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这段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话，其实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对自己人生的总结。
三岁丧父的私生子孔丘跟着母亲被逐出门庭，流落到曲阜阙里过苦日子，每天跟着礼官的屁股后面照猫画虎搞礼乐，对学习的重要性理解透彻；
二十多岁时孔子开办了中国第一所私人学校，慢慢积累了一些名声，期间齐景公来鲁国访问时还点名要会见，事业总算是“立”了起来。
四十岁前后的孔丘或外出交流学习，与列国君臣论道，或点评人物政策，逐渐学富五车，见多识广，故而自谓“不惑”。
▲孔子见老子
五十岁多的孔子历任中都宰（掌管家务和家奴）、司空（掌管建设和土地）和大司寇（掌管刑律），行宰相事。期间内鲁国大治，人民归心，却引得列国惊恐，也不可避免地触动了鲁国传统势力的利益，加上鲁定公的懒政，三方做局用一次冷板凳试图令孔子知难而退。
笔者相信，孔夫子是一位豁达且理想化的读书人，在察觉各方的意图之后，他果断地抛弃了高官厚禄，带着弟子们风餐露宿于神州大地。
笔者翻遍史书，虽然万分嫌弃，但鲁国君臣并没有对孔子不利的想法，之所以出走，只是不想尸位素餐或同流合污罢了。
此等心境，一句“知天命”似乎还不足以描述这份舍得。
只是连孔子没有想到的是，不管是知天命的程度，还是此后波澜壮阔的人生，此时才刚刚开了个头而已。
更不曾想过，如果生命止步于此，他的成就或许只是埋名于“百家”之中，远不足这旷古绝今的独一份。
五十五岁的孔子执意离开祖国，主要目的是继续推广所谓的“克己复礼”。
“礼”，是周王朝元勋周公旦编著的《周礼》，其对于各级贵族在祭祀、吊唁、接待、军事和婚冠等各种场合（吉凶宾军嘉）所应用的规格、乐曲和食物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却不限于按章办事的行为准则，周公的立意在于各级贵族各安其土，各司其职，这便有了周天子的权威和江山社稷的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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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公一号大墓使用了天子级别的“黄肠题凑”
然而自春秋伊始的争霸战争已经持续两百多年，周王室早就成了公用的橡皮图章，各种僭越的事情也见怪不怪，列国的“小春秋”亦轰轰烈烈。
孔子痛恨这一切，他提出了“克己复礼”方案，希望各阶层严格要求自己，大家共同努力回到西周初年的和谐状态。
可惜很显然，这是个费力不讨好的活儿。
据史载，孔子一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十三年间颠沛流离，披星戴月地辗转于中原，所见者要么是““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昏君，要么是被权臣架空的傀儡，其政治主张均未获得诸侯采纳，团队更是屡次陷入险境。
周游列国的第一站是号称“君子之国”的卫国，在匡（地名）被当地人误认做仇家给抓了起来并囚禁了整整五天。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史记.孔子世家》
身陷囹圄的孔子表现得十分乐观，他觉得自己背负了周文王的传承，除非是老天想灭亡周礼，不然别人能奈他何？
在祖籍宋国，司马桓魋想做掉他，孔子同样觉得自己的使命尚未达成，当有天命护身；
郑国人嘲笑他身体零部件像极了古今圣贤，组装在一起却像条丧家之犬（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亦哈哈一笑，说前面未见的对，像条狗倒是真的。
转了一圈却发现，都还不如鲁国呢，孔子却一直相信“天”授予了自己弘扬周礼的使命。
那么，所谓的“天”究竟是什么呢？
孔子口中的“上天”显然是个能赏善惩恶的道德之天，而这恰恰是传承自西周的天命观。
周人所翦灭的殷商是一个宏伟壮阔的文明，高耸入云的“天邑商”令来自西陲乡村的周人崇拜，制作精良的战车和青铜武器令人颤抖，血流成河的祭坛更是令他们灵魂战栗，因为四方诸侯的躯体才是最高贵的祭品。
▲解梦的也是他
那他们为什么会失败呢？根据周人的琢磨，仅仅依靠祭祀是不够的的，或许上天只关照有德行的人吧。
于是，周公又发明了一个影响后世三千年的概念--敬天保民：“上天”只会把统治人间的“天命”交给那些有“德”者，一旦统治者“失德”，也就会失去上天的庇护，新的有德者即可以应运而生，取而代之，比如说武王伐纣。
不管怎么说，虽然夹藏私货，却是“德”的观念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文化史的天空，也是人文精神的最初觉醒，从此奠定了中国人不盲从神佛的特性。
学识渊博的孔子自然知道“德”之意义，他试图推广的不仅仅是周礼的仪式感，更是一个高档次的普世价值观。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孔子的祖先恰恰来自血腥而野蛮的殷商，作为微子启的十六世孙，当同龄的小孩都致力于玩泥巴的时候，他就有模有样地摆弄礼乐仪式（陈俎豆，设礼容），一不小心还成了毕生的事业，兢兢业业地替早已破坏不堪的征服者担任着裱糊匠的职责。
殷人最“好鬼神”，生生用血流成河的祭祀将与上天的对话搞成了权力寻租，身为后人的孔子却对人俑陪葬大加鞭挞... ...
