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您别作揖，我承受不起......”刘亭亭抱着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母亲王光美，眼泪顿时夺眶而出。
2006年7月，弥留之际的王光美已经说不出话，她躺在病床上用殷切的目光看着女儿刘亭亭，似乎在交代些什么事。刘亭亭从母亲的目光中读懂了她的心思：
“妈妈放心，您做的事情，我一定会帮您做下去。”
“我要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还拥有8000万贫困人口急需得到救助，其中贫困母亲是这些贫困人口中一个特殊存在的社会群体，她们大多数生活在偏僻的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既没有收入来源，也享受不到基本的社会福利。她们当中大多数是文盲，其中还有一半以上患有妇科疾病。
为了帮助这些贫困母亲摆脱生存现状，让她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以及中国人口报社联合发起成立了“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帮助贫困地区计划生育家庭的贫困母亲脱贫致富。
时任计生委主任的彭佩云当时给已经74岁高龄的王光美写信，讲述了这一公益活动的情况，当时需要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为活动挂帅，因此大家一致想到了王光美，并请彭佩云代大家询问王光美的意见。
彭佩云和王光美很早就相识，二人关系也非常好，但对于王光美是否愿意接受大家的请求，彭佩云心中并没有太大的把握。在王光美重新开始工作之后，已经拒绝了不少“官职”，对于一些挂名“会长”、“顾问”之类的“荣誉”，王光美也是一再婉拒。
在信件发出几天之后，王光美亲自给彭佩云打电话，爽快地答应了大家的请求，自己愿意为“幸福工程”当一名“义务打工者”，而且王光美还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不任虚职，自己要在活动中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当时王光美还没有考虑到，这项公益救助活动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且没有政府拨款扶持，一切都需要靠自己来四处呼吁募集筹款，作为活动的领头人，还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多年之后曾经有人问过王光美，为何当时会答应这件“苦差事”，王光美回答说：
“我去贫困地区看过，那里的生活条件真的挺苦，一个母亲本身就很累，再加上贫困，带孩子比别人更加困难。”
1995年1月，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幸福工程”组委会正式成立，宋平、谷牧等人担任名誉顾问，王光美出任组委会主任。当时政府发给王光美2000元过年钱，她毫不犹豫地拿了出来，全部捐给了“幸福工程”，并号召大家一同捐款。
次月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幸福工程”的启动仪式，这个以“治穷、治愚、治病”为宗旨的公益救助行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王光美代表组委会上台发言：
“我以一个普通母亲的身份向全社会呼吁，希望大家行动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贫困母亲献上一份最诚挚的爱心！”
王光美的发言让启动仪式的气氛非常热烈，在王光美的号召下，很多人积极响应当场捐款，一位来自农村的女士甚至直接将两万元现金交到了王光美的手中，王光美紧紧握着她的手说：
“我从没拿过这么多的钱，我替贫困母亲感谢你！”
“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做什么？”
“幸福工程”启动初期，仅仅筹集到了100多万元的善款，对于这些钱王光美进行了筹划和思考，并亲自确定下首批“幸福工程”的项目试点：贵州普定县、陕西大荔县、甘肃礼县、安徽潜山县等，募集到的100多万元善款最先送到了这些地区贫困母亲的手中。
为了更好地了解情况，王光美亲自考察了这些贫困地区，每到一处她从不借机游览，而是深入到贫困母亲的家中，亲自了解贫困母亲的现状，给那些在困难之中的母亲送去温暖。1995年秋天，王光美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冒雨来到陕西大荔县调查“幸福工程”的实施情况。
当王光美走到贫困母亲王尚英的家中，王尚英的婆婆正坐在炕上，披着一件破棉袄不停地咳嗽，身上还盖着一条又破又脏的被子。王光美赶忙走到炕边，给王尚英的婆婆系好衣服的扣子，亲切地拉着手询问她的病情。
