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8年1月埃德加·斯诺的名著《西行漫记》出版之前，外国人对毛泽东这个共产党领袖，一直都是既好奇又害怕。
好奇是因为在《中央日报》等国民党媒体的报道下，毛泽东和朱德等红军，对百姓似乎具有天大的号召力。为了抓到毛泽东，蒋介石甚至开出了天价的赏金，从1930年的五万大洋，到1934年的25万大洋，他对毛泽东的恨似乎与日俱增，深入骨髓，却又总抓不到他。
因为这些匪夷所思的报道，外国人对毛泽东充满了好奇，好奇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另一方面，他们又很害怕，为什么？因为在这些报道中，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领袖，似乎具有丑陋不堪的外表，身患“肺痨病”，有傲慢无礼的性格，是典型的“自大狂”，甚至“包里随时装着土炸弹”。
国民党媒体的这些刻意黑化的文字描述，让没有见过毛泽东的西方记者，心里是十分畏惧的。比如斯诺在去陕西保安之前，身上打了能打到的几乎所有防疫疫苗，因为此前报道中，延安被描述成了一个非常脏乱差的地方。
▲1937年初党中央进驻延安城
其实不光是外国人，当时就连国内的国统区民众，也具有相似的印象。比如黄炎培就曾在他的著作《延安归来》中写道，他在去延安之前，一直以为中共领导人都是飞扬跋扈的傲慢形象。
于是，就在这种既好奇又害怕的矛盾心理下，从1936年7月开始，埃德加·斯诺等一大批西方记者，冲破了国民党的重重军事封锁，来到了陕北重镇延安，见到了真实的毛泽东。
直到这时候，他们才终于明白，之前所看到的所有关于毛泽东的描述都是假的，真实的毛泽东是他们以前从没有见到过的真正的领袖的样子。
在这些西方记者中，有不少都跟毛泽东结下了深厚友谊，比如著名的3s，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因为毛泽东，他们深深爱上了中国。
斯诺晚年在瑞士留下遗嘱，要求死后将骨灰的一半葬在中国，他在毛泽东心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斯特朗在72岁的时候冲破重重阻力，到北京定居，85岁去世后被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而爱泼斯坦更加“特殊”，他在42岁时加入中国国籍，49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死后也被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这三个人只是当年访问延安的西方记者中的代表，之所以对中国如此热爱，还是因为在抵达延安后，看到了他们从未想象过的毛泽东的真实一面。
▲斯诺拍摄的毛泽东
外在形象
首先说一说外在形象。
从1936年7月第一个访延的美国记者斯诺，到1946年9月最后一个访问延的美国记者斯蒂尔，大约20名西方记者都对毛泽东外在形象有不同的描述，但总结下来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质朴。
其实这个外在形象，毛泽东一直保持到了晚年，但在延安时期，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比如物资稀缺，经济穷困，这个特点显得尤其突出。
比如从着装上说，1936年7月斯诺访延的时候，毛泽东身上穿的是土布制服，肩上配的是普通红军战士的红领章，到1944年福坦因访延的时候，毛泽东身上穿的依然还是“敞开领子的土布上衣”，十分宽松的大褂子。
相较于国统区军官的光鲜亮丽、一尘不染，毛泽东的朴素甚至打满补丁的着装，给这些记者留下了良好的形象，因为这与他的强大军事政治能力，形成了太强烈的反差。
▲毛泽东身着土布衣衫，神采奕奕地讲演
再比如从身形上说，毛泽东给西方记者留下的印象，普遍都是身材高大，体格魁梧，眼神深邃，炯炯有神等。
比如斯诺1936年第一眼看到毛泽东，是这样描述的：“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鹳骨突出。”
比如斯特朗1946年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这样描述的：“毛泽东身材魁梧，毫无拘束，举止像美国中西部的农民”“在乱蓬蓬的浓黑头发的下面，高大的前额和敏锐的眼睛表明他的思想活跃，富有洞察力，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注意。”
比如福尔曼1944年见到毛泽东，是这样描述的：“他那副长着两道非常高起眉毛的脸，由于两只惊人的富于表情的眼睛，呈现得非常活泼。他很爱笑，他轻轻地讲着话，在好气方面却有点孩子气。”
通过这些记者的笔触，我们见到了毛主席不常展现的另一面。
比如他会在跟记者聊天的过程中，发现记者的桌子略微晃动，随手找到一个小石头垫在桌角下。
比如他会在跟记者谈话中，神态自若地松紧裤腰带，也会因偶然抓了一只飞蛾而高兴地笑起来。
比如他在采访中非常喜欢发问，总是带着一种询问对方的语气说话，从不回避记者的问题，也不会提出要求修改记者的采访稿，总是会跟记者开一些无拘无束的玩笑，虽然他们之间隔着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比如他很喜欢抽烟，即使面对记者也不克制，总是一根接一根，烟瘾极重，甚至还会邀请记者抽当地的土烟，会在吸烟时会发出一种在西方记者看来十分奇怪的声音。
