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19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司徒雷登，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华盛顿，享年八十六岁。生前，他曾立下遗嘱：“……将我的遗体火化，骨灰安葬于北平燕京大学……若不可行，骨灰安葬于何处，决定由我的朋友菲力傅及其妻子作出。”
传统上，基督徒是拒绝火化的，可是为了葬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司徒雷登甘愿化为一捧灰，这其中有什么缘由？遗嘱中提到的这位“菲力傅”，跟他又有何渊源呢？
“司徒”的来历
19世纪的杭州，是基督教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城市之一。1869年，一位美国传教士来到了这里，他叫约翰·林顿·斯图尔特。为了迅速学好中文，融入下层百姓的生活，林顿在一家大烟馆楼上租住了3年。由于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再加上不辞辛苦地传教，林顿终于病倒了，只好回国疗养。
在美国期间，他认识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姑娘，二人结婚后重返中国，在杭州西湖旁边的弄堂里，盖了一栋二层小楼。1876年，夫妻俩有了爱情的结晶，长子约翰·雷登·斯图尔特出生了。因为是在中国长大，雷登便根据“斯图尔特”的谐音，给自己取了一个颇有中国味的姓氏“司徒”。“司徒雷登”这个名字，从此伴随了他的一生。
在这片不大的弄堂里，父母建起了教堂，办起了学校，聚集了大批传教士在此定居。时间久了，当地人便把这里称为“耶稣弄堂”，原本的名字反倒被遗忘了。司徒雷登的三个弟弟也出生在这里，他们与中国孩子一同上学、一起玩耍，“春节的焰火，元宵节的花灯，西湖畔的美食”，种种记忆，构成了他们永生怀念的美好童年。
1887年，司徒雷登和弟弟们被父母送回美国，接受更好的教育。初到美国，他们用筷子吃饭，用中文唱赞歌，甚至穿的也是中国服装，对祖国的语言和文化反倒显得很“无知”。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被视为“另类”，直到好几年后，他才感觉自己终于变成了“一个正常的美国男孩。”
重返中国
1904年，义和团烧教堂、杀洋人的风波刚刚平息。这一年，司徒雷登完成了协和神学院的学业，出于对宗教事业的热忱和对中国的怀念，他毅然放弃了美国优渥的生活，带着新婚妻子艾琳返回“故乡”杭州，与父母一起从事传教事业。
司徒雷登与其他传教士理念不同，他认为要想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传教士要先了解中国的国情，研习中国的文化，将基督教精神与中国的传统伦理相结合，而不是野蛮、粗暴地煽动他们放弃对祖先的崇拜，否则定会适得其反，后果不堪设想。
在杭州传教的三年中，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杭州话，走遍了广大乡村。此后数十年，凭借着过人的语言天赋，他不仅学会了普通话，还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南京话，但无论说什么话，一张嘴总是带着杭州味儿。司徒雷登以此为傲，他觉得杭州话有种韵律美，这是其他方言无法比拟的。
生在杭州，长在杭州，司徒雷登最爱的美食也都在杭州。仁和路的知味观、河坊街的王润兴饭庄，他是那里的常客，点菜那叫一个地道：“件儿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所谓的“件儿”，指的是五花肉，“木郎豆腐”就是鱼头豆腐，“熬稍”就是快的意思。不是杭州本地的老餮，根本不知道这些门道，没有经验的伙计，也听不懂这些要求。
1913年，司徒雷登父亲病逝后，他接受金陵神学院的邀请，前往南京执教，担任希腊文教授，前后长达11年之久，从此告别了杭州这个故乡。
受人一恩，终生图报
1918年，司徒雷登奉命在北平创建了燕京大学，并亲自出任校长一职。没过多久，一位18岁的青年从北大退学，转入燕京大学攻读政治系，他就是遗嘱中提到的“菲力傅”——傅泾波。
傅泾波是满族正红旗人，祖父曾在围剿太平天国的战斗中立功，被清政府封为镇国公、建成大将军，“泾波”之名便是纪念祖父在甘肃为官多年，有“泾水波澜壮阔”之意。父亲傅瑞卿虽然只是一个五品小官，却常在宫中行走，所以他小时候还见过慈禧太后。
清朝末年，国势衰微，傅瑞卿立志维新，鼓励子女接受新学。1917年，傅泾波跟随父亲前往天津青年会，听了司徒雷登阐述的“教育兴国论”，内心大为震动，从此成了他的忠实“粉丝”。一年后，听说司徒雷登在北平创建了燕京大学，傅泾波立即从北大转入燕大。
在燕京求学期间，傅泾波不幸感染肺病，司徒雷登夫妇常来探望，并携带牛油、牛奶等营养品，傅泾波得以迅速康复，继续学业。课余时间，司徒的母亲玛丽教授他英文，一直到1924年毕业。傅家有感于司徒一家对孩子的照顾，时常告诫傅泾波“不忘滴水恩”，两家从此来往甚密，俨如一家人。
傅泾波毕业后，凭借流利的英文和极强的活动能力，在多个省政府内担任顾问，结识不少政界名人。为了回报司徒雷登，他曾介绍韩复渠、阎锡山等政界大佬以及商界巨富给司徒雷登认识，为燕大筹款，并义务担任司徒雷登的秘书，处理他的私人事务。
出任驻华大使
通过傅泾波的帮助，司徒雷登与中国各界人士建立起了经常性的联系，且直接涉及到了中国各种政治问题。如1933年，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广东陈济棠发动反蒋时，司徒雷登曾两次充当说客，与李宗仁彻夜长谈，同时劝说蒋介石亲自去见李、白，以拆散反蒋联盟。
