情报局东京站站长。
刘涛接近中岛正义，其实另有所图。建国7年来，大陆潜伏的国民党特务被肃清了十之八九，东南沿海渗透进来的特务，也没有几个能站住脚。而在这一时期，中日民间贸易开始恢复，所以他们转变了手法，决定吸收日本人替他们搜集情报。中岛正义正是他们心中的理想人选。
经过一番拉拢与考察，中岛正义接受了邀请，成为国民党特务机构的一名情报员，每月特务津贴为100美元。几个月后，机会终于来了，中岛作为随船翻译前往中国，刘涛闻讯喜出望外，立即给他下达了任务。
三
1956年夏，北京。公安部某局办公室，局长抱着双臂站在窗前沉思，在他身后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份带有“绝密”字样的情报：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东京站，派遣日本人中岛正义以商船翻译为名来大陆活动。
国民党真够狡猾的，居然派日本人过来搜情报。不过，他们准备搜集什么情报？在大陆有无接头人？如何获取他的罪证呢？这一切都是问题。经过周密考虑，局长确定了“长期侦查，适时破案”的方针，工作指示迅速下达给沿海各港口公安机关。
上海市航运公安局收到敌情通报，立即召开会议，制定了详尽、周密的工作计划。当年只有23岁的张秉仪，因工作沉着老练、缜密有序，承担起了这项重要任务，他带领着几个年轻侦查员，对中岛正义的间谍活动展开侦查。
从1956年6月至1967年9月，整整11年的时间里，中岛正义总共随船来中国100次，其中到上海将近30次。在海港干部和群众的密切配合下，中岛的间谍活动被我公安机关的侦查员们尽收眼底。
四
上海港是国际大港，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国民党迫切需要有关它的一切数据，包括航道航标、码头深度、进出港客轮、货轮的名称与吨位、仓库数量等。这恰恰是中岛正义擅长的，因为他早年间当过军人和特务，对地形、方位有着极强的记忆力，绘图也有一套。
一个港口只要他去过两三次，就能凭记忆画出详细的港口分布图。几年下来，上海、大连、天津、烟台、青岛、汕头等十多个港口的海港设施图，源源不断地传到了国民党情报机关。1967年中岛被捕后，曾在狱中凭记忆又画了一遍，警方请来港口人员辨识，发现准确率相当高。
除了港口情报之外，国民党特务机关最感兴趣的还是军事情报，比如海军码头、军舰类型、数量、编号、吨位大小、火力配备、进出港的规律等等。这也难不倒中岛，作为一名老牌特务，不得不说，他搞情报确实有一手。
他能从军港电台天线的高度，推测通讯范围的大小；从头顶飞过的飞机，判断出机场的大概位置；从飞机编队、架次、时间，弄清楚我空军飞行的规律。其中，他最满意的一次情报，是在青岛港发现了我海军几艘潜艇，并记下了编号，因此获得了一大笔奖金。
1963年，“东京站”站长刘涛猝死，曾任“军统上海站”情报组长的王炳荣接任，他对中岛正义这个“中国通”同样很重视，中岛每次从中国归来，他总要在东京的高级饭店为其接风洗尘。
中岛的这些间谍活动，都在我侦查人员的掌握之中，公安部门和海军情报部门研究后认为：他的这些情报日积月累，再加上敌人其他情报的印证，有可能对我国造成危害，但暂时还没有直接的重大危害。为了掌握这名日谍更多罪证，网暂时不收，让这条“鱼”再游一阵子。
五
广泛了解大陆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也是国民党情报机关给中岛布置的任务。在这方面，中岛更是得心应手。日本人和中国人的长相区别不大，中岛从小在中国生活，一张嘴就是天津味，只要他不说，没人会把他当成日本人。所以，他在中国走街串巷、问路聊天，从来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那些年，总会看到中岛在码头上跟中国人侃大山，看似无意，实则是搜集情报和民间舆论。有时，又会看到他溜进员工食堂，看看大家碗里的饭菜，再悄悄记下菜单、菜价。“文革”发生后，他的情报来源就更多了，每次来到中国，只要看那满街的大字报，情报便到手了（当年大字报确实泄露了不少机密）。
除了刺探情报外，中岛还兼任“联络官”和采购员，帮助国民党特务机关投寄联络信，购买大陆出版的书籍杂志等。殊不知，他的这些活动都在我侦查人员的掌控之下，反而帮助公安部门顺藤摸瓜，破获了不少潜伏的敌特。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中岛正义的特务活动，也引起了日本右翼和一些情报机构的重视，亚细亚研究会、神奈川海上保安厅、内阁调查室等纷纷派人与他接洽，要求他提供有关中国的情报，每次都是数万日元的报酬。
六
1967年，年逾55岁的中岛正义决定收手，回日本安度晚年。就在这一年，他在上海猝然被捕，公安人员在其身上当场搜出一张纸片，上面记有吴淞港停泊的海军舰艇信息。在他每天记载的航海日记中，用密语写着不少情报，其中“飞鱼”代表着潜艇，“喧哗”代表军机等。
中岛被捕后，矢口否认从事间谍活动，但是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他最终无以抵赖，交代了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效劳的罪行。1973年4月20日，中岛正义因犯“特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移送上海市监狱服刑。
作为一名外籍囚犯，中岛受到了监狱管理部门的优待。他喜欢下围棋，可是住在一个单人监房，没人陪他下，狱方便每周安排一名囚犯陪他下棋。中岛的牙齿不好，狱方又派人带他去拔牙、补牙。为了教育改造这名特务，狱方甚至破例让其参观少年宫、工厂。
有一次，中岛去蕃瓜弄新村参观，遇到一位退休老工人。老人的家属在抗战时期死在日军的狼狗嘴下，可谓苦大仇深，面对这个曾经的日军特务，老人再三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欠了中国许多债，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是友好的，希望你以后不要做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
中岛羞愧得无言以对，不停地点头称是。张秉仪和他的同事们也相信，只要教育引导好，这个为国民党服务的敌特，也能为中日友好贡献一份力。
1978年10月，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邓副总理即将访日。为了释放善意，司法部门根据中岛在狱中的表现，决定予以提前释放，刑期正好也是11年。离开上海那天，张秉仪亲自为其送行，曾经互为对手的二人，在机场友好握手告别。这起日谍案，终于以一个圆满的结局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