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3年2月，毛主席在杨尚昆和罗瑞卿的陪同下，前往安徽视察工作。在视察安庆时，地委书记傅大章说起高敬亭在岳西一带坚持革命斗争，群众仍在怀念他的事情，毛主席感慨地说：“高敬亭当年不应该杀......”
22年之后，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写信给毛主席，希望重新审理关于父亲的问题，毛主席在看过之后作出批示：
“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
抗战前后屡立战功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之后，高敬亭的家人惨遭国民党和地主民团的杀害，高敬亭遂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并于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乡苏维埃武装委员。由于他作战勇敢，再加上读过几年私塾，很快高敬亭就在革命斗争中崭露头角。
1932年11月红军反“围剿”失利之后，被编入红四方面军的高敬亭随军撤出鄂豫皖边区，红25军重建之后，高敬亭担任师政委，并率部辗转多地参加反“清剿”战斗。两年之后，高敬亭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开始领导皖西北地区的工作。
随后按照中央的指示，高敬亭着手开始重建红28军，在危机四伏的紧要关头，高敬亭肩负起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重任，将分布在几块苏区内的红军同志聚集起来，宣告红28军正式成立。
红28军刚刚成立，高敬亭就接到侦察员的报告，时任国民党政府财政厅厅长的余谊密回老家过年，还带有20多名武装人员。高敬亭当即和政委方永乐商量，决定派人连夜乔装潜入。2月25日红军战士奔袭200多公里，不仅处决了余谊密，同时还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弹药。
蒋介石听说这件事之后大为震惊，痛骂第十一路军总指挥刘茂恩是“饭桶”，并急电“剿总”指挥梁冠英“肃清匪患”。红28军很快深陷国民党反动武装25万兵力的包围之中，随着伤亡越来越严重，高敬亭意识到必须要扭转这一被动的局势。
1935年5月，高敬亭组织红28军的干部们召开会议，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会议上大家达成一致，决定发展地方武装力量，主力部队则跳出包围圈展开游击斗争。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高敬亭率部不但扭转了被动的局势，还直接导致梁冠英被撤职，卫立煌继任“剿总”指挥。
为了对付卫立煌，高敬亭组建了79支便衣队，分布在22个县进行游击斗争，他们白天秘密隐蔽，晚上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并发动群众配合部队作战。依靠这种方式，大别山游击战争形成了一套战略战术思想，为日后毛主席总结抗日游击战争经验提供了参考和素材。
高敬亭所组建的便衣队，就是后来为人熟知的武工队，他们成为游击根据地的保障，同时也是红军主力坚实的后方基础。在三年的游击战争中，高敬亭仅仅靠着这一支不足两千人的队伍，牵制了国民党数十个团，歼敌5000多人。
抗战爆发之后，高敬亭接到中央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命令，率先派人和“老对手”卫立煌联系举行“岳西谈判”，这是国共双方在统一战线尚未建立前的一次尝试，高敬亭保持和谈的诚心，同时也做好了反攻的准备，为后来国共谈判提供了经验。
1938年2月，江北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担任司令员，率领着这一支占据新四军三分之一的队伍，高敬亭持续东进抵达抗日前线，打响了新四军对日作战的第一枪，在蒋家河的接连胜利，让蒋介石都不得不感叹：
“四支队蒋家河出奇挫敌，殊堪嘉慰。”
在短短五个月的时间中，高敬亭率领第四支队和日军进行了数十次的战斗，不但收复了两座县城，同时也打开了各地抗日的局面，第四支队得到了迅速地发展，成为新四军中的一支劲旅。就在高敬亭将司令部设在舒城县的时候，他的悲剧逐渐开始酝酿。
思想问题逐渐暴露
按照当时的斗争形势，中央做出了“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作战方针，各个支队按照这一方针东进皖中，取得了不小的胜利，然而此时的高敬亭却按兵不动，没有执行中央做出的“向津浦路东进后挺近”的决定。
