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一丹：新文化运动的另起与汉字命运的改变

新文化运动虽然取得很高的历史声誉，但对它在当时的实际影响范围，需要从社会学、阅读史等角度作更审慎的评估。当我们把“五四”的基调定为爱国主义、启蒙运动或其他大词时，总要屏蔽一些声部，或对其中的杂音做模糊处理。我在倾听五四新文化这支交响乐时，想要区分不同的声部，辨认个人的音色，捕捉齐声合唱中的“不和谐音”，即被主旋律掩盖的部分。

采写 | 宗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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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

无论你是怎样的小人物，这时代如闪电般，或如游丝般，总不时地让你瞥着一下。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决不从它巨灵般的手常中放掉一个人。——朱自清《哪里走》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的关键时期，“救亡”“启蒙”“革命”的旋律充斥着这个时代。在民族危机之下，文字作为一个文明的根基也发生了动摇。人们开始反思汉字本身，提出种种汉字改革方案，白话文取代明清通俗小说，新诗取代格律诗。汉语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文学与历史交织，反映着时代的脉搏。

同时，在当时风云骤变的社会环境中，个体的人被裹挟在洪流中，要不断地选择，不断思考中国社会需要什么，稍有不慎就会被冲刷到历史的主干道之外。这些人和事被历史的主旋律屏蔽或模糊化处理，“不和谐音”被历史的“大合唱”掩盖。袁一丹在《另起的新文化运动》一书中，力图呈现出当时时代中与社会主流的声音不一样的地方——那些碎片性、“干扰性”的部分，打开新文化运动的每一个毛孔，破除主流叙事，为我们呈现出一个更加立体化的新文化运动。

袁一丹，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及近代思想史研究。近期研究课题包括：1.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史；2.抗战时期沦陷区研究；3.北京都市研究。曾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华文史论丛》《读书》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已出版学术随笔集《此时怀抱向谁开》（六合丛书）。

《另起的新文化运动》

袁一丹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10月版

燕京书评：你在《心理实验与汉字命运》一章中，讲到汉字的“命运”。新文化运动对汉字的影响至关重大，当时有人提出，应该逐渐淘汰方块字，改用世界语；也有人说中文应该学习日文，形成一种汉字和“外语”夹杂的语言作为过渡（p.223）。汉字的命运在当时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袁一丹：首先想要解释一下为什么用“命运”这个词。在现代中国遭遇的大风暴中，有的变革只是树梢的轻微晃动，或掉下几片枯叶；有的变革则要折断枝条，甚或连根拔起，汉字问题属于后者。百年来汉字的命运起伏，折射出中国文化的命运。

知识分子在汉字问题上的纠结，源于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指出的历史与价值的张力：“我们所熟悉的正是我们决定抛弃又不忍抛弃的，而我们极生疏的又是我们刻意获取但却无法获取的。”所以在这一章的题目中，我刻意用了“命运”这个显得有些沉重的大词。

这一百年间汉字好像是在“渡劫”，知识界产生了很多文字改革方案。最激进的方案是“汉字革命”，要彻底废除汉字，用世界语代替；还有拼音化这一脉，从清末切音字、民初注音字母，到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字。相对缓和的思路是“简化”，将汉语拼音作为辅助工具，这也是我们今天采取的方案。还有一些中间路线，比如“综合文字”，像日本那种汉字和假名的混合物。

拼音的发明。

我对汉字问题的考察，仍局限在现代中国的范围内。放到整个东亚来看，处于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越南、朝鲜，在形成本国“国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汉字”这个文化他者。他们力图祓除汉字的影响，通过拼音化或其他途径形成自己的国语。关于这一问题的反思，可参考日本思想史家子安宣邦的《汉字论：不可回避的他者》。

