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好人与坏人都是坏规则的棋子，他们都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规则让他们或支持或屏蔽谁，他们只能那么做，未必真正思考过王学的政治主张是对还是错。王阳明本人也参与了这个规则，他迎合嘉靖皇帝，对忠臣杨廷和下手。在那个逼仄的空间中，只看有用还是没用，没人考虑是否正确。太多变革的机会被那个黑洞般的规则吞噬了，每个人都觉得正在做正确的事、只能这么做的事，结果就一步步走到局面无法换回的地步。
作者 | 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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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商业繁荣，并不亚于宋朝。图为明代画家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描绘了当时苏州市井的繁华。
“今天我国作为东邦新兴的一大雄国，处于必须完成自己任务的位置。然随着世间事物日趋轻便，一国风气逐渐卑下。随着文物日益进步，一国风俗日陷轻浮。随着机关逐渐完整，一国士气逐渐萎靡。……吾人在今日研究阳明学，不外乎为了心学修养，人才陶冶，但吾人发刊的本怀，却在于让天下的人们知道自己的本然任务，革新一代风纪，以裨益国家。”
1896年7月5日，日本东京创办了一本大众通俗杂志，即《阳明学》。在《发刊词》中，吉本襄这样写道。（本文多处引用学者邓红《何谓“日本阳明学”》一文中的观点，不再一一标注）
“阳明学”是典型的日式中文，恐怕吉本襄等人也没想到，它后来竟会在中国风行。但日本人生造出来的“阳明学”只是假借了王阳明的名头，与真实的王阳明毫无关联。在“阳明学”的伪装下，几大谬误至今横行：
首先，“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阳明学”一词是1896年才出现的，而明治维新成功于1867年，直到1893年，德富苏峰在《吉田松阴》一书中，才将明治维新的“原动力”归结为“国民精神”和“民族主义”，后高濑武次郎又把它附会到王阳明身上。
其次，将中国排除在外。高濑武次郎认为阳明学分两种，一是事业性的，一是枯禅性的，日本取前者，中国取后者，所以一兴一衰。
其三，与朱熹学说对立起来。提出“三百年间以来朱子学成为官府的教育主义。是故阳明学一开始便受到官府的猜疑，宽政以后更受压抑”的怪论，但事实上，朱熹与王阳明之间差异并没想象的那么大。
其四，篡改其目标。把王阳明思想当成抵抗现代化的工具，通过虚构出一个“日本精神”，来对抗世界潮流。现代社会是世俗社会，天皇、首相等不再是道德权威，也不再承担价值的最终解释权，各方只需依照社会契约，各担其责、各享其利即可。可总有人只想收割现代国民的红利，拒绝承担现代国民的责任，所以创造一个身份，使人们安心于被剥夺，竟把歪脑筋动到了王阳明头上。
王阳明并非启蒙思想家，不太理解现代文明，希望他为现代社会提供解决方案，实属缘木求鱼。当年日本学者把他架起来，是为了骗人和求利。遗憾的是，谎话编得太圆，让许多国人至今上当，或捧杀，或歪曲，或发明，或篡改……王阳明陡然成了职场达人、励志先锋、金句作家和鸡汤宗师。
从这个意义上说，焦堃先生的《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和李庆先生的《王阳明传：十五、十六世纪中国政治史、思想史的聚焦点》两书堪称祛魅佳作。
▌王阳明是政治家，而非哲学家
在民科眼中，王阳明是哲学家、思想家，其实这类标签是现代人加在王阳明头上的，王阳明从没想过成为哲学家，当时也没有哲学这一概念，在王阳明那个时代，士大夫关注的是政学合一，追求政治成功才是“天理”。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确有特色，但都谈不上是严谨的哲学，而是典型的演绎逻辑。
《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
焦堃 著
中华书局2021年10月版
