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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摄图网300638332

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处于较低水平。生育水平的高低既受政策因素的影响,也受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还在逐步增强。“

生孩子的决策取决于成本和收益的权衡。”2021年12月19日,由北大国发院主办的“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北大博雅特聘教授、中国健康与养老调查项目负责人赵耀辉在“国家发展焦点专题——人口与教育”专题演讲中,从经济学视角出发,着重围绕女性在生育中所付出的就业机会成本,剖析持续走低的生育率的深层动因,她强调,“在女性重视事业发展的时代,鼓励生育的政策要围绕着减轻女性的生育负担展开。”

生育背后的经济学逻辑

短短几年,全国每年出生人口,从2016年的1700多万,下降到了2020年的1200多万,出生人口数量断崖式下降,生育形势严峻已是不争的事实。

今年,“三孩”生育政策启动,二十多个省市也密集出台了相关的配套生育政策,包括延长产假、新增育儿假、发放育儿补贴、建设配套设施等多种措施,希望以此完善生育配套,挽回生育颓势。

面对持续走低的生育率,赵耀辉表示,“最近一系列很密集的人口政策出台以后,生育率仍然在下跌,即使全部放开,也有可能继续跌下去。”她认为要理解生育率不断下降的问题,以及未来的走势,必须要理解其背后的驱动机制。

从经济学来看,生育是个经济决策,也是个人优化的结果,取决于生孩子的成本和收益。“从这两方面看,养孩子的收益越高,人们越愿意生孩子;成本越高,人们越不愿意生孩子,因此生育率下降,就是体现在收益下降以及成本上升的情况。”赵耀辉说。

何为生孩子的收益?赵耀辉表示,在传统社会,养老是孩子非常重要的功能,同时孩子也是维系婚姻的纽带,并且人类有着天生喜爱孩子的冲动,这些都可算作孩子带来的收益。

赵耀辉提到,到了现代社会,过去孩子能带来的收益在不断下降。首先体现在养老方式的转变,随着养老保险的全面推行,以及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的发展趋势,政府越来越多地接管了养老功能。其次是婚姻的需求也在下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三十多岁还未结婚。

至于生孩子的成本,则是不断上升。赵耀辉认为,首当其冲的是女性在生育孩子上,所承受的精神、身体上的痛苦和风险;其次是养育孩子过程中所付出的住房、教育费用。

从教育成本来讲,赵耀辉指出,“我们国家长期缺乏优质的教育资源,父母在子女教育方面太‘卷’,投入很多的钱、时间,还有很多的焦虑,既带来了很多亲子冲突,也降低了育儿的幸福感。”

房价方面,她认为,“孩子是空间密集型消费品,如果房价太高,就没办法给孩子提供足够的空间,而我们国家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过高,会导致年轻人买不起房、养不起孩子。”

在她看来,最重要的是女性对生育所付出的社会成本。赵耀辉进一步表示,“女性的机会成本是这些成本项目里最大的一项。同时,它也是各个国家鼓励生育政策最主要的落脚点。”

鼓励生育还是“生育惩罚”

所谓的“社会成本”,最主要的就是通过女性就业情况来体现。

赵耀辉展示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女性就业率出现大幅上涨”“男女工资差别在缩小”是发达国家共同的趋势。看中国的情况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最主要的育龄女性的就业率是相当高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的就业率大概在80%-90%,这个阶段女性的就业需求是很高的。”

这群女性现在却面临一个问题,她们生完孩子返回职场时,工资水平下跌、工作时间缩短、参与劳动的比例也在降低,难以重回劳动力市场。赵耀辉以丹麦为例进行了分析,生育孩子之前,男女收入并没有差别,但在生完孩子后,女性收入立马有了较大幅度的下跌,并且此后长达20年,都难以恢复到产前水平。

不仅是发达国家,用国内数据测算也出现了生育前后的数据落差。虽然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已经在减少,但仍然存在上述这种“生育惩罚”,而且学术界普遍认为“生育惩罚现在成为阻碍女性继续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造成“生育惩罚”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产假,“适当长度的产假,对于保护女性的就业岗位有益,但过长的产假反而有害。”赵耀辉提到,“过长产假吸引女性过久离开劳动力市场,会扩大‘生育惩罚’,即使能够回到原单位,也会因技能损失而无法与他人竞争,产假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来说,负面作用可能更大。”产假是把“双刃剑”,研究发现,产假待遇对提高生育率的效果比较小。

所以,要提高生育率,还可以有哪些作为呢?

“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花很大的精力把托育做起来。”赵耀辉表示,由于收入较低、祖父母照护服务更不易得等因素,社会托育服务对低收入家庭价值将更大。针对我国在0-3岁幼儿的托育服务十分欠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准入门槛过高等问题,她建议,要鼓励民办托育机构服务,同时加强质量监督。

教育方面,赵耀辉认为应该增加教育投资,公平分配教育资源,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普及高中教育,降低公立小学、中学的班级规模,同时鼓励和支持各个阶段的民办教育,繁荣教育市场,满足多层次的教育需求。

最后,针对东亚整体较低的生育率情况,赵耀辉表示,“很重要的因素是东亚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较低,认为家务是女性的责任,当女性认为养育孩子的重任要一个人承担时,她会通过不生或者少生来表达抗议。”对此她提议“我们如果真是想提高生育率,一定要倡导男性承担家务责任,这样的话,既可以改善夫妻关系,又可以享受多子的家庭幸福。”

赵耀辉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女性和生育友好型的政策,“在女性重视事业发展的时代,鼓励生育的政策要围绕着减轻女性的生育负担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