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新中国建国初期，国民党反动派势力依旧十分猖獗。2月5日，一名解放军师级干部在经过龙潭寺的时候，惨遭当地匪徒的杀害。中央得知后大怒，立即出动了近150万余人的兵力解决此事。这名市级干部究竟是何方神圣？他的死揭露了一个什么问题？中央为何不惜出动如此大规模部队解决此事？点个关注马上开讲！
这名师级干部名叫朱向离，出生于陕西省平遥县的一个小山村，他的父亲朱存正是一名前清秀才，曾参加过中国同盟会。受到父亲和兄弟的影响，朱向离在13岁的时候便有了向往革命的念头。五卅惨案后，年仅14岁的朱向离参加了村里的宣传队，开始下乡演讲，为同胞做贡献。
父亲去世后，朱家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朱向离无奈之下只能辍学打工，但他的母亲明白他一心向学，于是便允许他继续上学了。朱向离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学习成绩相当优秀，还有着很深的爱国情怀，成为了一名进步青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朱向离参加了成成中学的拓荒社，开始研究社会科学，投身到学生运动中去。
1933年4月，朱向离几经波折，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党员。同年五月，朱向离前往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军政训练班学习，由于身份的原因，阎锡山宪兵对朱向离十分关注，朱向离只得用教师的身份活动，躲过了反动派的抓捕。1936年2月，朱向离不幸入狱，敌军看着面容清瘦的他，开始对他施以审问。不管敌人如何威逼利诱，甚至施以酷刑，朱向离都紧咬牙关，没有说出任何情报，直到西安事变之后，他才被营救出来。
1940年的冬天异常寒冷，朱向离的生活也变得异常艰难。在百团大战中伤亡惨重的日军开始变本加厉地扫荡。次年，朱向离接到命令，化名为张文成，以商人的身份来往于抗日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收集情报，这是抗战期间最艰难的一段日子。
朱向离的敌人不仅是日寇，还有国民党的特务，他处变不惊，终日周旋于各个人物之间，搜集了大量情报。在这段时间，不是没有人怀疑过朱向离的身份，曾有一个日本人注意到他额头上的帽印，装作不经意地问他：
“朱经理额头上的这道印子，像我们这样戴军帽的人才会有的唷。”
朱向离明白他的意思，灵机一动，答道：
“是呀，像我这样的人，没有军帽戴，还有草帽戴啊！”
言罢，朱向离又说起自己的老母亲，称自己是为了给家里监工，才晒出了帽子的白印，这才骗过了日本人。
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朱向离凭借自己的才智，为组织的工作作出了极大贡献。1949年12月，成都成功解放后，朱向离担任军事总指挥，开始对当地的部队进行整改工作，但由于当地残存的特务分子的破坏，整改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
1950年2月，朱向离从石板滩镇回成都，彼时，他被任命为解放军第178师政治部主任，为了保护他的安全，组织派了8名警卫员随行。就在一行人途经龙潭寺的时候，遭到了数百叛匪的包围。八名警卫员为了保护朱向离，和敌军展开了激烈战斗，无奈寡不敌众，最终全部牺牲。而朱向离也没能逃过追兵，不幸被捕。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朱向前始终紧咬牙关，除了痛骂匪徒的无耻外，一个情报也没透露。当晚，穷凶极恶的匪徒将他残忍杀害后，便随意埋在了水塘岩壁上，等到部队找过来时，竟发现遗体上有数不清的伤痕，光枪伤就有24处，可见敌人的手段之恶劣。
龙潭寺惨案发生后，西南军区立即向中央发去急电。中央对朱向离的逝世表示悲痛的同时，更对敌人的残忍行径表示愤怒。龙潭寺惨案的始作俑者名为李干才，他与国民党特务勾结，在当地招兵买马，组建了一支“反共保民军”，在西南地带活动十分猖獗，在害死朱向前后，他对四川省其他地区的解放军工作队展开了攻击，还切断了6条与成都相连的公路。
1950年4月16日，李干才与好友徐银生走在一起，谁知徐银生突然掏出枪，将他击毙了。事实上，徐银生早已被策反，打算戴罪立功，最终，他成功被从宽处理，判处了无期徒刑。有了他这个例子，当地许多匪徒都开始自首，想要谋一条生路。朱向前的死，不只是李干才或者几个匪徒的问题，而是整个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叛匪猖獗的问题。
龙潭寺惨案，是四川乃至全国发生大规模暴乱的开始，也让中央意识到了西南匪患的问题。1950年3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剿灭叛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中央下达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全国范围的剿匪行动就此展开。
西南军区从政治攻势、军事打击和发动群众三个方面对当地匪徒展开了反复清剿。直至1950年6月初，在全体军民的努力下，全国的武装匪徒大部分已经被剿灭，共计98万余人。到了1953年年底，西南地区的剿匪行动正式结束，共计剿匪116万余人，其他地区也取得了剿匪行动的最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