演绎逻辑的问题在于无法实证，只要能逻辑自洽，便难驳倒，其结果是：其一，创造了大量无用的知识；其二，即使错了，也难以发现。
随着现代实验手段的出现，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真理来自客观经验，而不是脑洞。而学理性的、思辨性的哲学，绝非王阳明所长。
王阳明真正关心的是事功，他更想当政治家，而非哲学家。换言之，心学只是王阳明用来解释的装饰品，他自己也未必真的看重它的价值，那些不过是为他所在的时代求解决方案，很少涉及后人。
《王阳明传：十五、十六世纪中国政治史、思想史的聚焦点》
李庆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2月版
那么，王阳明时代的真问题是什么？主要有两点：
其一是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当初的“户贴制度”和“黄册制度”已不符合时代需要。
“户贴制度”按职业将人分成军户、民户、匠户三种。民户中包括儒户、医户等，军户包括校尉、力士、弓兵、铺兵等，匠户分工匠户、厨役户、裁缝户等。朱元璋命令严查户口，发现不合户帖记录者，便发配边戍，见隐匿不报者，直接斩杀。
“黄册制度”则是人口登记制度，每户详列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等，10年一造。
这两个制度虽有利于地方治安，却限制了土地、人口、资金的自由流动，使农民又成了农奴。到王阳明时，大量人口出逃，军户严重缺员，地方税收亦受损。能流动的人跑了，留在原地的农民只好承担更多的税，地方趁机勒索，杂征多于正赋，民众负担畸重。王阳明此时已有“一条鞭法”的雏形构思，建议徭役折钱，税地不税人，将所有杂征转化为单一税种，便于中央政府监控，百姓负担亦减。
日本著名学者荻生茂博指出：“为了批判政府的表皮式的欧化政策而由德富苏峰、三宅雪岭、陆羯南等人倡导的作为‘国民道德’的阳明学，和那个前近代阳明学完全两码事，是所谓旧瓶装新酒的近代思想。”
其二是对“翰林—内阁体制”不满，主张断断休休。
设计“一条鞭法”并不难，难的是为何长期没人提出来，长期不受重视。王阳明发现，明代政治正走向板结，虽宰相已废，但有内阁，内阁中的首辅相当于过去的宰相，足以独断。
朱元璋废相权，本为提升六部权力，强化“六部本位”，以发挥专业性。可到王阳明时，六部又成内阁的奴才。因内阁成员、六部尚书多出自翰林院，特别是六部中最重要的吏部、礼部，吏部的“紧要衙门”中必有一人出身翰林，礼部尚书、侍郎例由翰林垄断。明朝重科举，座师地位极高，首辅门生、故吏满天下，形成了独特的政坛生态环境。
当时有“大臣非翰林出身者，不许入内阁”的惯例，而翰林官员都是“进士第一甲及庶吉士，原系内阁取中教养之人，为其门生者”。阁臣隐退后，会从自己在翰林院的弟子中提拔后任，使阁臣之位“自相传授”。
王阳明对此也无太多办法，只能诉诸个人素质。他希望首辅能有“断断休休”的精神，即充分容纳不同意见，主动邀政敌入阁，尽可能将事权交还给六部，以维持快乐、和谐的局面。这种用道德规训替代解决方案的怪招，上千年未曾成功，王阳明却以为找到了独门解药，这决定了王派后来的政治命运。
▌被夸大的“龙场悟道”
明代绘画中的紫禁城。
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是状元，王阳明却几次失败后，28岁才科举成功，因科名低（二甲第七名），未能进入翰林院，而是在工部任职。
明人陆荣在《菽园杂记》中借别人口说：“（明洪武时）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
可到明英宗后，局面又变成“近来圣恩宽大，法网疏阔。秀才做官，饮食衣服舆马宫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干得几许好事来？到头全无一些罪过。今日国家无负士大夫，天下士大夫有负国家多矣”。
士风败坏，也体现在这样的个案中：
先师柴后愚公，阳明先生弟子也。尝言先生疏救戴给事时，尚书公方宦京城。章既上，侍食于尚书公。公觉其色有异，知必言事，虑祸及己，逐出之。方及门，刘刘瑾已令锦衣官校捕去矣。
意思是正德初年，王阳明父子同朝为官，王阳明上疏反对大太监刘瑾后，与父亲王华共餐，王华得知王阳明所为，为避免自己受牵连，竟当场将王阳明从家中逐出。可见当时士大夫已无胆量、无原则、无操守到怎样的程度。