王尚英满面愁容地告诉王光美，自己的丈夫早年因为肝病去世，当时为了给丈夫和婆婆治病，家里欠下了一万多元的外债，眼看着自己的女儿已经20多岁，却因为家境贫困没人敢娶，生怕被拖累。王光美听到后起身安慰说：
“24岁不算大，我结婚都26岁啦，别着急，我们会想办法让你过上好日子，这么漂亮的女儿还愁找不到婆家？”
王光美的一席话让王尚英母女都笑了，她们从王光美那里看到了希望。转年王光美再次委托工作人员看望王尚英一家，并带去一些资助。在大家的帮助下，王尚英全家人的生活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女儿也都顺利出嫁：
“我们全家人都把王妈妈当作亲人，我们想念她！”
贫困母亲对自己“王妈妈”的称呼，让王光美感到格外的幸福，自从挂帅“幸福工程”之后，她曾经多次带病到山区看望贫困母亲，亲自走访了多个“幸福工程”的项目点，她的女儿刘亭亭听说母亲担任组委会主任10年走过的地方时都感到吃惊：
“她的肺一直就没好过，一直有病。她去了那么多地方，我们都没想到。”
除了亲自到山区调查，王光美还在自己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积极参加有关于“幸福工程”的会议，亲自参与讨论，指导工作。每当工作人员汇报结束之后，王光美总会问一句：
“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做什么？”
经过实地考察之后，王光美为募集的善款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办法，确立了一套完善的救助模式，成为有别于一般扶贫工作的鲜明标志。它最大的特点是将善款作为贷款而不是救济金，促使贫困家庭积极生产劳动，按期还款。
而且救济金是直接交到贫困母亲手中的，避免了中间环节，减少出现问题的概率，同时组委会还帮助受助者选择投入少、见效快的生产项目，让贫困母亲短期内获得成功，尽快还款之后去帮助其他的贫困母亲。
自从当上了组委会主任之后，王光美就将“幸福工程”当成了自己的事业来干，即使在日常的生活中，她也经常将“幸福工程”的事情挂在嘴边。有时候王光美参加宴会，总是会情不自禁地说：
“这一桌省下来，又能救助一位贫困母亲。”
有一次工作人员向王光美汇报工作，发现她精神有些疲倦，便关切地询问她是不是不舒服。王光美说前一天晚上刮大风，她就想到自己曾经在陕西大荔县走访过一户人家，房顶漏雨，现在又刮起了这么大的风，她担心的一夜未眠。
同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在王光美的身上，有一次王光美正在参加会议，突然听到外面刮起了大风，她马上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担忧地说：
“陕北刮大风，不知道会把哪家的房顶掀没了，应该去看看了。”
为了呼吁更多人关注贫困母亲，号召大家奉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王光美特地创作了歌词《为了孩子为了母亲》，后来这首歌词谱曲之后成为“幸福工程”的“会歌”，被广为传唱。
"感谢你支持我"
1958年王光美的母亲董洁如搬进了中南海，当时董洁如带了一些自己的东西，其中还包括六件祖传的瓷器。1996年的时候，王光美在报纸上看到拍卖个人收藏文物的新闻，立刻动起了拍卖这六件祖传瓷器的念头。
当时她拿出这六件瓷器，问女儿刘亭亭值不值钱，刘亭亭说如果是真的古瓷器应该很值钱，王光美便将自己想要拍卖换钱，捐给“幸福工程”的想法告诉了女儿。刘亭亭知道这些瓷器是外婆留下来的，心里十分不舍却又不敢反对母亲。
刘亭亭带着这些瓷器找到一位古玩专家，鉴定之后果然是真品，而且价值不菲，都是宋、清年间的古瓷器。按照母亲的嘱托，刘亭亭将这六件古瓷器全部交给了拍卖行，得知这六件瓷器的来历之后，拍卖者踊跃竞价，最终六件拍出56.6万元，王光美全部捐给了“幸福工程”。
当时刘亭亭想留下一件瓷器作为对外婆的纪念，就花了8.8万元拍下了一件带回了家，王光美奇怪地问女儿不是都卖出去了吗，这怎么还带回来一件，刘亭亭将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告诉了母亲，王光美听完有些惋惜地说：
“你想留，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你也没征求我的意见。”刘婷婷没有多说，正要转身离开，王光美叫住了她，郑重地对女儿说："感谢你支持我！"
王光美拍卖私藏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位外国记者慕名给王光美打电话，直截了当地问她，捐献母亲留下的东西不心疼吗？王光美说自己看到还有那么多贫困母亲在受苦，自己的心里更痛，况且自己的母亲从小就教育她要有爱心：
“我妈妈从不看重私有财产，她有一颗博大的爱心，我这么多，也是符合她老人家一贯精神的。”