子安宣邦，曾担任日本思想史学会会长（1990-1994）。现为日本大阪大学名誉教授。代表作《何谓“现代的超克”》《国家与祭祀》等。

我们今天惯用的简化字，以及在语文教育中使用的拼音方案，实际上是建国以后历次文字改革运动的产物。很少有人会问，今天用的简化字是怎么来的？我关注汉字问题的契机，是2019年在天桥看展，无意中看到方继孝先生收藏的一批有关《汉字简化方案》的内部档案，上面有叶圣陶、魏建功、老舍、叶恭绰、吕叔湘等人的批注，这才意识到原来“鱼”“鸟”“马”“车”“页”……长成今天这个样子，多个点或少个点，笔划的长短都不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而是各种意见、偏好交锋的结果。

汉字简化方案。

这批档案让我对建国初期的文字改革运动发生浓厚的兴趣，从孔夫子网上搜罗了《中国语文》《新建设》《拼音》《文字改革》等旧杂志，翻检当时围绕汉字问题的种种讨论。同时细读了《吴宓日记续编》，发现他对文字改革有极大的抵触情绪。吴宓日记中称，他看到法令文书中的简化字，就像吃饭时吞食沙粒一样难以忍受。

燕京书评：我们今天的汉语句子结构已经比较接近西方语言的句子结构了。你在书中写道，“（西方文法中，）句子是以核心动词为中心组织起来的意义单位，而（古汉语中，）句是以语言声气为依托的节律单位。”（p.235）可否请你展开来谈谈？

袁一丹：作为文学研究者，讨论“什么算是一个句子”，似乎有点越俎代庖。这类问题在目前的分科体制下，是归入现代汉语或汉语史的范畴。文学研究和语言研究虽说都在“中国文学”这个大屋檐下，但两边的学者交流的机会不多，对彼此的研究进展也不甚关注。从词汇、语法、文体的角度考察晚清以来的文学变革，没有语言学的助力，很难深入到字、句、篇章的层面。缺乏语言学及汉语史的技术支持，我们甚至很难解释清楚何谓“白话”、何谓“文言”，二者的区别何在。

按西方的语法系统，句子是一个完整的意义单位，应该有主谓宾结构，围绕着一个核心动词组织起来。但中国传统对于“句”的理解不完全取决于意义的完整性。比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按照诵读传统，“关关雎鸠”就可以算作一句，讽诵时可以在这里停顿（如果按照西方语法，一个完整的句子里必须要写出来“关关雎鸠”在干嘛）。

我在书里谈到了“声气句”和“文法句”，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里提到过二者的区分。“声气句”根据吟诵来断句，是一种“口耳之学”。口头表达时是有自然的节奏停顿的，“声气句”就是，只要语流中有停顿，就是一句了，不管意义是否完整。我们今天很少吟诵，阅读主要是靠眼睛看，在默读的时候，就倾向于去寻找一个意义的单元来进行断句。

《文心雕龙札记》

黄侃

商务印书馆2017年12月版

燕京书评：从新文化运动，到今天几乎成熟的汉语写作，期间白话发展经历过哪些大的事件？

袁一丹：语言文字的“非自然”演变，需要文学、教育、政治多方面的合力才有可能成功。文字改革方案的设计多出自专门家之手，文字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意见可能存在分歧。但光有理论设想，没有相应的文学实践，理论永远只是空谈。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并不是因为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宣判文言已死。如若没有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没有郭沫若的诗集《女神》，没有各种文体尝试，白话文不可能剥夺文言文的正统地位。

在理论倡导和文学实践之后，更关键的是政治和教育的力量。1920年教育部下令要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一律改用国语。教育制度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一二年级改了，初级师范就不能不改，高等小学也多跟着改。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指出教育制度的配合是白话文站稳脚跟的关键。如果白话文的主张没有植根于中小学教育，没有成为全国性的教育制度，文学革命就只是北大几个教授的讨论，充其量只是小圈子内的实验而已。

语言学家王力在1940年写了一本小书，叫《汉字改革》。他说汉字改革必须有整个政治思潮作后盾，否则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文字是约定俗成的东西，是社会的产品，只有社会的大力量才能改造它。汉字问题不是单纯的学术争论，也不仅关乎文学实践；文字改革的成败，取决于能否得到执政党的支持，把它定为语言政策，用政党之力去宣传推行。