当时国民党军队察觉到新四军东进的意图之后，千方百计地阻挠新四军，妄图将第四支队挤出皖东地区，中央军委立刻再次要求高敬亭率部东进，并派张云逸前去督促高敬亭，同时将部分游击队改编，在皖中地区抗击敌人。
当时我军在安徽中部活动便利，毛主席对此事非常关心，电报询问张云逸到江北之事，并要求新四军多派部队到江北，交给张云逸率领过江。张云逸率军到达江北之后，很快和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的关系，并将当地游击队整编为江北游击纵队。
张云逸一边向第四支队的干部传达中央的方针，一边极力说服高敬亭执行，本应该立即率部东进的高敬亭，此时却开始有意拖延。一方面他不愿意将自己开辟的根据地拱手让给国民党，自己继续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另一方面他深受张国焘思想的影响，不愿意对国民党“委曲求全”。
在张云逸的督促下，高敬亭不情不愿地将部队从舒城推进到合肥大兴集一带，几天之后，高敬亭有借口治病带领手枪团和特务连返回舒城。第四支队的东进再次出现了阻碍，高敬亭的做法明显违背了党中央开辟敌后根据地的指示精神。
对于高敬亭在工作中犯下的严重错误无需辩解，由于他缺乏在平原战斗的经验，对于党中央的指示理解不透彻，再加上第四支队的不断壮大，战斗中屡屡得胜，滋生了高敬亭的居功自满情绪，不能正确处理自己和组织的关系。
随后中央抽调了一批干部抵达江北，成立了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江北的新四军，张云逸担任总指挥，徐海东担任副指挥，并再次命令高敬亭率部东进开展游击斗争，建立新的根据地。叶挺和张云逸等人来到第四支队驻地，当面对高敬亭说：
“东进方针是中央确定的，你必须执行。”
高敬亭听完之后沉默不语，叶挺让他将支队干部召集起来开会，在会上叶挺再次重申了中央的命令，动员大家理解并贯彻中央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想法，并要求大家表明态度。干部们纷纷举手表示支持，高敬亭在会上被迫举手同意。
虽然高敬亭在会上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但他内心其实并不愿意服从。会后他已经拖延着不下达东进的命令，叶挺以江北指挥部的名义，直接命令第七、第九团东进，高敬亭又背着指挥部命令第七、第九团停止东进。
此时发生的一件事直接导致高敬亭的悲剧。当时第七团团长、副团长趁机叛逃，公开投入了国民党桂系军队的怀抱，第四支队本就因高敬亭的原因东进困难，影响了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此时叛逃事件的发生，更是让这一情况雪上加霜。
在第七团两位团长叛逃之前，曾在战斗中趁机侵吞了不少的金银财物，生活腐化严重，由于他们二人都是高敬亭一手提拔起来的，因此组织上在研究二人的问题时，委托高敬亭去做二人的思想工作，结果此时二人突然叛逃，引起了部队对高敬亭的不满。
项英听说这件事之后，要求叶挺开展反革命斗争，在斗争中高敬亭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不断被揭露，项英当机立断，在部队中开展反高敬亭的斗争。
36年沉冤终得昭雪
1939年6月4日叶挺来到安徽肥东，派人请高敬亭率领手枪团赶赴指定地区，高敬亭安顿下妻子和九个月大的女儿之后，立刻率部赶往指定地区。刚一进门就被叶挺的副官带人抓了起来，高敬亭被弄得莫名其妙：
“我犯了什么错误？你们为什么将我抓起来？”
从此之后高敬亭每天在审讯中度过，除了承认自己在工作中思想方面有问题以外，对于别人说他“反革命”的罪行，高敬亭坚决不承认，但也许这就是他的悲哀之处，由于他平时居功自傲的行事作风，没有人将他的思想问题和“反革命”区分开。
随后中央下达了撤销高敬亭职务的决定，此后对于高敬亭的斗争更加残酷，在意识到自己凶多吉少的时候，高敬亭更加思念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在写给妻子的诀别信中，高敬亭表达了自己对革命工作的深深眷恋，并嘱咐妻子如果不能继续抚养孩子，就托付给老百姓。
6月20日项英以“反革命”等罪名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当局发出电报，要求枪决高敬亭。曾经蒋介石悬赏5万元缉拿高敬亭未果，高敬亭还极力反对桂系军队进入大别山，如今项英要处决高敬亭，蒋介石大笔一挥在电报中批示：
“照准！”
