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梁漱溟在1953年9月与毛主席公开“唱反调”，后被群情激愤的人们当场怒轰下台的历史公案，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1953年梁漱溟当众责难毛主席，被群众愤怒轰下台，真相究竟如何？，是从毛主席与梁漱溟二人的历史交往来写。
今天这篇文章，同样是关于毛主席和梁漱溟的这桩历史公案，不过转换一下角度，从当事人梁漱溟事后，尤其是晚年的相关回忆，来重新评判当年那个著名的历史事件。
主要围绕的核心问题是，在这个公案中，梁漱溟究竟是不是被冤枉的？晚年他又是如何评价这件事的？
梁漱溟
历史公案的始末
先简单回顾当年那桩著名公案。
简单说就是在1953年9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当周总理阐述了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梁漱溟因为持有不同意见，遂当众表达了不满，言辞显得十分迫切，甚至咄咄逼人。
比如他提出了著名的“九天九地”的言论，意思是工人在九天之上，而农民在九地之下，表面是同情农民的生活，实际却使人听起来是指责共产党执政后就对农民不管不顾。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毛主席和周总理听罢都对梁漱溟提出了非常严重的批评，毛主席称他是“以笔杀人的伪君子”，周总理称他是想“升官发财”，思想是“一贯反动”。
对于这样的架势，梁漱溟如临大敌，他事后回忆说当时“误以为领导要对我用高压手段”，于是在极其不理智的情绪下，作出了诸多不合适的举动，说出了诸多不合适的话语。
比如为了替自己争取发言的时间，他直接激化了与毛主席之间的矛盾，称就是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没有这个雅量（指给梁漱溟充足的发言时间），以及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究竟是不是真的。
隐含意思是，如果毛主席不给他发言的机会，那就是共产党不民主，就是毛主席不虚心纳谏。
不仅如此，他还义正严辞地要求毛主席向他道歉，因为他认为毛主席误解了他的本意，他之所以提出不同的看法，并不是真的反对“总路线”，而是在一贯特立独行风格下的正常言论，而身为老朋友的毛主席这样当众批判他，是非常不合适的。
很显然当时的情况是，梁漱溟不认为自己有错，甚至暗示毛主席可能是故意针对他，即便面对周总理的猛烈批评，依然坚持不肯下台，要求毛主席给他发言的机会。
对此毛主席一方面很气愤，另一方面却很民主，决定给梁漱溟最后一次发言机会。
结果就是梁漱溟还没讲十分钟，现场就立刻轩然大波，人声鼎沸，民怨沸腾，不少人甚至呼喊梁漱溟滚下台。
之后，在现场二百多人的公开举手投票下，梁漱溟真的被当众轰下了台，这样的闹剧在整个新中国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其中究竟有何原因呢？对此梁漱溟有自己的反思。
梁漱溟
梁漱溟的反思
当年那桩历史公案，梁漱溟究竟有没有被冤枉呢？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认为是被冤枉的，毛主席把他立为“反面教员”，当场进行了风刀霜剑的批判是有失公允的。
但与此同时，他更加承认在这件事上，他确实犯下了严重错误，究竟是什么错误？他自己其实有深刻的反思：从客观上看，是源于错误的阶级立场；从主观上看，是源于自高自大的性格。
梁漱溟
1958年5月在一次党内会议上，梁漱溟谈及5年前与毛主席的“唱反调”，他说：“其根源一句话就是我的阶级立场不对。”
他说其实自己从解放后就一直存在“反动思想”，自以为是在革命，但其实就是反革命，只是一直没有爆发出来，而1953年的争论，恰好就是被发觉了，这是迟早的事。
与此同时，他认为这场闹剧的发生，也和自己的性格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即自高自大，以反动为傲。
“自高自大是我的大病，一切错误悉由于此，深以为恨。”“现在明白自己受病所在，正在这一向以大心大愿自居，这个最害事，它恰恰遮蔽了真的大心大愿。”
梁漱溟直到晚年都说自己并不是一个学者，而是一个思想者，他不愿意受任何人的影响，始终保持表里如一地思考。
正是在这样有些倔强性格的影响下，在1953年他对毛主席说出了许多不合适的言论，最终导致了群情激愤。
于是在1960年，为了表示自己对当年错误的反省，他在自己的嫡孙出世后，专门给他取名叫“钦东”，寓意是钦佩毛泽东主席。
梁漱溟
梁漱溟对毛主席的钦佩，当然不只是事后他发现毛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还有一方面是源于1953年的历史公案，虽然闹出了不小的动静，但梁漱溟却事后并没有受到什么公开处分，这是他非常幸运的一点。
究其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多位民主人士的“求情”。比如何香凝在群情激愤的场面下依然尊称梁漱溟为“梁先生”，并婉言提醒在场所有人梁漱溟当年是坚决反对蒋介石的。
比如张澜和李济深身为梁漱溟的旧友，事后虽然没有上门开导梁漱溟，却私下联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称“以老友的身份介绍梁漱溟的性格和为人，希望毛主席能看到梁这个人独特的坦率、耿直的一面，宽容梁漱溟的过错。”