只有结合了文学、教育、政治这三种力量，文学革命的主张才能迅速渗透到文化基体中，成为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

《白话文学史》

胡适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7月版

▌五四大合唱中的“不和谐音”

燕京书评：你从本科时候就开始关注刘半农，本书中也收录了关于刘半农的文章。你为什么对这个人物有如此深的兴趣？

刘半农。

袁一丹：我本科学年论文是写刘半农的自我改造。在以陈独秀、胡适为首的《新青年》集团中，刘半农的位置比较特别。在加入文学革命阵营前，每个人都携带自己的过去，都有各自的前史。有些人的前史，成为他向传统倒戈一击的象征资本，比如胡适留学美国，有博士头衔；周氏兄弟和钱玄同都曾留学日本，而且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相比之下，刘半农的过去不那么能拿到台面上来说，他曾在上海滩卖文为生，写通俗小说，被斥为“文丐”。

彼时的上海滩是鱼龙混杂之地。

新文学以严肃的面孔、战斗的姿态登场，它一面告别旧文学，一面与通俗文学划清界限，宣告把文学当作游戏、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鸳蝴派中挣脱出来的刘半农，加入新文学阵营后，时常处于昔日之我与今日之我交战的状态。这种自我割裂，最明显的表征就是改名，把你侬我侬的“侬”改为农工的“农”。名字是一个人在社会上最重要的象征符码，改名意味着捐弃旧我，意味着一种自我切换。

刘半农在上海时期写作了大量通俗小说，他擅长侦探小说和滑稽小说这两种类型，还参与翻译了福尔摩斯侦探集。北上加入《新青年》以后，刘半农为生计仍在写小说，但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以论说体和笔记为主，日后结集为《半农杂文》。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灵霞馆笔记，给周作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觉得有清新的生气。刘半农身上尖锐和滑稽幽默的一面，之前让他在通俗小说写作中获得成功，后来又被他带到了杂文的写作中。他还成了通俗文学的研究者。

刘半农的例子能给我们一种启发：如何把对“昔日之我”的不满转换成在当下事业中的一种资源和动力。其实沈从文也是一样，这个来自湘西世界的乡巴佬，一个流浪的小兵，把自己身历目睹的不堪的经历，转变成新文学创作的特殊资源。

燕京书评：在谈论新诗的时候，你选择以康白情的视角来切入，为何作此选择？康白情的案例有何特殊之处？

康白情。

袁一丹：从新诗的代际更迭来说，康白情比胡适要晚一辈。胡适的新诗创作，力图证明白话也能写诗。他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说，自己的新诗就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放脚的鞋样，还带着缠脚时代的气息；而康白情、俞平伯等少年诗人的创作，没有经过缠小脚的痛苦，是自然的天足，可以在新开辟的园地里自由奔走。

我选择康白情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不太符合我们对诗人的想象。文学史上诗人的形象，多是顾影自怜的孤独者，患有不同程度的“社恐症”。而康白情却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社交家，他在五四时期十分活跃，是学生运动的骨干。康白情新诗中被推崇的许多作品，写于南北串联途中，带有社交功能。

康白情人生的巅峰，是在北大参与学生运动，创作新诗的时期，很少有人知道他“五四”以后的动向。康白情赴美留学以后，逐渐偏离新文化的轨道，和海外会党走得很近。康白情是四川人，早年曾加入哥老会。他与洪门致公堂分道扬镳以后，又想自己组党，取名为“新中国党”。康白情组党的计划，没有得到老朋友的支持和响应。由于和海外会党的瓜葛，康白情被北大拒之门外，后来又被南京国民政府缺席审判为政治犯。他的人生轨迹像一条抛物线，以五四为顶点，被政治欲牵引着一路滑落下去。

