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阿强
春节刚过，我们常吃的几家外卖还未开业，景钧觉得嘴馋，就到网上买了一口电子锅。
收到货的时候我才知情，一边调侃他大惊小怪，一边跟着他好奇地拆开包装。就是一口电子锅，没什么好看的，但心情莫名其妙有些雀跃。到底是生活太枯燥乏味了，随便发生点什么意外也像是躺在棺材里突然又活过来一样。
人生究竟有多无聊呢？我掏出手机对着地上破破烂烂的纸箱一阵乱拍，想着自己终于也有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可以发到朋友圈里，竟然高兴得不得了。一下子以为自己所过的是真真切切的生活，还有些热爱在其中。
到了下午六七点钟，我们徒步走了十来分钟，到镇上超市里买火锅料。大抵是些鱼丸、虾饺之类的，还有一包米粉、一盒拉面、一袋鸡蛋，外加一箱看不出和火锅有任何干系的零食，沉甸甸的。
在吃饭这件事情上,我和景钧的吃相都不太好看。景钧有点好吃，不顾情面的那种。譬如朋友间聚餐莱才刚刚端上来，他一定抢着伸筷子，没有半点迟疑，做做样子都不肯，让人觉得是个好没教养的乡下人。
我和景钧不同，哪怕胃口再好，也要故意留几口饭在碗底，自觉斯文许多。我又喜欢铺张，因为缺乏见识，便故作大方来充当底气。买了一大堆吃得下、吃不下的，唯恐露出一点点寒酸相，反正有的是钱。
回程的路上，聊了一些七七八八的话题，我向景钧抱怨了工作上的事。后来找不到话说了，就一前一后静悄悄走着，慢慢拖出了七八米远的距离。
和景钧在一起很舒服，不仅仅因为说得上话，更稀奇的是，说不上话的时候也不曾感到尴尬。
小道上冷冷清清的，搭配二月的低温，有种荒凉的景致。
我想了很多事情，与路边的田地、以及生老病死都有关系。到了漆黑黑的思想深处里，忽然想要出声，就张嘴说了句“你妈死了”。景钧走在前方提着袋子摇摇晃晃的，应该听不见这边的动静。
最近我和景钧睡得很早，过了九点就熄灯了。我们躺在床上的两头天各一方，又开始没边没际地聊天。期间景钧一直下床喝水，说他吃太多了，觉得特别口渴。水喝多了又觉得肚子胀，去洗手间哗啦哗啦撒了好大一泡，听得清清楚楚的。
他走回来，站在床边，睁大眼睛盯着我看，像是要和我开什么玩笑，被我发现了。刚想问他，他已经先开口问我：你有病啊？
我被他骂得稀里糊涂的，还没说什么，他又咧开嘴嘟囔了一句，你妈才死了。我心里了然过来，原来路上隔着那么远都被他听到了，也太夸张了，就此和他做了一番深入讨论，又发现他根本没听到，而是我整个晚上一不和他说话的时候，就开始念念叨叨“你妈死了”这四个字。念得太入神了，自己都没察觉。
我问他看微博吗，他说看。我爬起来，挪到他那一头，和他肩靠肩躺着，抑制不住笑得有些阴阳怪气。笑完了才告诉他：你知道吗，现在微博上的明星发个照片，底下就会有好多人回复“老公操我”。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
景钧转头看我，脸色不太好，一副不明所以的表情。我想了想，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只是告诉他我学生时代的人生理想是成为一个“好人”。
“好人”其实是一种朴素的、有关人生幸福的理解，大概因为“好人”的生活都是幸福的，或只有成为“好人”才会得到幸福，至少在儿童故事书里如此。
如果是“好人”无法保证幸福。也许我根本不想要成为“好人”，也许我会像年轻人一样整天说“你妈死了”。或者“你爸灵车漂移”，而不是平白无故在自己身上做了很多无用功夫。“阿钧，我可能有点自恋。反正我觉得自己穷极一生要搞明白如何做人、最后才发现我要做的那种人早都过时了，这件事何其悲凉。”