还真是货真价实的“违背祖训”啊！
当然，学富五车的孔子对于“天命”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
子贡曰：“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盟
孔子一行途经蒲邑时曾被卫国叛臣公孙氏扣留，孔子答应对方此后不去卫国首都并签订了盟约，离开之后却没有改变原定路线。子贡问，盟誓难道可以背弃吗？孔子则说被要挟而订立的盟誓，神是不会理睬的。
诚信与否是古人的原则性问题，《礼记·祭统》说“是致其诚信，与其忠敬”，孔子自己也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更何况歃血为盟是有老天爷盯着的，身为圣人公然“双标”究竟合适吗？
这个问题就不深入讨论了，可知的是孔夫子并不迂腐，或许他只是觉得此举并非违背心中的“道德之天”吧，再说去不去卫都跟这场战争的胜负也没啥关系不是？
这也跟孔子一贯的理念相符，他说过“子不语怪力乱神”，又告诫弟子们对鬼神“敬而远之”。
“不语”便是不作为日常去谈论研究，“敬”则指的是敬畏之心，儒家从不主张去追求、崇拜鬼神，重要的是正道在心，如果自己不以正念做主而去崇拜鬼神，那就要为鬼神所制，当以人道为修行准则，正念若衰，邪念则主。
▲“孔子见南子”是春秋的著名公案
当然，孔圣人也有没那么道德的时候，卫国那位美艳风流的南子夫人曾与他独处一室，虽无目击证人，室外却听到铃儿响叮当，事后被子路质问，孔圣人终于第一次在正史中失态，司马迁说他跳起脚来指天发誓：“我如果口不应心，老天会惩罚我的！老天会惩罚我的！”（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
可见，双方极有可能是发生一些什么，就是不知道孔子心里是不是也觉得又是一次“要盟”呢？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这段话的意思是，某天孔子说自己想不说话，子贡觉得您如果不做点什么指示，那这本《论语》还怎么编得下去呢？孔子则反驳到：“天说过话吗？四季照常运行，百物不是也照样生长吗？”
话说到这份上，想必《论语》的编写工作也到了最后阶段，孔子的生命也接近尾声了。
十三年的游历之后，孔子蓦然发现自己折腾了一辈子，而这个不顺眼的世道却丝毫没有改观，他对于曾经言之凿凿的“天命”也产生了些许怀疑，但他并没有放弃，因为还有一项伟大的工作在等着他。
▲关二爷最爱的读物就是《春秋》
六十八岁那年，孔子带着弟子们回到鲁国并启动了《春秋》的编纂工作，他也顺利进入了耳顺的境界：用耳朵听出潜藏的声音，即所言之人的真实所想。
这部现存最古老的史书覆盖了东周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历时三年却仅仅留下了一万多字，不要嫌少，这部精简到如同提纲的史书用“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记录了华夏先民是非分明的价值取向，竟有着“乱臣贼子惧”和“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的神奇魔力！
这显然是一部放眼未来的著作，我孔丘今天未能完成的使命，当由《春秋》来替我负重前行。
只是，其最后一笔却是任何人所不曾想到的。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春秋》
这一笔显然是违背了“不语怪力乱神”的原则，何谓“狩”，贵族之狩猎也，瑞兽麒麟非从天而降，却被一个卑贱的砍柴人所捕获，遂遣词遮掩其落魄也。
孔子不停地掩面抽泣，涕泪沾身（反袂拭面涕沾袍），比子路和颜回去世时还要伤心，还神神叨叨地碎念着“你究竟为谁而来？为谁而来”（孰为来哉）？
是啊，此等礼崩乐坏的乱世却降下瑞兽还被鄙夫所获，是老天瞎了眼吗？
是年，齐候被田恒子所“弑”，七十高龄的孔子在斋戒沐浴三天之后进宫觐见鲁哀公，请求发兵主持公道，满朝文武竟无动于衷！
“麒麟”的呜咽仿佛礼乐的最后哀鸣，孔丘不再相信天命，转而将《春秋》做了永久性停更的处理（后面两年是弟子们编写的）。
《论语》和《春秋》停了，弟子、庙堂、典籍、史书也都无所谓了，他知道已经看不到成功的希望，也在怀疑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否有意义，而这些都不再重要，只因为选择了放下。
行将就木的孔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顿悟了生命的终极奥义：从心所欲，不逾矩，终于能随心所欲地想干嘛便干嘛了，不荒腔走板就行。
大彻大悟的孔子在三年后去世，他不曾想过后世有秦皇替他实现了“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语出《中庸》）的理想，有汉武将他捧上神龛，成为华夏民族的精神图腾。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当宋襄公、申生、介之推、弘演、伍子胥、豫让等礼乐的残党们纷纷死于非命时，世人在伤感的同时也在迷茫：
何谓对错，孰分对错？
替我们兜住底线的是孔子和儒家思想，他们将礼乐的人文精神铭刻在了典籍之上，也烙印在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奉如圭臬如海瑞也好，装模作样如朱熹也罢，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从未被歪曲过。
而放眼今日，不管是光鲜亮丽的流量明星，亦或是纵横商海的“枭雄”，没有人可以背叛孔子定义的道德标准而继续存在，因为那是华夏文明的底色所在。
孔夫子，终将完成所肩负的“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