王阳明反对太监刘瑾，是李东阳发动的一次集体行动。
李东阳入阁相18年，赞者称他温和，弹者称他软弱，从政之余，他还是当时文坛领袖，《明史》中称：“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
李东阳是明代中期名臣，人称“天资英迈，读书一目数十行下，辄成诵不忘。少入翰林，即负文学重名”，书法、诗歌、文章等均领袖当时，王阳明曾拜在他的门下。王阳明第二次科举失败时，李东阳曾安慰他说：“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
在李东阳门下，还有李梦阳、杨锐、谢铎、潘辰等文学青年，时人称为：“李文正（李东阳死后谥文正）当国时，每日朝罢，则门生群集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座上常满，殆无虚日谈文论艺，绝口不及势力。”不过，也有人批评说：“数年后东阳柄用，引进一番诗文之徒，必误苍生，尚名矫激，世变将起。”
当时太监刘瑾专权，身边纠结一批太监，号称“八虎”，李东阳便联合多人一起向明武宗弹劾，没想到有人给刘瑾通风报信，先在明武宗面前哭诉。弹劾以李东阳派大败告终，王阳明、李梦阳被打了几十棍，关进锦衣卫监狱。
明武宗问内阁意见，参与行动的刘健、谢迁均力斥刘瑾，事件的主谋李东阳反而默不作声。明武宗大怒，允许刘健、谢迁退休返家，摆宴送别时，李东阳潸然落泪，刘健讽刺说：“你有什么可哭的？当时你只要说一句话，今天就跟我们一起走了。”
甚至有人猜疑，正是李东阳把弹劾消息透露给刘瑾的，弹劾事件后不久，李东阳升为首辅。
王阳明被贬到贵州当龙场驿后，遂有了著名的“龙场悟道”。后人常对“龙场悟道”予以神秘主义解释，以为王阳明突然开悟，获得了大智慧，这其实是用个人粗浅体验做出的歪曲解读。
经验思维会随着信息积累，出现认识上的“飞跃”，其实是对原有材料更好的把握与贯通，在理性精神缺乏时代，人们无法获得理性提升的感受，因而渲染“开悟”的作用，不自觉地将其神化了。
事实上，“龙场悟道”前后，王阳明的哲学没有显著改变，只是在思想宽度上有所拓展——他意识到，明代士大夫沉浸于一腔热血，以气节相邀，目标却并不清晰，常常是出于义愤、被人利用后，才发现于事无补。
王阳明的弟子耿定向曾说：“看阳明那豪杰，往时自负有文章、有气节，可以名世矣。到了龙场，便才晓得都没用了，只此能视能听能言这些子良知，便是一生依靠的灵丹耳。”
所谓“龙场悟道”，不过是完成了从青年到中年之变。
王阳明的弟子耿定向，曾力主王阳明从祀孔子，高拱专权时期，因讽刺高拱遭贬
▌找到了实现政治抱负的路
王阳明强调致良知、知行合一，确有时代进步意义。
首先，把道德解释权由外部转到内部，个体不再需要道德家、精英来给自己行为下判断，只要自己觉得符合良知即可，这就赋权给自我，契合了现代人追求独立判断、价值自由的需要。
其二，“行”与“思”孰为先也是一个标准的现代议题。现代人主张行为思先，先行动再总结，认为“失去行动的欲望”比“失去思考的能力”更可怕，这与古人强调的“三思而后行”截然相反。“三思而后行”预设了一个绝对正确，需道德权威来指点，经过他的同意后才能行动，这样人的主动性、欲望会被渐渐阉割掉。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虽在逻辑上有未恰处，但多少赋权于“行”，有一定的现代色彩。
对这两点，不应过分解读。与启蒙哲学相比，王阳明思想不够完整，且彼此有矛盾处，很容易被后人改造成“先道德，后行动”，从而取缔了它的进步性。
王阳明提出这些想法，更多是一种话术，一种为争取观众认同的直觉之论。
王阳明的早期弟子基本都是中下层读书人，即各地生员、举人。随着明代经济发展，接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自明代中期起，儒业与举业日渐分家，后者是考试之道，专教学生怎么写好文章、怎么通过科举；前者是修身功夫，考试不考，家长不愿子弟在这上面耽误时间，各书院也不敢要求。在日渐激烈的竞争面前，学生们普遍对学业、对未来、对人生感到迷茫。
