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月13日，广东乐昌县长来村。
初秋的夜，炊烟熄了，狗不叫了，在皎洁的月光映照下，村庄也沉沉地睡了。这时，几声清脆的喇叭声打破了宁静，5辆小轿车鱼贯驶入村子。从梦中惊醒的村民们，披着衣裳走出家门，好奇这大晚上究竟是哪位贵客来访。
在众人的簇拥下，一位身材干瘦的老人被搀扶着下了车。由于双目几乎失明，老人看不到乡亲们的模样，但听到那熟悉的乡音和亲切的称谓，他还是激动的双手颤抖，眼泪不禁溢出眼眶，口中喃喃自语：“回家了，我到底回到自己的家了！”
村里的年轻人从未见过他，好奇地问“这老头是谁”，旁边一位长者告诉他，老人名叫龚楚，曾是国民党的大官。但他不知道的是，龚楚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红军第一叛将。
三号人物
龚楚的大名鲜为人知，但他的革命资历可不浅，是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早期领导者之一，履历堪比毛主席、澎湃。想当年，朱德率领起义军与毛泽东会师井冈山，还是他在前面带的路。
朱毛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红四军，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朱德、龚楚任前委常务委员。当时，红四军也被称为“朱毛龚”大军，可见龚楚的地位和威望不一般，是红四军中仅次于朱德、毛泽东的“三号人物”。
1929年5月，龚楚化名“龚鹤村”前往广西，在省政府担任机要秘书，伺机策反俞作柏、李明瑞等桂系将领。同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爆发，红七军宣告成立，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龚楚任参谋长。此后，他的仕途一路青云，先后担任34师师长、红12军参谋长、红7军军长、独立第22师师长兼政委、粤赣军区司令等职。
1931年，正值王明左倾路线开始发飙。这年2月，龚楚在与敌人的战斗中负伤，被迫离开红七军休养，伤愈后接任红十二军参谋长。刚到任，他便收到了一条坏消息，自己的老同学、策反过来的李明瑞被肃杀了，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派系斗争的残酷。
此后，龚楚身边的熟人不断被肃杀，红军干部们人人自危，他也萌生了“从速离去”的念头。1933年，由于对“消灭地主”运动中政策表示异议，他被人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受到开除党籍一年的严厉处分。从这之后，龚楚的革命信念严重动摇，埋下了日后叛变的种子。
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龚楚留守中央苏区并委以重任，担任军区参谋长、赣南军区司令员，掌握了党政军大权。然而，他并没有感到荣耀，反而认为肩上的责任更大了。更何况，毛泽东身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尚且多次受到开除、警告等处分，他又算得了什么呢？
次年春，龚楚奉命率军前往湘南，接应被国军打散的红三十四师。几天艰苦的行军，路上却没遇到一个红三十四师的人。后来多方打听消息，才知道该师已大部牺牲。就在这个时候，他与中央也失去了联系，心中顿时冒出一丝不祥的预感：“中央不会被敌人‘吃’掉了吧？”
眼看中央生死未卜，革命前途渺茫，龚楚做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叛变革命，投奔国民党。
北山事件
1935年5月2日，龚楚借参会之名，带着一个连前往宜章县，途中在郴县黄茅村驻扎。晚饭过后，他假托身体不适，早早地回房休息了，以此迷惑众人。夜半时分，警卫酣睡之际，龚楚悄悄爬起床，一路飞奔逃离了黄茅村，潜回了老家广东乐昌。
在家乡蛰伏了数月，经人引荐，龚楚投靠粤军将领余汉谋，身份也从被围剿的“匪”，变成了“剿共”游击司令。因为他是红军的高级干部，也是当年众多叛徒中职务最高的人，所以被称为“红军第一叛将。”在他叛变后不久，便策划了红军历史上著名的“北山事件”。
