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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64年10月,罗布泊上的一声巨响,让全世界都为之一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当中国人民为升起的蘑菇云而欢腾的时候,在其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反情报战,在积极保护着我国核武器研制的机密......

两只老鼠引起侦查员怀疑

1967年初,广州机场海关在检查时发现,一位持有英国护照的外国人携带了两只老鼠,这一情况立即引起了海关人员林华的注意,并将此情况上报给上级,上级领导认为林华是大惊小怪,认为外国人带两只老鼠可能是觉得好玩。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北京公安局,经验丰富的侦查员张文奇感觉到事情有些蹊跷,立刻通知海关部门将这两只老鼠扣留,并送到当地检疫局检测,查明老鼠的来源地,同时他还指示当地的工作人员另外捉两只老鼠交给那名外国人,允许其带出境。

很快检测的结果就出来了,这两只老鼠身上带有不同程度的放射性物质,和我国西北核工业基地存在的放射性物质数据类同,检疫部门猜测这两只老鼠很有可能之前生活在西北核工业基地。同时这名外国人的身份也查明,是我国兰州化工公司的外国专家乔治 · 瓦特,英国籍专家。

随后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保卫部门向北京公安局反映了一个情况,之前我国从英国引进了一套价格不菲的化工设备,结果不但设备是旧的淘汰设备,负责安装的外国专家也找借口“磨洋工”,不过他们中有一名外国专家是例外,不但对我方态度友好,还提供了很多资料,他就是乔治 · 瓦特。

综合所了解到的所有情况,张文奇认为不能再被动地等下去,决定改为主动出击。正当他要通知机场扣留瓦特时,却遇到了外交上的麻烦,当时中英关系比较紧张,双方都在限制代办处的人员活动,扣留瓦特变得有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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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奇冷静下来分析自己面临的处境,如果瓦特窃取了我国的机密,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自己夫人来华探亲的机会将情报送出去,如今他的夫人即将结束探亲回国,一旦放走了瓦特,国家机密势必会泄露出去,如果贸然扣留瓦特,又会引起不必要的外交风波。

左右为难的张文奇无奈之下去找熟识的老同志,老同志听完张文奇的讲述也为难地直搓手,不知该如何进行下一步。突然老同志想到了一个办法,让张文奇去公安部找杨奇清副部长,请杨奇清部长帮忙做个决断。

张文奇不可思议地看着老同志,自己不过是一名普通的侦查员,怎么能直接去找部长汇报情况,但眼下形势严峻,容不得张文奇再犹豫,他立刻来到杨奇清的家中,汇报了这一情况。杨奇清对于我国核工业的情况是清楚的,国家为了研制原子弹下了很大的决心,中央将这项工程列为最高机密。

如今原子弹试验成功,马上氢弹又准备正式试验,这个紧要关头居然发现了外国间谍,杨奇清听完汇报之后,原本疲惫的神态一扫而空,宛如听到冲锋号的战士一般。他嘱咐张文奇一定不能放走瓦特,放走就是犯罪。

海关检查可以查到证据,但是现在没有人做主,没办法。”张文奇将自己遇到的困难如实告知了杨奇清,杨奇清沉思了片刻,问张文奇如果瓦特提出要求离开怎么办,张文奇说可以借口工作需要将他留下,毕竟他对中国人的态度还是友好的。杨奇清点了点头说:

“好!不要打草惊蛇,给他开一条通道,让他把‘东西’交出去,我们在机场张网。”

“这个案子大有可为,一定要搞到底”

9月5日,瓦特的夫人即将乘飞机离开北京,张文奇了解到情况后,立即乘车赶往机场,正当小轿车飞驰地奔向机场时,张文奇在车内听到了一声异响,便赶快招呼司机停车。两人下车一看,发现小轿车的车胎爆了。

张文奇看了看时间,距离瓦特夫人飞机起飞还有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时间上还来得及,司机三下五除二换好了备胎,结果刚开没多久,车外又发出了刚才的响动,备用轮胎也爆了。司机下车后气恼的不知该如何是好

张文奇抬手看了看表,时间只剩下不到50分钟,而自己却身处在空荡荡的马路上,周围一辆车都没有。张文奇立刻决定,让司机去周围的工厂打电话调车,自己留在路边尝试了截下一辆车赶去机场。

正当这时一个推着自行车的小伙子走来,看到路边停着的小轿车,好奇地在车边向里面张望,张文奇友好地同小伙子打招呼,当得知小伙子想到车里坐一坐时,张文奇欣然答应。就在小伙子钻进车里之后,张文奇推起小伙子丢在一边的自行车:

“你先坐着,等司机来了你告诉他,我骑你的车去机场了,你坐车来找我好吗?”