王阳明曾科举成功，有举业经验，被发配到龙场驿后，贵州教育整体落后，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不单独开科场，考生须去别省乡试，王阳明反而成了当地的举业名师。他一边给学生办考前班，一边传授儒业，引起家长们担忧，王阳明则说：学习儒业不仅不影响科举，反而有帮助。
为了把儒业内容简单化，不占学生太多时间，不设太高难度，则心学几乎是唯一之道。只要致良知，那么不读书、不背经典、不做修身功夫，也能速成。其实这里仍有问题——不同文化背景下，每个人对良知的理解都不一样，那么哪个才是真良知呢？
明朝画家仇英笔下的《清明上河图》（局部），呈现了明朝中期商品经济发达的程度。
好在当时还未迈入现代化，社会缺乏足够的多元性，定义模糊之下，人们误以为彼此相信的良知是一回事。随着社会发展，彼此理解良知的差异化就出现了，王阳明大而化之的方案就会失效。
明代末年知识人极端自负、党同伐异，一言不合，立刻无所不用其极，这种任性、偏执，与王学的推波助澜不无关系。士大夫或“绝无一用于天下”，或彼此意气用事、无法合作，最终导致“天崩地解”。
然而，在王阳明时代，王学却是最大公约数，得到中下层知识分子们的普遍认同。
一方面，他们也需要道德实践，可现实没提供相应场景，每天除了考试就是背书，无法与更广阔的社会接触，心学则将日常生活加上道德注释，是一个低配的满足方案
另一方面，心学给了他们一个饭碗。王学弟子向上不成，多转向民间讲学，将此视为救世手段，有了王阳明这一品牌，不难得到一份体面、能吃饱饭、有存在感的工作，而王学也收获了病毒式传播之利。
经此梳理，可知王阳明走的是“曲线参政”法——无法说服中上层知识人，就在中下层知识人身上用力，即“觉士行道”，激起影响后，再进一步把持政局。
▌弟子上台独断专行
王阳明几乎成功。
明武宗暴亡后，因无嗣，在权臣杨廷和主持下，从地方藩王中挑选了朱厚熜当皇帝，即嘉靖皇帝。杨廷和与明武宗的母亲张皇后串通，想把持大权，所以提出“大礼议”的问题——朱厚熜必须认明孝宗（明武宗父亲）和张皇后为母，称自己的亲生父母为叔叔、婶婶。
名臣杨廷和，因“大礼议”，被嘉靖皇帝降敕：“为罪之魁，以定策国老自居，门生天子视朕。”，被削职为民。死后谥文忠。
明武宗死后，张皇后曾想将懿旨改称圣旨，被群臣力劝乃止，透露出她的政治野心。如果朱厚熜同意，按照规定，政令皆出张皇后，杨廷和也能继续专权。
朱厚熜看出了其中的陷阱，拒绝接受，此时海内学者皆同意杨廷和的观点，甚至也有王阳明的弟子表示赞同，但远在中枢之外的王阳明却一眼看出关键，遥控弟子集体反对“大礼议”，给困境中的朱厚熜送去支持。
一方面，王阳明与杨廷和不睦。王阳明与当时的兵部尚书王琼交厚，而王琼与杨廷和矛盾颇深。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时，王阳明遇事只通报王琼，不通报首辅杨廷和，这符合王阳明反对内阁专权、重用六部的一贯想法，引起杨廷和的猜忌。杨廷和原本与宁王关系密切，王阳明取胜后，杨廷和“将记功册改造，务为删削”，以致“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伍文定至大官，当上赏，其他皆名示迁而阴绌之，废斥无存者”。甚至王阳明本人因功封为新建伯，却“铁券未领，禄米未颁”。王阳明给自己的下属请功，敕下却称“辅臣阻之，潜讽科道建言，以为朝廷新政，武宗国丧，资费浩繁，不宜行宴赏之事”。
嘉靖皇帝执政46年，早期较有作为，后期专任严嵩父子，被海瑞指责为“忽智忽愚”“忽功忽罪”。
另一方面，王阳明深知给皇帝“雪中送炭”的价值。最早上疏反对“大礼议”的，是方献夫、席书、霍韬、黄绾等阳明弟子，还有靠近王阳明一派的张璁。张璁入阁后，开始挑战传统的“翰林—内阁体制”，他表示：“凡阁中一应事务，不问国家利害，不行虚心公议，但以首者一人所主，余唯唯无敢可否。一有言者，辄阴挤而斥之矣。”
张璁入阁后，厉行改革，包括扩大翰林院选材标准，但成为首辅后，他也开始独断专行，甚至比杨廷和还过分，王阳明派内部出现了纷争。时人称张璁：“一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果于自用，休休之量，是其所短。”
王阳明没在内阁工作过，不知道其中暗礁林立，稍有不慎就会出局。想做事，只能搞独裁，王阳明的断断休休的道德设想根本行不通。好在王阳明派中的桂萼、霍韬等推出了一系列土地改革策略，被视为明代“一条鞭”法的先声，其实，此前霍韬在广东时已试推行“一条鞭”法，取得不错效果。