景钧很喜欢听我长篇大论，这时候他端端正正面朝上躺着，两只眼睛安安静静看着天花板。
直到我跨在他身上，两脚跪在他的身侧，向前探头挡住他的视线，他才收回眼睛里的焦距。像是担心我没有听清，笑着把之前的话重复了一遍：你妈才死了。
窗外廊上的灯一直亮着，一种象征着平复、昏黄色生锈的光线，透着玻璃照进屋子里。一切都隐入黑暗中，又都清清楚楚看得见四肢形骸的流向。我开始脱景钧的睡衣。
他眼角里忍不住嘻嘻哈哈起来，鼻息中仍旧克制着不出任何一点动静。景钧很容易高兴，又不喜欢别人知道他高兴，他只是偷偷高兴。我挠了一下他的肚子，他立刻破功，把我推下来，整个人难为情得在床上翻来滚去，喉咙里哼哼着强忍的笑意。
可能是吃了羊肉的关系，我们都觉得身上有点不正常的燥热，像特地吃过春药一样。我裤头里很精神，但还是耐心用手上的功夫伺候景钧的地方。性欲里的人思想起来和平时不太一样，有几下子我觉得手上不够过瘾，想要去抽屉里找手电筒，把整个手电筒都塞进他身体里。我觉得他是天底下所有骂人风骚的浑话，尤其是骂女人的那些，每次我们做事，我都想对着他一个一个说出来。
不过我把前戏搞得这么长，除了本身的嗜好以外，还因为我的尺寸实在不怎么样。我总是担心景钧不够舒服，所以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撩拨他，最好把他搞得到了时候，我再出场。这样一来，就算我的东西不中用，也不至于太过扫兴。
景钧没有挑过我床上的毛病，所以应该还是挺享受的。今天晚上我们格外活跃，他一边啊呀啊呀地出声，一边又顾着和我继续讨论“灵车漂移”的事，什么“断腿死妈”“死一户口本”之类的，一点都不影响他身上正在发生的情趣。
紧要关头，我想换个话题，就贴着他的耳朵问他，你的东西比我大这么多，却要让我来干你，有没有觉得怪怪的。景钧正在兴头上，一点都不拘谨，又开始用那种啊呀啊呀的节奏说，我就喜欢你一边上我，一边说我的东西大。
一下子，我觉得所有骂人的话也不够用了，也不够我们多说啊呀啊呀哪怕一分半秒钟。我莫名其妙想到他先前在厕所里哗啦哗啦撒尿的声音，一边哗啦哗啦全部埋没在他身体里了。
有一阵我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因而考虑过许多关于艾滋病的事。这绝不是要污蔑一丁半点生命的神圣，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景钧都是坚持戴套子的；不过眼看着周围荒芜的浪漫，我想，艾滋病最愁人的，果然不是如何如何让人死掉，而是让人担惊受怕非要戴套不可。
天知道哗啦哗啦埋没在一个人的身体里要多亲密有多亲密。
我终究不敢在景钧以外的人面前提及尺寸的事，总觉得十分耻辱，即使观念里如何正义地劝说自己这不值得不好意思。这不是我命令它的，它就长这样了。
事实上，人好像更愿意原谅别人身上自主犯的错误，而不是那些他无从决定也无从改变的因素。也可能是，人更不愿意原谅自己身上无从决定也无从改变的“错误”。好比我东西的大小，好比哪个人长得丑，好比家里很穷。甚至是不应该试图去改变的，整容听起来更像一个骂人的词，而不是积极向上的决定。
我们可以跑到微博上去说，我这个人就是喜欢抢着动筷子，但不能说，我的就比较小。前者可能是无礼，但也可能是“个性”；后者是单纯的丑闻。
景钧光着膀子，黏黏腻腻的，又躺成那种端端正正的姿势。他出神地想着这个新问题，终于忘记“你妈死了”那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