文学史只记得康白情最闪亮的部分，但是忘记或掩盖了他后来暗淡的人生。

哥老会，民间声量很大的秘密结社组织。

燕京书评：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几乎都有出国游学的经历，许多人是在留学生活中对中国的种种做出反思的，或是在留学时从政、或结识重要的伙伴，留学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意义如何？

袁一丹：近代中国的留学史大致有两个段落，早期以留日学生为主，然后才是留学欧美。为什么要出去留学？

第一个，也是最本分的，是去求学。留学生群体对什么学问是救国之急务，看法不尽相同。有人认为工程技术等“实学”是建设新中国所必须的；也有人认为，在建设时代来临前，中国思想界还需要大规模的破坏工作，方能进行文明再造。以国人导师自居的胡适在留学日记中说，“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他以为救国之神丹是：归纳的论理、历史的眼光、进化的观念。

除了知识上的储备，留学经历对朋友圈的形成也很重要。仍以胡适为例，他在《逼上梁山》中提及的赵元任、任鸿隽、杨杏佛、梅光迪，这批人回国以后，有的成为事业上的伙伴，有的成为思想论争的对手。无论是敌是友，他们都共享了很多知识、视野，尤其是对西方社会的深入体察。这种近距离的观察获取的不仅是专门技能，更重要的是了解了现代社会的运作方式及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胡适留学日记，记录的除了自己的学术思考，有很多内容是关于美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运作。胡适不愿作旁观者，他以报纸投稿及公共演说的方式参与其间。他在留学期间养成了作为领袖人物的基本素养和社交技能。

燕京书评：当时人们留学时选择不同，有留日的，有留英美的，有留德的，后来还有留俄国的，他们经历的不同可能使得政治观点也不太相同，或者是对中国未来的展望也会有所不同。

袁一丹：这一点也很重要。这些知识精英会为中国的未来设想一个蓝图，涉及到什么才是一个理想的现代国家。德国和日本的军国主义传统、欧美的自由主义传统、俄国的社会主义图景等等。他们会根据留学时接触到的国家形态和社会理论去建构自己的“新中国未来记”。

燕京书评：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于应该专注于文学、文化，还是应该从事政治、科学事业充满了矛盾，在其中作何选择也可能影响他们的一生，比如康白情放弃文学，经历坎坷；而胡适则选择了相反的“为大中华，造新文学”之路（p.151）。

袁一丹：胡适回国前宣称“二十年不谈政治”。如果他不离开北大，一辈子做书斋学者，多半能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并在更多的学术领域内卓有建树。但他很快放弃不谈政治的誓言，提出“好人政府”的主张，创办政论性刊物《努力周报》。抗战时期甚至被“逼上梁山”去做驻美大使。胡适在讲学与议政之间的徘徊，跟时代风向的变化有关。

《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

中华书局2018年7月版

朱自清曾说，无论你是怎样的小人物，这时代如闪电般，或如游丝般，总不时让你瞥着一下。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不会从它的巨掌中漏掉任何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觉到它的威胁。每一代人都在不断调整个人和时代的关系。大时代如同一条湍急的河流，遇到河道转弯处，人在湍流中若把不住自己的方向，要么沉入漩涡中，要么被搁浅在岸上，像康白情那样。

燕京书评：身处上海的张东荪批评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为“北大学阀”。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他的这个批评只是“扣帽子”吗？北大这个圈层的形成原因是什么？

袁一丹：北大这一圈层的形成和它作为最高学府的特殊地位有关。蔡元培执掌北大以后，邀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陈独秀将《新青年》带到北大，成为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阵地。在《新青年》影响下，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创办《新潮》杂志，形成老师和学生、《新青年》和《新潮》互相呼应的局面。

张东荪当时在上海，他是研究系的干将，《时事新报》的主笔。上海和北京的空气不太一样，北京是政治中心，也是学术文化的中心；而上海则是商业社会的逻辑占主导。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以《晨报》《国民公报》《时事新报》为阵地，提出另一种新文化运动的方案，想和北大争正统。