然而，“一条鞭”法并没最终推行，随着张璁被排斥出中枢，嘉靖皇帝开始对王阳明派产生怀疑。《万历野获编》称嘉靖皇帝：“世宗所任用者，皆锐意功名之士，而高自标榜、互树声援者，即疑其人主争衡。”
阳明后学霍韬是最早试行“一条鞭”法的官员。
嘉靖皇帝天资聪慧，最不愿承认别人强于自己，随着王阳明的名声提升，他特意下谕说：“王守仁窃负儒名，实无方正之学。至于江西之事（指平定宁王之乱），彼甚不忠，观其胜负以为背向。彼见我皇兄亲征，知宸濠必为所擒，故乃同文定举事。实文定当功之首，但守仁官在上耳。”
随着王阳明的弟子薛侃被卷入张璁遭弹劾案，一度“京师讳言学”，阳明后学大受打击。到夏言当首辅时，将阳明后学弟子王畿贬斥，“一时诸儒，不许其名王氏学”。好在严嵩上位后，王学地位略有转圜，严嵩工书法，与当时文学集团多有往来，与王阳明、湛若水有旧交。
自张璁去世后，明代的“翰林—内阁体制”复活，王学弟子与严嵩往来程度不深，严嵩倒台后，徐阶上位，王学后人发展至最高峰，一度有望推行“一条鞭”法，可张居正上位后，王学遭遇灭顶之灾。张居正改革的基础就是翰林—内阁体制，主张断断休休者，一律被清出政坛。
张居正后，王学在政治上已凋零，再加上东林党的打击，渐至无闻。
▌最终没逃过集体出局
可见，所谓王学是历史的、具体的，它更多在针对时弊，而非空洞的大道理。明代“一条鞭”法最终施行后，大大推动了时代进步，只是此时王学已远离政坛，如果能更早推行，结果也许更好。
在王学的宦海浮沉中，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有操守的好人，如张居正、夏言、东林党等上位，反而全力消灭王学，一些没原则的坏人，如严嵩等，反而支持王学。
那么，究竟谁对谁错？
其实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好人与坏人都是坏规则的棋子，他们都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规则让他们或支持或屏蔽谁，他们只能那么做，未必真正思考过王学的政治主张是对还是错。王阳明本人也参与了这个规则，他迎合嘉靖皇帝，对忠臣杨廷和下手。在那个逼仄的空间中，只看有用还是没用，没人考虑是否正确。
太多变革的机会被那个黑洞般的规则吞噬了，每个人都觉得正在做正确的事、只能这么做的事，结果就一步步走到局面无法换回的地步。
从历史看，王学对发动中下层知识分子产生过一定作用，但王阳明依然主张用道德替代法律，这只适合熟人社会，无法匹配现代的、陌生人的社会需要。如果人人以单次博弈为主，“致良知”很可能变成戾气丛生，人人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用恶骂捍卫自己的错觉——这不利于现代人格的形成。
事实上，日本“阳明学”是盗用中国王阳明的名义，目的是发动一场社会运动。日本“阳明学”中包含了大量刻意的误读、歪曲，以“对内涵养日本国民精神、高扬日本国民道义，对外护持国体发扬国威”，其实是为后来走向军国主义提供宣传武器，今天中国读者对此应有所辨析。
孙中山先生曾受此误导，但1917年发表《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时，他明确写道：
或曰：“日本维新之业，全得阳明学说之功，而东邦人士咸信为然，故推尊阳明极为隆重。”不知日本维新之前，犹是封建时代，其俗去古未远，朝气尚存；忽遇外患凭凌，幕府无措，有志之士激于义愤，于是倡尊王攘夷之说以鼓动国人。是犹义和团之倡扶清灭洋，同一步调也。……日本之维新，皆成于行之而不知其道者，与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实风马牛之不相及也。
王阳明是值得尊重的前贤，但他的东西基本已不适合当下，其中看上去似乎合用的东西，许多是今天人的误会。
参考资料：
《何谓“日本阳明学”》，作者邓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153页—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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