在高敬亭被处决前，叶挺多次询问机要人员，延安方面有没有回音，当拿到蒋介石的复电之后，高敬亭坦然地说：“死，对于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我是忠于工农革命的军人！”说完他将军帽端端正正戴在头上，站定向叶挺恭恭敬敬地行了最后一个军礼，叶挺还礼之后感慨地说：
“你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军人！”
在行刑的当天上午，高敬亭在被押赴刑场的途中，一连三次纵身跳入深沟，押解他的战士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将他从水里拖了上来，高敬亭又一头撞在沟旁的老榆树上，结果也未能成功。高敬亭不愿意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他用这种方式来为自己所受的冤屈抗争。
在被押解到龙泉河畔附近的河滩上，随着一声枪响，高敬亭就此离开了人世。其实在毛主席接到项英的电报之后非常痛心，高敬亭固然犯了思想错误，但毕竟对革命有过重大贡献，毛主席在复电中写道：
“争取教育改造四支队，对高敬亭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去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之改造与整理。”
然而中共中央的复电已经太迟了，等叶挺拿到的时候高敬亭已经被处决，当他看到电报的时候连声说：
“晚了！晚了！”
高敬亭牺牲之后，“反”高敬亭的斗争愈演愈烈，军部随即将第四支队分为两个支队，由徐海东和罗炳辉分别担任司令员。两位司令员正确看待高敬亭的功过，诚恳地对待原第四支队的战士们，鼓励他们继续革命斗争：
“高敬亭带领同志们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是有功的，虽然后来犯下的错误严重了些，但那是执行错误路线的错误，是思想认识问题，不是什么‘反革命’问题。”
经过两位司令员的思想政治工作，第四支队的战士们正确看待了高敬亭和自己身上的问题，放下了思想包袱，再次投身到抗日的战火之中。
1953年2月，毛主席在罗瑞卿和杨尚昆的陪同下，开始视察长江中下游各省，途经安徽时，地委书记傅大章陪同毛主席视察安庆、芜湖。在前往芜湖的途中，傅大章向毛主席反映了高敬亭生前在岳西一带坚持革命斗争，群众至今还怀念他的事情，毛主席感慨地说：
“高敬亭不应该杀，后来中央发了电报，可是已经为时已晚。”
1975年10月，在高敬亭牺牲36年之后，他的女儿高凤英给毛主席写信，询问自己的父亲究竟是不是“反革命”。不久之后毛主席就收到了这封信，当时身在病中的毛主席看过之后指示汪东兴向了解高敬亭事情的同志询问此事：
“以其结果告我。”
没过多久汪东兴将了解到的情况报告给毛主席，经过了解之后，从中央当时给新四军的复电来看，并没有查到其中提到同意枪决的事情。随后毛主席在汪东兴的报告上批示：
“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
在毛主席去世之后，他生前对于高敬亭的批示和所要求的讨论因此被搁置，整整过了半年多的时间之后，总政治部发出关于高敬亭平反的通知，指出高敬亭在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虽然犯有严重的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
“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批示，中央军委决定对高敬亭同志给予平反，并恢复名誉。”
不久之后国务院专门发文，追认高敬亭为“革命烈士”，1980年4月，高敬亭的遗骸在合肥青龙厂被找到，并在合肥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国内一些报刊相继刊登了高敬亭的革命事迹，让人们更全面地了解高敬亭。
2002年年末，合肥大蜀山文化陵园为高敬亭烈士纪念铜像举行了揭幕仪式，随后铜像被安放在“敬亭小学”，这里是由10位原新四军第四支队老战士资助援建的希望小学，在铜像的基座上，分别刻有李先念在1988年题写的“纪念高敬亭牺牲五十周年”和徐向前题写的“坚持鄂豫皖武装斗争未断，功昭大别山，业绩永存史册”。
至于高敬亭被错杀的主要责任在谁，这些年来存在很多说法，历史的真相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无论责任在谁，高敬亭最后得到了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功大于过。高敬亭36年的沉冤终于得以昭雪，他再一次令世人所回忆和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