小伙子痛快地答应了张文奇的请求,张文奇赶快骑着车往机场赶,距离起飞已经剩下40分钟的时间。此时机场的保卫人员已经快要控制不住瓦特夫人,张文奇再晚到一会,机场就只能放瓦特夫人登机。

好在张文奇及时赶到,经过一番努力之后,从瓦特夫人那里搜出大量关于我国原子弹试验的文件,当张文奇拿到确凿的证据走出候机厅时,发现瓦特还在候机大厅外,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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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奇将胶卷冲洗出来之后,送到有关部门鉴定,证实了这些表面上安装化工设备的外国专家,暗中却偷拍了很多我国核工业基地的照片。这些底片经过特殊的拼接,除了有关于原子弹的机密资料,还有兰州军区很多军事资料。

经过分析之后,瓦特准备携带过境的两只老鼠,身上沾有原子弹基地的微尘,一旦顺利带出去之后,他们就可以通过这些微尘测试出关于我国核试验的数据,进而推算出我国原子能工业的发展机密。

张文奇迅速将这一情况汇报给杨奇清,杨奇清听完之后不停在屋中踱步,突然他抓起桌上的电话说:“我是公安部杨奇清,要向总理汇报案子。”当周总理亲切的声音从电话中传出的时候,张文奇的双手不住地按在沙发扶手上,侧耳倾听杨奇清和周总理的对话。

杨奇清简单地将案件作了汇报,周总理一边听一边问问题,张文奇在一旁听着都呆住了。通话结束之后,杨奇清兴奋地对张文奇说:

“小张,都听见了吧?总理说这个案子大有可为,一定要搞到底,配合外交斗争、外贸斗争。”

张文奇听到后连连点头,离开公安部之后,张文奇对瓦特进行了严密的布控,深挖瓦特背后还藏有什么样的秘密。不久之后兰州方面就出现了新的情况,一位外国专家在搜集我国核弹头无线电遥测频率时被我方发现并拘留。

此时身在北京的瓦特接到了一个长途电话,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监视,接电话的时候提到了一个人,许林德。敏感的张文奇对瓦特提到的这个名字立刻警觉起来,他感觉瓦特口中的许林德一定是“一条大鱼”。

侦查员机智应对外国间谍

为了弄清楚许林德究竟是什么样的身份,张文奇决定以技术专家的名义随考察组前往兰州化工基地考察,当时这里从英国一家公司引进了先进的化工设备,但后来在执行合同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这家公司派到中国的所谓的“专家”,不仅不懂技术,还热衷在兰州地区甚至军事禁区转悠。

大量的事实证明,这次项目引进存在很大的可疑情况,是非常明显的以贸易为目的,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破坏、诈骗。考察组的到来引起了这些外国“专家”的注意,尤其是看到张文奇这个陌生面孔的时候,许林德试探性地问基地的工作人员:

“张先生是政工人员还是技术人员?”

你愿意和张先生交朋友吗?你和他聊聊就清楚了。”工作人员巧妙地回答道。

为了尽快甄别外国“专家”的身份,张文奇建议考察组和外国专家们进行一次会议,具体讨论在引进设备中出现的技术问题,从中发现冒充专家的间谍,尤其是要注意许林德。这一次会议还特别安排了许林德作为主讲人,就是要看清楚他的真面目。

在会议开始之前,许林德将两大摞技术资料摆在面前,显得非常有权威的样子,但会议开始之后,许林德却照本宣科,说一些非常基础的理论知识,令中方的技术人员听得十分不耐烦,有些人开始吸烟,有些人则闭上了眼睛。

张文奇走上前倒了两杯水,将其中一杯送到了许林德的面前,许林德当时正讲得口干舌燥,对张文奇表示感谢之后,暂停讲解喝水润喉。张文奇趁机和许林德攀谈起来,从闲聊中张文奇了解到许林德出生在美国,在英国工作。为了迷惑许林德,张文奇还对许林德说:

“我也生在美国。”

那我们是朋友。”许林德听完高兴地说道。

从兰州回到北京之后,张文奇立刻来到杨奇清家中汇报情况,心情有些郁闷的杨奇清听完张文奇汇报许林德的个人情况之后,立刻兴奋起来,招呼张文奇先坐下喝口水。张文奇说许林德在兰州经常一个人偷拍禁区的照片,还对黄河的水文情况很感兴趣:

“抓他绝对没问题,可是他现在也要求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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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奇清摆了摆手,给张文奇想了三个办法,让他伺机而动:“上策,发现他‘东西’有问题,但需要认定,那么扣下‘东西’放走人;中策,‘东西’有问题,现场就可以认定,那么当场限制稀有;下策,‘东西’和人都没有问题,放行!