《时事新报》

燕京书评：你在本书中也提到有志青年会向杂志报刊投稿，希望得到关注、进入这个文化圈子。新文化运动在普通人中间传播到了什么地步，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什么影响？

袁一丹：五四新文化的传播模式，并非北大登高一呼，全国立马响应。如果把新文化比作咖啡上面的这层拉花，它并不是一下子就渗透到杯底的。新文化的追随者主要还是“新青年”，即学校里的知识精英、文学青年。

以文坛作家自居的赵树理，曾批评五四新文学脱离民众，作者和读者在一个圈子里，形成文坛及思想界的自我循环。新文化运动虽然取得很高的历史声誉，但对它在当时的实际影响范围，需要从社会学、阅读史等角度作更审慎的评估。我在本书第四章，利用杂志版权页上的代售处，讨论新文化运动的各种“地方代理”，就是为了考察新文化是通过何种渠道逐渐渗透到社会机体的各个部分的。新文化的传播速度、接受程度有很大的地域差异，不能将北京、上海的反响等同于天津、长沙、成都、杭州、广州。新文化对闭塞的内地社会、乡村的影响则更为迟缓。

▌新文化运动的“破”与“立”

燕京书评：五四运动的“合法性”曾遭人怀疑，当时有人质疑它不过就是“学生打人”。但在今天，五四运动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坐标点，这种印象的转变，是否也有新文化运动的功劳？

有人认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两个不同的运动，指向、价值观、追求的目标均有不同，但一些历史学者认为，两者在时间段上基本重合，都有对旧秩序的挑战，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说法并无不妥。你对此怎么看？

袁一丹：首先需要区分五四事件和五四运动。五四事件是指1919年5月4日那天发生的事情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包括街头游行、火烧赵家楼、三罢运动等。通过这一系列具体的历史事件，知识界发现“运动”是一种有效的社会组织模式，问题在于如何将五四事件唤起的民众力量转换为一种持续的社会变革的动力。

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及部分北大师生，在1920年代前期《晨报》组织的五四纪念中，试图将突发的政治运动，导向可持续的文化运动。到1920年代中期，文化运动消歇下去，革命再起，政党政治卷土重来。文化和政治不是二元对立的，我把二者的关系比作莫比乌斯带，可以互相转化。

燕京书评：你在书中写道，本书旨在“呈现新文化运动的不和谐音”（描写边缘的人物、不被承认的文体），破大于立。这种“破”与以往研究呈现的新文化运动是怎样一种关系？

袁一丹：既往的新文化运动研究，旨在凸显五四时代的某种主旋律。有人认为“五四”的主旋律是爱国运动，有人认为是启蒙运动或文艺复兴。当我们把“五四”的基调定为爱国主义、启蒙运动或其他大词时，总要屏蔽一些声部，或对其中的杂音做模糊处理。我在倾听五四新文化这支交响乐时，想要区分不同的声部，辨认个人的音色，捕捉齐声合唱中的“不和谐音”，即被主旋律掩盖的部分。

燕京书评：前不久去世的李泽厚先生曾提出“救亡压倒启蒙”并引发关注，但新革命史学者王奇生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并不存在这一过程，而是20世纪中国革命不断激化和加强的结果。那么，你怎么看李泽厚先生的观点？

袁一丹：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为我们理解20世纪历史脉络的起承转合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叙事框架，王奇生教授则把革命的激进化作为近现代史的主调。这两种说法，都是用提取关键词的方式，为大历史定调。但就像我刚刚说的，任何一种主旋律都经过史家的精心剪辑，对历史细节有大量的筛选和遗漏。

无论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还是凸显革命的强音，都与当下中国的现实需求有关。“现在指挥着过去，就像指挥一个乐队的成员。它需要这些声音而不是那些。因此过去一会儿显得很长，一会儿显得很短。一会儿发出声响，一会儿陷入沉默。只有一部分过去会影响到现在，因为这一部分是注定要用来照亮或遮掩现在的。”伊塔洛·斯韦沃《芝诺的告白》中的这段话点出历史记忆的当下性、可重构性：过去是常新的，它的某些部分时而沉入遗忘的深渊，时而再度浮现，而现在“指挥”着过去。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李泽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6月版。

