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一次伤医事件让我们认识了陶勇，随后出版的《目光》又让我们了解了医生世界的真实境况以及医患关系之间的内幕。
2021年1月，时隔一年，又一医生以更加冷峻的笔触，揭秘了医患与疾病更隐秘的角落。在这个角落里，医生与患者的关系更加紧密，因为医生的角色，他们掌握了更多患者不为人知的秘密；但同时医生与患者之间也更加疏离，因为在生命、死亡与歧视面前，所有医生都束手无策。
这个人就是于建新。这本书就是《感染科医生》。而他所描绘的，正是时刻与肝炎、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作斗争的医生与病患的群像。
01.
人和疾病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我们都会得病，却也几乎都会在隐匿的心理角落里歧视得病的人，这就像对面的人打了个喷嚏，你会不自觉皱起眉捂上口鼻一样，也像那句传统的老话所说的，“久病床前无孝子”一样，我们会从身体上和心理上排斥得病的人，而这背后不单单是照料的劳累，不单单是对于一些扭曲体态的厌恶，还有最根本的恐惧，对于疾病剥夺生命或者生命活力的恐惧。
一次唾液飞溅可能造成的感冒都如此避而不及，那么如果是一起生活被传染的肝炎，以及一次亲密接触带来的艾滋病呢？对于我们来说，又将是多大的冲击和恐惧？而这些恐惧折射在这些病人身上，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身为感染科医生的于建新，每天所面临的正是这个。他在接触这些病患，也在接触他们的生活，接触这些他们以及这个世界对于疾病和传染病的看法。
《感染科医生》这本书，几乎每个故事都基于这种看法，从《被遗忘的母亲》中，一个因性侵而感染了艾滋病继而被子女抛弃的老妇人，到《楚岚君》中因为一个日常生活几乎不会传染的肝炎而被抛弃的少妇；从《恐艾症》中一次寻欢从此无休无止的恐惧自己得上艾滋病的中年人，到《应霜霖》中因为同性相爱患病最终遭遇村民乃至子女嫌弃的老人……这些故事是于建新为我们绘制的一幅关于感染性疾病的群体画像，我们不难理解他们的遭遇和他们的人生，也不难理解他们的结局－要么就此孤苦，要么就此死去。
《我是演员》将《最爱》这部电影再次推到观众眼前，而于建新的《感染科医生》让我们得以更加理解其中的故事和情感。当得意和琴琴两个人穷途末路，彼此相依，用自己的生命去拯救对方的生命的时候，在他们心底的是爱，更是对于那份对于他们的生命来说难得能有的理解和尊重。他们不怕死，在不被宽容和理解的世界里，他们怕的是失去那份唯一的懂得和平等的爱。
而这样的故事，在《感染科医生》这本书里，在感染科医生的世界里，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02.
谁能够给这些病患平等的尊重和对待？也许除了同病相怜的病友，就只有这些感染科医生。只有他们能够超脱世俗的偏见，站在生命的立场，给他们以公平的呼唤。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医生本身，也是遭遇歧视的群体之一。
2003年的非典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而2019年末至今尚未完结的新冠肺炎却让很多人刻骨铭心。黄文军、夏思思、彭银华、李文亮……这些名字都是身陷抗疫战争中再没能出来的医生。他们也许不是感染科的医生，但却因感染而死去。而这正是感染科医生每天都在面临的问题。肺炎、肺结核、艾滋病……密切地与携带传染性疾病的人群接触，时刻面临着被感染的风险。
只不过这些被感染的风险，不是医生们自己界定的，而是我们这些旁观者。《楚岚君》一篇中，支道了医生曾经对病患家属讲过这样一段话“楚岚君是乙肝携带者，我是健康人，我们已经一起共进晚餐两次了。再说，我做传染病临床近三十年了，每年体检，依然阴性……”
从中可知，日常的接触并不会造成疾病的传染，但最终楚岚君的男朋友还是离开了她，因为在旁观者看来，一万分的爱，也未见得能抵过万分之一被感染的概率，而世界那么大，何不找个健康人。
对于病患如此，对于每天与病患接触的感染科医生也是如此，在择偶这个问题上，哪怕他们听起来是高高在上的医生，在市场上，仍然只能以低价出售，甚至都难以出售。
那么他们的职业回报是什么呢？高收入吗？良好的社会地位吗？答案都不是，相反他们的福利待遇甚至低于普通的上班族。而且还有很大的被扣钱的风险，以及被患者所不理解甚至报复的风险。
《感谢信》一篇中，何小宝毕业轮转三年，定科一年，工资不到三千。他和支道了费劲心力拯救了一个濒死病人，得到了一百元奖金，却因病例上一个非原则性错误，被分别扣掉了一个月的奖金和一千块钱。
“难道一个病人的生命还不如一份简历？”听来可笑，但这却是他们的常态。
高风险，低收入，医患歧视，择偶歧视……这些看似不可思议的形容词，却是感染科医生们真实的工作状态，和所面临的真实的人生困惑。这也许不是单纯的机制造成的，这中间还有更加复杂的人性。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用自己毕生的经验和所学来给病人生命的保障，维护他们平等的尊严。
03.
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医生究竟该如何行使医学的使命成为了一个问题。这也是于建新想要在这本书中探讨的问题，什么才是个好医生。
我们通常理解的好医生，也许应该是全力拯救病人的生命，延长病人的寿命，但在某些时刻，这看起来并不人道，而医生也不得不为了减轻病患的痛苦，担负起那个“刽子手”的角色。
《尊严》一篇中，感染科林大宇的父亲因为弟弟林小宇一个疏忽，成为了植物人，身体紧接着爆发了一系列的感染性并发症，异常痛苦。林小宇终日活在自责的情绪里，辞职、离婚，放弃一切到医院当护工，照料父亲，弥补自己的错误。他希望父亲尽可能活得久一点，他就可以多补偿一些，但对于父亲来说，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煎熬。
这个时候医生的职责还应该是全力抢救一个病人吗？还是应该尊重病人想要安乐死的权利，给病人一个善终？这对于医生来说，也许是职业之外的，对于人性和道德的考验。
什么算是好医生，这个问题也许没有绝对的答案，好与坏不仅在于社会的评判，在于医疗体制的评判，也在于每个患者的评判。但就像《好医生》一篇中所描述的那样，每个患者对于医生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希望医生尽最大可能救治自己或者亲人，而有的人只是希望医生在医治病人时能给予更多的关怀与陪伴，甚至胜于对于治疗结果的要求。这也许也就构成了医患问题的本质，医生作为一个个体，他们需要调和的是社会群体与制度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更是生死与心理关怀两种最艰难的处境。而现实却是，医生只是一个人，一个会有失误，会考虑不周，会受知识和经验和感情限制的人，我们却要求他们像神一样，做好这一切。
所以，什么是个好医生？也许很多医生一辈子都无法说得清，更无法达到这个标准。
《感染科医生》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于建新在后记中这样写道，他认为《日瓦戈医生》是医生的最高经典，与《日瓦戈医生》相比，他的这部作品文学性、思想性和典型性都相差甚远。但在我看来却未见得。《日瓦戈医生》的诞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而《感染科医生》的诞生亦是如此，在这本书中所提到的也许更加契合我们的时代，以及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去理解和面对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于建新做到了，《感染科医生》也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