“好,我马上按您的指示执行!”张文奇兴奋地一拍大腿。

在中国开始研制原子弹的时候,美国方面就一直想尽办法在刺探情报,并从种种迹象来推测我国原子弹基地的所在地。许林德在考察组离开兰州之后,加快了自己搜集情报的行动,并随时做好了离境的准备。

为了防止情报被转移,张文奇加强了对瓦特的监视工作,凡是和瓦特有关的通信一律监控,送到瓦特手里的物品一律检查。很快上海的公安部门就向张文奇报告,瓦特夫人在从上海去香港期间,在上海给英国的“化工”公司发了一封电报,用暗语说明了自己的处境。

种种迹象证明瓦特夫人正在向间谍机关报告,自己所携带的东西已经被查获,瓦特已经暴露。紧接着瓦特收到了一个来自兰州的包裹,经过检查发现,在寄给瓦特的外国食品商标内,有许林德向瓦特发出的命令,让他立刻写信控诉中国政府,并以自杀来误导舆论走向。

当天晚上张文奇收到兰州方面的报告,许林德要求立即返回英国,他要先到北京,然后从广州出境。张文奇立刻预感到许林德已经有所察觉,要带着情报逃跑,他当即作出三项决定:

一、指示有关部门只允许为许林德购买由兰州飞往北京的夜航航班;
二、海关例行检查由广州改为北京;
三、不得悬挂许林德乘坐航班到达的时间图板,对于外界关于此次航班的到达时间,一律以气象原因不予回答。

张文奇的三项决定,有效地防止外国大使馆人员和许林德在机场接触,将情报顺利转移,同时在北京进行海关检查,有效地避免了不必要的疏忽。当晚十点许林德走下飞机,一眼就看到了早已等候在机场的张文奇:

“没想到啊!”

在检查室中,工作人员当场搜出了许林德所携带的情报,其中全部是以美国特工书写情报时的特有方式书写而成,共计72页,同时工作人员还发现了许林德用塑料袋密封好的沾有尘埃的手套和手帕,以及微型胶卷,这些都是美国方面急需要了解到关于我国原子弹的重要情报。

“请给我一点考虑的时间”

抓获了许林德这条“大鱼”,确凿的证据已经让外国间谍窃取我国机密的美梦破灭,胜利的喜悦还没有在张文奇心中停留多久,就立即涌上了新的焦虑。瓦特和许林德的口供涉及到我国多方面的工作,稍不留神就有可能引起国际纠纷。

张文奇经过几番思考之后,决定找外贸部长李强来向周总理转述这个案子的进展。第二天一早张文奇推开了李强办公室的门,李强早已经了解过这个案子的情况,没等张文奇汇报完就打断了他的话:

“这个案子周总理已经批了,要求该公司的中国人员限期离境,废除之前签订的合同,并要求他们赔偿经济损失。”

张文奇赶忙解释说他要汇报的是间谍活动的问题,许林德比瓦特的问题还要严重,确凿的证据他已经掌握在手中。正当这时张文奇发现李强的眉头皱了起来,这些外国人享有外交豁免权,如果任由他们将情报带出境,将会对我国造成巨大的损失。

要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只能通过外交途径,经过中央领导的同意,张文奇急切地请求李强帮忙找一下周总理,李强没有回答,拿起面前的电话说:

“请接周总理办公室。”

没过多久电话中传来了声音,李强简单了说了两句之后,将电话递给了张文奇:“你直接和总理说吧!”当时张文奇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接过电话之后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我是周恩来。”

直到多年之后张文奇还深刻地记得当时自己的心情,他听到周总理的声音之后特别想哭,就像是受了很大委屈的孩子,要和长辈倾诉一番。但他立刻想到自己是一名警察,努力平静心情之后,他说了一句: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侦查员......”

说完这句话之后,张文奇就想不到自己应该继续说什么了,又重复地说了一次,结果他就听到周总理在电话的另一头发出了笑声:“你说具体的。”说起了案子,张文奇立刻没有了紧张,一口气将这两名间谍的情况详细做了汇报,只听周总理在另一头铿锵有力地说道:

“辛苦了,你们要把案子搞到底,配合外交战线、外贸战线的斗争,祝你们争取更大的胜利!”

张文奇趁机“叮嘱”了周总理一句,关于案子的处理意见已经送上去了,请周总理快点批示,周总理沉默了片刻,用商量的语气对张文奇说:

“请给我一点考虑的时间,好不好?”

张文奇听完忙不迭地答应,没过多久周总理办公室就将总理的批示意见送到了张文奇的手中:“北京公安局:同意张文奇同志对国际间谍一案的处理意见......”就这样在周总理的支持下,一桩外国间谍窃取我国机密的案件被及时侦破,为国家挽回了巨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