▌与“大历史”对垒

燕京书评：你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是什么让你从文学转向历史研究？您如何看待历史与文学的关联？

袁一丹：从198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特别是现代文学研究，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建立这个学科的独立性。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者王瑶先生说，应该用史学的要求来确立文学研究的独立性。王瑶先生的成名之作是中古文学研究，他有很深的史学素养，北大的现代文学研究传统特别看重文学史，强调把作家作品放在历史的脉络当中来考察。

已故北大教授王瑶。

但文学和历史中间存在一种张力。研究文学不能忽视作品审美的和形式的一面。不过，现代文学的文学性有时会被打上问号，比如新诗的问题。新诗算是诗吗？我的学生也会问，胡适的“两只黄蝴蝶”算是诗吗？

现代文学研究有一个尴尬之处，就是，如果从纯粹的文学性考量，和西方现代文学或中国古典文学比较的话，它确实是有一点先天不足。现代文学里面到今天还被普通读者反复阅读的只有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等等少数人，大部分作家和作品已经被遗忘了。所以要把它放在历史中来看。

不过，文学研究的历史化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在和近代史学者的跨学科交流中，我会有一种焦虑，如何与自己作为文学研究者的身份自处，文学研究者看待这段历史的眼光、处理材料的方式和历史学家有什么不同。以前多讲文史互通，现在我更强调文史有别。

燕京书评：你在后记中写道，从面对数千张旧报刊的研究中也能得到乐趣，阅读这些琐碎的一手研究材料带给您的收获是什么？

袁一丹：我的五四新文化研究，文献基础主要是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期间积累下来的。北大图书馆有专门的过刊阅览室，确定选题方向后，我在那里泡了几个月，调出五四时期的几份大报，以五四事件为中心，往前往后翻，一页页翻过去，漫无目的地看，看到有意思的材料就随手拍下来。那时近代报刊尤其是报纸还没有数位化，除了《申报》有全套复印本放在开架，其他报纸如我翻检的《晨报》《时事新报》《国民公报》《顺天时报》《公言报》都没有数据库或影印本，只能调阅原刊。我关注的不仅是与五四新文化直接相关的报道，或“新文化运动”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从社论、头版新闻、国际动向、本埠消息，到各类广告、副刊杂俎、时事讽刺画、游戏笔墨等，都在我泛览的范围内。

翻旧报刊，老实说是体力活。就这样一页页翻过去，对“五四”前后的时势演变，对思想界的“空气”有了更真切的体认。就像我们天天刷手机、刷朋友圈，你并不知道你在刷什么。但从早到晚、见缝插针地刷完以后，你似乎获得了和外部世界的某种连带感，这种连带感是由各种各样碎片化的信息凑泊而成的。

旧报刊提供的信息像是不同形状的拼图，你从这儿拾得一片，那儿捡到一块，耐心地拼到一起，渐渐地，就对那个大时代有了属于你自己的观感。漫读报刊，就像打开每个毛孔，全方面地感受那个时代的气息。这种触摸历史的方式，和从教科书或二手研究中获得的定论是不一样的。

最后我想借豆瓣上一位朋友的短评作为访谈的结尾，他说：“这本书的结集过程是一个漫长的‘修养时代’，从文本中可以看到作者自己思想的‘修改痕迹’。山之‘松动’来源于‘挣扎’，此书所论的‘趣味’、‘独在’乃至‘身份变换’诸题即是证据。以里尔克引入，以‘格式道’作结，从碎片中看出全境而自得其乐，不正是修养小说的主旨吗？”诚如他所言，这本书是我作为一个学徒所经历的漫长的“修养时代”的一个小结，也可以视为学术“漫游时代”的一个新起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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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书评（Pekingbooks）：以学术和思想观照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