后来王光美和身边人说起自己捐献母亲留下的物件时，还说了一番更加动情的话：“除了还母亲的一个愿，也是念少奇的一份情，少奇最后连自己的骨灰都撒了，我们活着的人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的呢？”
自从开始为“幸福工程”工作之后，王光美开始频繁地捐款，甚至到后来发展成每个月的工资除了必要开销，也全部捐掉。以至于和她一起生活的保姆赵淑君不得不代替她保管工资，每个月只给她50元零用。
没有办法捐款，王光美就将自己家里暂时不用的东西拿出去捐献。据刘亭亭回忆，一到冬天家里的被子总是不够用，有时候自己去年买的被子，到今年就已经找不到了，一问赵阿姨，才知道也被母亲拿去捐了。
儿女们孝敬王光美，经常给母亲一些零用钱，结果王光美一拿到手立刻就捐了出去。有一次刘亭亭因有事需要打一个国际长途，情急之下用了公家为母亲配备的电话，打完电话之后王光美要她将电话记下来，以备日后自己付费。
刘亭亭二话没说将电话登记在册，第二天就交给母亲500美元，王光美知道这是女儿借机孝敬自己，一个电话怎么能用得了这么多钱，但王光美却欣然将这笔钱收下，第二天就让秘书将钱送到组委会，给工作人员买个微波炉热饭，剩下的再买成办公用品。
王光美积极捐款的善举也形成了极大的社会效应。在拍卖古瓷器不久之后，组委会就收到一封天津某监狱寄来的信件，是13名女犯人联名写来的，其中还随信寄来1300元钱作为捐赠。王光美看到信之后大为感动，亲自回信感谢她们的善举，并鼓励她们早日成为对社会和家庭有用的新人。
香港的陈君实听说王光美的义举之后，多方打听“幸福工程”组委会的联系方式，慷慨捐赠50万元，印尼一位做佣人起家的老华侨，也毫不犹豫地捐赠了30万元。四川一位老工人为王光美的举动感动，捐出了自己身上仅有的8元钱，而他的妻子当时正身患癌症，王光美得知后对大家说：
“可别轻看了这8元钱的含金量。”
“给我拿笔.....我还写......”
“幸福工程”这一项工作，王光美一做就做了10年，由于年事已高，王光美在2005年辞去了组委会主任一职，但她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幸福工程”的事业发展。
在2002年的时候，81岁的王光美不慎摔断了大腿骨，鉴于她的身体情况，医院为王光美采取了保守治疗。在“幸福工程”十周年之际，王光美坐着轮椅出席了纪念活动，她无力讲话，只能一再拱手向身边人致意，感谢大家的支持，这也成为王光美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2006年在“幸福工程”举办的慈善晚宴上，王光美写给“幸福工程”的手迹“布德行善，奉献爱心”拍卖了20万元，并全部捐献给“幸福工程”。当时王光美已经因病住进了北京医院，当她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挣扎着起身对医护人员说：
“给我拿笔......拿笔......我还写......”
当医生下达病危通知的时候，王光美已经因病重而无法用言语表达，她只能用殷切的目光注视着女儿刘亭亭，刘亭亭从母亲的眼神中读懂了她想表达的意思，心疼地走到床边对母亲说：
“妈妈放心，‘幸福工程’的事，我一定会帮你做下去。”
听完女儿的话，王光美吃力地抱起双拳向女儿作揖，刘亭亭紧紧搂住母亲，眼泪夺眶而出：“妈妈，您别作揖，我承受不起，幸福工程是您的事，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10月13日凌晨，刚刚过完85岁生日的王光美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在王光美去世后的五天中，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毛主席的女儿、儿媳和孙子等人第一天就赶到灵堂吊唁，毛主席的外孙王效芝受母亲的嘱托，每天都留在吊唁厅为王光美的孩子们帮忙。不少受到王光美关心的干部群众都赶来吊唁，灵堂外的花圈几乎占满了整个广场。
就在王光美去世后的第五天，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第二届“中国消除贫困奖”，王光美作为“一位经历坎坷的伟大母亲”，“幸福工程”的发起人，被授予成就奖。11年来，“幸福工程”在全国设立了389个项目点，累计投入资金3.1亿元，救助贫困母亲及家庭15.4万户。
在王光美去世前，就不止一次地对儿女们说，自己年纪大了，没有精力去做事了，但幸福工程还要继续，而且还要做好。虽然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但幸福工程也是他们的事业，她希望儿女们能把幸福工程做大做好。
刘亭亭在母亲去世之后，接过了母亲的传承，担任幸福工程组委会副主任。在短短的四年时间中，刘亭亭组织参与了四次慈善晚宴，筹得善款1344万元，其中还包括母亲王光美生前的积蓄和抚恤金等15万元，真正做到了对母亲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