1935年10月13日，龚楚率领一支“游击队”前往北山，企图用卑劣的手段诱杀红军。他们先是跟余汉谋演了一出戏，在北山龙狮石地区“打”了一仗，然后放出口风，说自己是湘南红军，想跟地方组织取得联系，最终诱使赣粤边游击队干部何长林叛变。
为了抓捕项英、陈毅向敌人邀功，龚楚以何长林的名义给他们写了封信，邀请项、陈二人去湘南指导工作。项英信以为真，却引起了陈毅的警觉，他建议等候一段时间再作考虑。龚楚看到陈、项二人没有回音，担心阴谋泄露，决定动手强攻。
不久，龚楚以开会为名，将北山游击队诱至埋伏圈，逼迫他们投降。游击队员们浴血奋战，终究寡不敌众，除了几人拼死冲出包围之外，其余三十多名战士皆壮烈牺牲。七天后，龚、何二人又纠集重兵，准备“围剿”陈毅、项英的驻地。
途中，他们偶遇红军侦察员吴少华，龚楚谎称要去给项英汇报工作，让他在前面带路，但阴谋被这位机智的侦察员识破。在抵达营地之前，侦察员及时发出警告，哨兵立即鸣枪示警，陈、项等人迅速转移，才侥幸躲过一劫。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红军将领被俘、被杀。
据龚楚的侄子回忆，龚楚曾说过，当年第一枪是他开的，目的就是为了通知陈、项二人转移，“他没有干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但是从他诱杀三十多名游击队员的事来看，此话可信度并不高。
落叶归根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进军广东北江。龚楚见国民党大势已去，被迫向他当年的手下林彪缴械投降。同年12月，我军准备解放海南，考虑到龚楚与镇守海南的薛岳是老乡，为了减少我军伤亡，中央军委决定派他去海南劝降。谁知，龚楚表面上满口答应，心里却打着小算盘，担心回来后被“秋后算账”，到了香港便改名换姓藏了起来。
在此期间，蒋介石也曾对其委以重任，希望他在香港收罗残部，组建“反共救国军”。此时，龚楚明白国民党已是残阳西下，再也无力扭转乾坤，便婉拒了蒋介石的委派。从此之后，他便脱离政治漩涡，一心在香港兴办实业，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十多年。
1985年8月的一天，龚楚的家中来了一位贵客，他是乐昌县的乡镇企业家，名叫龚洪贵，论辈分龚楚还得喊他一声“叔”。他此番来港主要是为了做生意，顺道拜访一下这位家乡的“名人”。谈话中，他向龚楚介绍了改革开放后家乡的变化，还说现在政治环境宽松了，动员他回家乡看一看，政府和乡亲会欢迎他的。
回家！他何尝不想回家呢？此时龚楚已是耄耋之年，每当夜深人静，落叶归根的思绪便会涌上心头，使他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可是，对于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共产党能够宽容吗？龚楚不敢想。所以，尽管他思乡情切，却始终不敢提回乡这事。
不久之后，“两高”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对国民党人员在建国前的犯下的罪行，将不再追诉。消息震动了两岸三地，也触动了龚楚的心。他拿着放大镜对着报纸一字一句地研读，泪水模糊了双眼，终于动了回家的念头。家乡的领导得知他有回乡意向，多次上门与之联络，介绍国内的形势，明确表示欢迎他回家乡观光或定居。
1990年4月，龚洪贵赴港公干，再次拜访了龚楚，给他介绍了“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来去自由”的政策，还告诉他当地政府在原址重建了他的祖屋，家乡父老都欢迎他回去定居。龚楚的“心病”终于解决，于是下定决心返乡安度晚年。
同年9月13日，90岁的龚楚在家人的陪伴下，以“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的待遇，回到了阔别数十年的家乡长来村。当地政府对他重返故里极为重视，为其购买了全套家具，还购置了电视、电话、冰箱、席梦思、浴缸等，尽显现代化气派。
回乡的头两年，家里的访客不断，大多是历史学者、专家，想从这位中共党史“活化石”这里了解些史料。对于红军里的事，龚楚是有问必答，但对于叛变之后的事，他却总是闭口不言，或者推脱“记不得了”。若有人追问，他总是会说：“我的行为不算叛党，只是政见不同，跟了不同的党而已。”
1995年，龚楚因病在家中去世，享年95岁，结束了他极具争议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