何香凝、张澜和李济深都是国内分量很重的发言人，他们的求情无疑是很有用的。
其二是毛主席一直以来对党外民主人士都是“宽严并济”，梁漱溟虽然说了一些反动的话，但并未造成什么实际影响。对于梁漱溟的性格，毛主席其实早在1938年就领教过了，当时针对中国革命是走改良还是革命，两人曾经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
因而，最终梁漱溟的这桩公案，虽然闹得轩然大波，但结果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梁漱溟非但没有受到更大规模的批判，反而他的全国政协委员还照当不误，生活待遇也照发不误，并未受到任何组织处理，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体现了毛泽东主席的意思。”
从这角度看，梁漱溟是十分幸运的，虽然受了一些“委屈”（他本人多次强调自己当时并不是反对总路线），但也落到了一个不屈风骨的好名声。
不过这件事还远没有结束，梁漱溟晚年直到临终前，对这件事依然还是念念不忘。
梁漱溟
晚年回忆
梁漱溟一生活到了95岁，十足的高寿，在上世纪80年代，曾多次接受了一位名叫艾恺的美国学者的专访，后者根据这些采访记录在21世纪初出版了《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受到广大读者好评。
通过这本书，我们得以重新了解到当年公案的始末，以及梁漱溟晚年对此案件的最后评判。
当艾恺问梁漱溟是否有什么伤心的事，梁漱溟回答好像没什么伤心的事，不过倒是有一些做错的事，对此，他只指出了一个例子，就是1953年的那个公案，他直到九十岁依然念念不忘。
“比如说，说到错误吧，那个就是1953年9月，那个就是自己的一个错误，就是自己气太盛，气太高，所以就跟毛公就抵触了，那个事情后来我自己想，不应当那样的，应当我多尊重他一些，不应当跟他闹翻。”
“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大符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理解的，没有什么。他们故去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梁漱溟这里的“他们”，当然也包括周总理。
梁漱溟
当艾恺谈到毛主席的时候，梁漱溟非常认真地评价说：“毛主席这个人呢，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并且他没有什么凭借，他不是原来就有势力的一个人，他都是单身一个人。他的家乡韶山，我去过两次，他进修的地方，我都去看，他读书的地方，他家乡的人，我们都见到。他十五六岁还在乡里种地，这么样一个光身一人，居然创造一个新中国，实在是了不起，实在是了不起。”
对于毛主席的伟大成就，梁漱溟说是“整个地创造了共产党，没有毛泽东不能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这个是百分之百的事实。”
当年那件公案中，不仅毛主席批判他，周总理也曾给予了他非常重的批判，梁漱溟对此并没有在意，他非常钦佩周总理，认为不能因为这一件事而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梁漱溟直呼周总理是一个“完人”，即完全的人，你几乎找不出他的不好的、做错的事情，几乎没有，“他是天生的第二把手，天生的给毛主席做助手的一个人，论人可是最好了，周恩来人最好了，最好。”
梁漱溟晚年谈及毛主席和1953年的公案，更多的是对自己的反思，和对伟人的怀念。
梁漱溟
死后的一些争议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
梁漱溟死后，追悼会照例要开的，不过在关于梁漱溟生平的记述上，梁漱溟亲属却与统战部发生了一些冲突。
当然，争论的焦点还是关于1953年9月的公案。当时统战部给出的第一稿，写的是梁漱溟“受到了不实事求是的批判”，暗含梁漱溟并不是真心反对总路线。
对此梁漱溟亲属表示了同意，毕竟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白纸黑纸写的就是《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但之后文稿却将“批判”改成了“批评”，相当于删去了上述隐含意思，对此梁漱溟亲属提出了强烈抗议，因为他们认为梁漱溟生前一直强调自己当年并不是真的反对总路线，说白了梁漱溟与毛主席的争论，其实是个人自傲性格使然，事后梁漱溟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梁漱溟亲属认为，虽然梁漱溟已经过世，但家属没有权利替他接受这个说法，因而一度提出如果不改变说法， 将不能出席梁漱溟的遗体告别仪式。对此，双方一度陷入僵局。
最后，因为始终僵持不下，在1988年7月8日新华社刊发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走完百年人生旅程》文章中，关于梁漱溟1953年9月的这段生平是完全空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