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雍也》中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自己想成功首先要让别人成功，自己想被人理解首先要理解别人。它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共同组成儒家的道德准则，是儒家道德修养中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重在“立己”。这里的“立”，意为仁德。在浩瀚的中华文明史上，许多儒雅志士都推崇“仁德”思想，这也成为自古以来治理国家、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法宝”。
孔子在《论语》中提出君子之道的核心内容是仁、智、勇，以“仁”居首。“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克己复礼为仁”等名言，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由此可见“仁”在儒家学说中的重要性。
西汉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戴圣在《礼记》中讲“仁者莫大于爱人”，呼吁去爱别人、帮助别人、体恤别人，强调要善待人、友爱人。
三国时期的儒家学者王肃在《孔子家语·王言》中提出了“故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也；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举天下之至贤者也”的观点，向我们诠释了“仁德聚天下，圣明举天下”的题中之义。
宋代理学家朱熹更是发出了“仁者，以天下为己责也”的感慨，这与孔子“推己及人”的思想一脉相承，凸显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爱精神。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贵于“达人”。“达”即为“和”，也就是和睦、和顺、和谐。“和”是东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主张开创了中国“和”文化的先驱；《左传》“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勾勒出了和谐社会的图景；《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描绘了一个“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
不仅如此，古人对“不和”带来的影响也有很深的见地。《尚书·多方》中“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尔室不睦，尔惟和哉。尔邑克明，尔惟克勤乃事”，意在警示后人，身不和则心不静，家不和则事不顺，邑不和则政不宁。
张载《正蒙·太和篇》中指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揭示了“和”与“仇”的因果关系。《明儒学案》中则提出了“天下之事，行之以和则行，不和则不行，故和为天下行事之达道”的至深哲理。这些思想虽然带有阶级色彩，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由此可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实质就是“仁”与“和”，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仁爱”与“礼和”，二者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关系。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就主张以人为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德行上，提倡仁爱，崇尚礼仪，推崇道德；在人际关系上，倡导“和为贵”，以信取人，与人和谐共处。后来，不同历史时期对“仁”“和”都赋予新的不同的涵义，但基本上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延续与传承。
汉代哲学家董仲舒强调“仁在爱人，义在正我”，认为“仁”的对象是他人，“义”的对象是自己；“仁”的重心在爱人，“义”的重心在正己。也就是只有严格地要求自己，宽容地对待他人，才能不断地磨砺自己的个人品质，从而保持身心的平衡，与他人、社会相和谐。
宋代朱熹的“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过者，益友也”与欧阳修的“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异曲同工，都道出了以“仁”“和”为交友处世的准则，才能达到“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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