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肉做的铁
大概是10月左右，我出去办事路过贾平凹老师在永松路秋涛阁的书店，专门停了下来，对骑摩托的人来说，办事途中停摩托，摘头盔，卸头罩，其实有点儿小麻烦，但因为是贾老师的书店，我得驻足，顺便买本书，表达我对一位文坛前辈的尊重。
进了书店刚想迈向左边的一个台子看看那里有什么书，被一位大哥和一位大姐同时制止（旁边没有摆放禁止进入的牌子），说那个台子不可以上去，态度谈不上恶劣，但也多少有点儿生硬和冷冰，我留意到台子上摆了一张茶案，一位一看就是文化人的中年男子在茶案边坐着，但是说实话，他制止我不准我上台子的架势，我丝毫没有觉出他是一个读书人。
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我以一个顾客的身份进入一家门店，进门就遭到这样的待遇，谈不上生气，也确实有点儿小失望，因为这跟我在贾老师的作品里感受到的温暖、宽厚、从容的感觉大不相同，当然，我知道我今天的遭遇跟贾老师毫无关系。
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我绕着书店转了一圈，大姐给我推荐了一套贾老师的合集，因为吃了个瘪，我已经没心思转了，跟这位大姐说：贾老师的书，我都有（实话），然后就走了。
我在这个城市居住，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因为喜欢走街串巷深入民间，所以很快就对本地的风土人情和市井掌故了解颇多，又因为自己曾经从事文化产业，所以也知道一些本地文坛的事情，比如关于贾老师的。
早在魏民洲担任商洛市委书记时曾召集商洛文化界人士举行一个什么座谈，贾平凹到了酒店后因为很累，就跟工作人员说，我先休息，魏书记来了通知我，结果魏书记到了后没人告诉贾平凹，魏很不高兴，散会后说，让贾平凹到我办公室来一趟，贾平凹硬是没去。
还有一种说法是魏当时让贾写字，贾不肯，总之贾应该是得罪了谁，因为在此后的贾平凹研究中心成立的时候贾说过一句话：我这人不善交际，不爱走动，胆怯软弱，但是我能吃苦、忍耐，能为了我心中想坚持的事不向外界屈服……大意如此。
而在贾老师的诸多作品里，尤其是《废都》里，我看到了老师对国家和社会转型的关注，对知识分子能否担当社会责任的忧虑，加上身边朋友跟贾老师相熟的人很多，也多多少少听过老师的一些传闻，大家对贾老师的评价，除了敬佩他的才华，也认可他的和善、宽厚、有韧性、不屈服的性格。
但是疫情之后人们对贾老师的看法起了变化，指责的声音多起来，认为身为古都文化代言人和陕西文坛的名宿，怎么能在这种时候保持沉默？后来贾老师说：
我们居家隔离着，虽然每天看着公布的疫情感到悲伤和焦虑，但看到那么多的医护人员、社区人员、志愿者，没白没黑地奋战在抗疫第一线，又使人们体会到了温暖，得到了一丝踏实，在西安最困难的时候，让人们消除惊恐、相互鼓励、充满信心，共同努力。他相信，西安一定会战胜疫情，西安人一定会平安康顺。
这个“发声”一出，似乎人们更不满意了，我的很多朋友就说：老贾啊老贾，你还不如保持沉默呢！
我的本地读者里有发来信息说以后再也不买贾平凹的书的，也有作家朋友说这辈子再也不跟老贾握手的……
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思考。
我们从武汉说起。
方方之后，所有的作家都看到了她的结果，所以今后再没有人为任何地方的疫情，或者疫情之外的事情发表看法，我觉得都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可以被原谅的。
因为方方并没有受到来自当地政府的为难，否则她的日记也不会完整连载，方方日记从一开始被全国追捧到最后被喊打喊杀，全是来自互联网的民意，固然一直都有挺她的人，但那个时期似乎挺她的人并不占上风，要扒方方的别墅的，扒她的日记在国外出版是否有境外势力支持的……尤其后面这一条，如果被拿来做文章，足够方方把牢底坐穿。
方方的书写得怎么样、日记写得怎样已经不再重要，哪怕她用最直白、毫无文采的文字写下武汉日记，也无损她作为时代记录者的崇高地位。
前年那个阵势，我不是方方，都看了胆战心惊。但当地政府终究是给了一位历史记录者应有的安全和尊严。
互联网上掀起的讨方狂风，让我至今心有余悸，我当时曾跟当年的学哥，后来的作家，如今的僧人说过一句话：方方之后，中国文字工作者的冰河期到来了。
左棍之毒辣加上极民之癫狂，这股民间恶浪足以颠翻所有文字的小船，甚至巨舰也只敢待在港湾里。
我认为方方此后的遭遇给写字的人造成了一个极其深远、极其不好的影响，那就是：为民众发声，不仅风险大，而且出力不讨好甚至被反噬。
所以，你让贾平凹说什么？他又不是智障，难道看不到方方的下场？
而且我也考虑过：不管贾平凹说啥，他都将里外不是人：夸政府都会被骂成没骨气，而如果持批评态度，那他面对左棍的辱骂和现实生活中的麻烦就更多。
如果你是贾平凹，你怎么选择？
所以老贾没有喊加油，而是说“平安康顺”，也只是感谢医护人员、社区人员和志愿者，我觉得这是他能做到的最极致的平衡了：既配合了官方，也向民间做了表态，当然，能看懂他的表态的人不多。
毕竟这种精细而又苦心孤诣揣摩的文字，需要“你品，你细品”的耐心。
但事情就这样了么？按我的性格，肯定不是这样就能完事的，虽然剩下的部份不能多说，但还是要少说几句。
江雪老师的文章是在成都自媒体上发布的，但不管在哪里发布，能活到今天都非常不容易，我觉得也许可以视为是一个被宽容的好兆头吧。
江雪老师无论名望还是在文化界的地位，都不能和方、贾两位老师相提并论，但她记录了这个特殊时期的西安历史，西安的人和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江雪老师在未来西安历史上的地位，我认为高于贾老师。
我尊敬江雪老师，也理解贾平凹老师，但如果让我选择，我站江雪老师，今天第三次重复我在年终总结的那句话：我不会为了价值而背叛意义。
所以我也赞同朋友们今天那句话：实在不行，保持沉默吧，比现在这个样子，要好很多。
综上，我想来想去，觉得贾老师是知识阶层，而江老师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起源是教士、先知和哲学家，这个群体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承载着和普通人不一样的命运，因为你们拥有比普通人更多的知识和更开阔的眼界，而且你们的才华通过获得社会的认可和褒奖，从而让自己过上了有名望也有物质保障的生活，所以你们对社会也有义务要尽。
是的，凡是从社会上获得财富的人都有回馈社会的道德义务，但是唯独知识分子的义务，无法逃避，只能面对。商人和明星可以捐钱，而且有捐或者不捐的选择（一般迫于舆论压力都会捐），而知识分子，你得说话，这是宿命，无法逃避。
知识分子是被命运拣选的人，是幸运，也是悲哀，就看你活在什么年代。
无论什么国家，无论什么朝代，历来不缺高唱赞歌的人，所以能够保持异议的知识分子历来都是社会的稀缺资源。
只不过自秦以来，一直都是读书人居多，知识分子极少。
知识分子能说多少话，能说什么话，往往不由知识分子自己决定，所以我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不容易，但我也认为：
知识分子要有时代担当，因为你们是社会的眼睛和时代的代言人。
怎么做，自己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