总之毛泽东当时的外在形象，在这些记者看来，根本不像是一个中国第二大党的领袖，甚至跟一个普通百姓无异，他总是表现出最真实的样子，毫不伪装，既不在意外界对他的诽谤，更不在意衣服有补丁和饮食极寡淡。
据斯诺的妻子回忆，斯诺在结束四五个月的延安之行回到北平后，“胡子拉碴，又累又饿，香烟、咖啡、鸡蛋、牛奶没一样不馋！”
▲斯诺与毛泽东
内在形象
除了外在形象的描述，我们更关心的还是内在形象，比如西方记者眼中的毛泽东，是怎样的性格，具备怎样的能力。
关于性格，许多记者都提到了“平易近人”这个特点，这和他们普遍认为的中国“君主”形象大相径庭。
在以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皇帝”或“君主”普遍都是居高临下，皇恩浩荡，民众对君主的崇拜近乎狂热，但当他们看到延安的毛泽东后，却完全没有感受到这些。
比如福尔曼提到了一个生活细节，他在采访毛泽东的时候，小孩子可以随意进出他们的窑洞，还会冷不丁冒出来，注视客人几分钟，然后拿走桌上的一块糖，飞跑出去，而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毫不在意，不动声色，好像根本没注意到这些小孩子的举动。
比如斯诺写到，毛泽东总是非常自在地站在街边跟农民攀谈，身边没有警卫员，似乎毫不在意国民党为了抓捕他已经开除了高额赏金。
▲毛泽东接待来访延安的客人
关于能力，不同记者对毛泽东的能力，进行了不同的描述。比如斯诺对毛泽东的记忆力印象深刻，他对几十年前在老家湘潭的生活细节，以及在长沙师范读书时的细节，都记忆犹新，描述细致。
虽然是初次接触，但斯诺很快便发现毛泽东“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
毛泽东常常连续十四五个小时不停地讲话，在窑洞里踱步，只在吃晚饭的时候休息片刻，然后会继续跟记者讲，滔滔不绝，似乎永不疲倦，有时记者已经疲倦不堪，但毛泽东依然讲话清晰，神态自然，不见倦色。
“直到凌晨3点，当我站起来离开的时候，我感到意识不清、四肢发麻、眼睛发胀。而毛泽东还像下午时那样精力充沛，讲话有条有理。”
毛泽东说话常常不紧不慢，论证逻辑有力，非常善于提出和分析问题，对国际形势能给出有力的推断。
比如爱泼斯坦曾写道：“毛泽东很会听人家说话，从不打断别人的话。我讲的话，有些是他感兴趣的，有些是他不感兴趣的，但他总是耐心地听。毛泽东很会分析问题，说话很有分量，很幽默，生活朴素，性格活泼。”
毛泽东的雄辩论述和诚恳态度，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与第一次见面时的质朴外在，又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从外在看，毛泽东像是一个普通的农夫，但从谈话内容看，他又是一名真正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具有不可匹敌的领袖魅力。
“在预测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一直是准确的。在1936年，他预言了未来的中日战争的过程和战略发展，而他的关于游击战术的著作，曾经激发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卡尔逊和英国的温格特将军等人......”
简而言之，当真正抵达延安，亲眼见到并与之深入交谈后，西方记者发现毛泽东完全不是曾经在国民党报道里的“流寇”“土匪”，而是一名博学多知、平易近人、衣着简朴、工作能力极强的领袖。
▲毛泽东与来访延安的记者合影留念
记者通常都具有敏锐的“嗅觉”，面对这个惊人的“发现”，他们不遗余力地对此进行了报道，绝大多数人都出版了相应的访延著作，比如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中国战歌》《伟大的道路》爱泼斯坦的《人民之战》，等等。
幸运的是，通过这些西方记者的著作、演讲和新闻报道，我们也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一下子涤华了此前国民党媒体对共产党领袖的刻意黑化和不实报道，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比如白求恩曾说过，“假如你要问我为什么来到中国，就请认真读一读爱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
比如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共的了解就始于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并因此调整了对华政策：由“扶蒋”改为“扶蒋联共”。
比如斯诺之后访延的记者，几乎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西行漫记》这本书，而产生了访问毛泽东的强大兴趣和决心，他们迫不及待想要到延安采访毛泽东，对延安没有了此前的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