在对待日本侵略问题上，司徒雷登的态度比较坚决，始终强调“只有强大的武力才能制止日本的侵略”，呼吁英美政府支持中国。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不仅赞扬燕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还亲自与学生们一起举行示威游行，并为20多位东北流亡学生提供庇护。
七七事变后，燕大虽然留在了北平，但司徒雷登始终拒绝与华北傀儡政府合作，并利用各种关系、各种渠道，将抗日学生护送至香港等地。同时，他与傅泾波利用每年到香港参加会议的机会，前往汉口、重庆与蒋介石等会晤，并为日本主和派成员传递信件，与国民政府进行非正式会谈。
司徒雷登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华北日军的注意。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当天，司徒雷登从天津乘火车返回北平，在火车站遭到日军逮捕，被关押长达三年八个月。他原本身强体壮，经此三年牢狱之灾和精神折磨，身体大不如前，日本投降后即返美疗养。
抗战胜利不久，国共内战爆发。1946年，杜鲁门总统派特使马歇尔进行调解，最终失败。这年三月，傅泾波陪同司徒雷登由美国抵达上海，就近前往南京拜会蒋介石，与马歇尔因此相识。二人一见如故，马歇尔对司徒雷登说：“你是一个“中国通”，我调解国共和谈失败，这事就交给你了。”
司徒雷登婉言推辞，称自己只懂教育，不懂政治。不曾想一个星期后，杜鲁门总统的命令就下来了，任命他为驻华大使。他内心斗争良久，细想之下，国共两方面都有自己的学生，且不少人位居高位，若能设法调停和谈，倒不失为一件美事。
不过，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必须得满足他一个要求，即任务繁重，必须由傅泾波担任助手。马歇尔向国内请示后得到准许，傅泾波这位中国普通老百姓，便以“大使私人顾问”的名义住进了美国大使馆。因为有了这层关系，蒋介石对他特别客气，宋美龄也总是亲切地称他为Philip。
归葬中国
1949年8月，随着国民政府的垮台，司徒雷登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替罪羊，同时得罪了国共两党，不得不黯然离开中国。由于美国政府的限制，司徒雷登不能随意与外界接触，整日郁郁寡欢，不幸中风，摔成了半身不遂。他在美国没什么亲人，儿子收入菲薄，也无力照顾父亲，所以司徒雷登病倒后，多亏了傅泾波一家的照顾。
司徒雷登回国，傅泾波一家也随同赴美，他们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悉心照顾司徒雷登的生活起居。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司徒的右手可以写字、吃饭，也能拄着拐棍在院中散步了。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他吃不惯美国菜，傅泾波的妻子便想方设法，尽量给他多做一些中餐。
在许多人眼里，司徒雷登是燕大校长、驻华大使，过得一定是上流社会的生活。但实际上，司徒雷登一生专注于教育，根本没什么积蓄，生活比较困难，甚至有“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的感慨。
于是，傅泾波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暂时不要辞去驻华大使一职，这么做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担心美国政府另选他人，给中美关系造成麻烦；二是不辞职就能享受大使待遇，每月有一千多美元的工资。1952年底，司徒雷登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还是辞掉了职务，失去了所有收入来源，只能靠一家慈善机构的资助生活。
1962年9月，司徒雷登病逝。生前，他将全部书籍、文件赠予傅泾波，并要求傅泾波把他的骨灰安葬在燕大校园，与他的妻子艾琳相伴。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等诸多原因，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骨灰一直保存在傅泾波的家中。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一笑泯恩仇。次年，傅泾波受邀重返燕京大学，他趁机提起老校长的遗嘱。然而，宿敌成新友，罪名却不容易洗刷，燕京大学拒绝了他的要求。12年后，傅泾波访问北京时再次提出请求，未获答复。
此后，北大曾两次表示愿意安葬司徒雷登的骨灰，但由于部分校友的反对以及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这事又被耽搁了。直到2008年，在中美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司徒雷登的骨灰才终于归葬中国。不过，墓地不是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出生地——杭州半山安贤园。墓碑上只刻着一行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