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一千岁了。
说到王安石，一千年来，人们对他的指摘，无外乎两方面： 一是变法的是是非非，二是生活习惯和治学风气。 我们先谈谈“二”，再引申到“一”。
王安石的变法惊天动地，但他的日常生活确实很邋遢。
在扬州签判任上，知州知府韩琦前来视察。中央大员亲监，作为地方官，王安石当然不能放过这次难得的见面机会。可是，他急匆匆赶来，不修边幅，衣冠不整。韩琦以为他沉迷鸳鸯蝴蝶梦，睡过了头，便苦口婆心地一番教育。其实，王安石只是秉烛夜读，直至拂晓才小睡片刻。他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学习，而非自我修饰之上。
进京做官以后，他的邋遢习性依旧未改。有次坐在府宅门口读书，由于衣衫褴褛，竟然被登门的客人误以为是看门人，还被使唤去屋内通禀，闹出笑话。
当然，他这邋遢的毛病倒未必总是坏事。
一次，王安石的夫人吴氏借了公家一把椅子，一直忘了归还。
这种小事，王安石也不愿拉下脸来提醒夫人。于是，他耍了个小心眼，自己穿着邋遢，就在这把椅子上坐了一会儿。吴夫人最看不惯自己夫君这副德行，马上就让人把椅子拿走了。
民以食为天。说到吃饭，王安石的习惯也很奇特。一次，有人告诉吴夫人，说她丈夫吃饭时不吃别的菜，只吃鹿肉丝，直至“光盘”。吴夫人听罢，笑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什么地方了？”大家说：“摆在王大人面前啊。”夫人笑而不语。第二天午餐时，夫人把菜的位置换了一下，王安石面前变成了一份青菜，鹿肉丝则摆得很远。结果，青菜“光盘”，鹿肉丝一口没动。原来，他只吃眼前的菜，其他菜一律不闻不问。
这些异于常人的“怪癖”，塑造了有血有肉的王安石。也正是生活上的“不讲究”，使王安石能够全身心投入到变法事业，谱写了北宋王朝波澜壮阔的一段历史篇章。
王安石的为官履历是比较完整的。父亲王益做过临川军判官，王安石从小就受到较为正统的中低级官僚家庭熏陶，既熟悉官场基本游戏规则，又“接地气”，了解民生疾苦。在科举考试高中进士后，他放弃了在京为官的机会，历任淮南节度判官、鄞县（鄞州区）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等地方官，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既饱览名山大川，写就不少佳句，又熟稔地方民情，洞悉社会弊病所在。
因此，当他结束十六年各地宦海生涯，回到京城担任度支判官后，便有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这份万言书总结了他多年的为官经历，指出了国家积弊日深的现实，即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又一针见血地指出病灶所在，即为政者不懂法度。他开出的药方，则是在效法古圣先贤之道的基础上，改革制度，不拘一格降人才。
王安石的万言书，点到了北宋中叶社会问题的病灶所在。他的眼光和智慧，多少有其父亲的影子。当年父亲王益当基层官员，属地有士兵串通，准备哗变。由于城内守军人数较少，难以抵挡，官员们听说此事，都胆战心惊，唯有王益不动声色。当天夜里，他派人秘密潜入军营，将带头闹事的五个士兵抓走。一场兵变就这样流产了。王益临阵不乱、抓大放小的思维习惯，给了王安石很大启发。
虽说问题讲到了点子上，可此时上书，显然有点“不讲政治”。
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为了改变唐末以来藩镇割据带来的皇权旁落、政权更迭的局面，打出了一套“矫枉过正”的中央集权组合拳。
简单说来，就是将相权一分为三（同平章事、枢密使、三司使），军权一分为二（兵部、枢密院），禁军主帅殿前都点检的权力一分为三（殿前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地方官权力一分为三（无权的节度使、实权的文官知州、管财政的诸道转运使）。
此外，赵匡胤还大量增加禁军员额，每逢灾荒年景，就招募破产农民入伍当兵；扩大开科取士的名额，增加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机会；将禁军由皇家卫队发展成战略常备军，主力驻扎在京城附近，地方上仅有装备和待遇较差的厢军布防，只能担负维持地方治安和运输救灾等责任，从而形成头重脚轻的军事部署格局。
由此可见，赵匡胤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就是通过分权形成权力互相制约，削弱地方割据的财经和行政基础，从而将最终决策权收归皇帝；通过分享吸纳更多资源进入统治集团，扩大统治基础，减少地方叛乱和割据的可能性。分而治之，分而享之，成为他克服国家分裂危险、走向集权统一之路的核心思路。
事情都有两面性，这么做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分权催生了大量新机构和新官职，有的有职无权，有的职能重复，推诿扯皮现象层出不穷。当时的官职分为三类，荣誉头衔、恩荫官和差遣官。只有差遣官是办实事的，其他两类则分别属于功臣和官二代。由此形成所谓“冗官”。
——禁军大量征兵，却因防范武将而把指挥官和士兵截然分开，部队驻地频繁更换，战时临时委任元帅，临时调拨部队，临时授予阵图，要求打仗必须按阵图作战，不能随意更改作战计划。这样一来，“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不仅仗打不赢，而且由于这些士兵都是领军饷的雇佣兵，跟府兵制条件下的义务兵差异巨大，朝廷养兵负担沉重，形成所谓“冗兵”。
——每年花在养官、养兵和支付皇室奢华开销的费用，多如牛毛。相比之下，给契丹、西夏的岁币就显得很少，相当于朝廷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了多年和平。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大额支出，被称为“冗费”。
“三冗”不除，朝廷就有可能一直“积贫积弱”，直至肌体溃烂。
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曾掀起一轮改革。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范仲淹陈述了他的改革政纲，包括澄清吏治、改革科举、整修武备、减免徭役、发展农业等，涉及面广泛，也取得了诸如精简机构、科举务实、破格提拔特殊人才等积极成效。然而，革新搞了一年多，被扣上了“朋党”帽子而污名化，最终归于失败，突出体现了北宋中叶既得利益集团抵触改革的客观现实，以及变革面临的巨大阻力。
范仲淹的改革，是冲着“三冗”去的，但为什么形同昙花一现，迅速失败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在努力改变北宋君臣的思维定式：祖宗家法。宋太祖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被当作祖宗家法延续下来。任何胆敢做大尺度改动的，都会被视为异类。在祖宗家法的荫蔽下，很多既得利益者已经习惯原有的生活节奏，不希望新的变革打破他的宁静生活，以及剥夺他的既得利益。
范仲淹输了，却开了王安石变法的风气之先。
跟范仲淹相比，王安石是幸运的。一个有梦想、有追求、有主见的皇帝（宋神宗），一个没有迫在眉睫的内忧外患的宽松环境，给了王安石大展拳脚的足够空间，甚至允许他犯错、试错。面对“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的危局，王安石挺身而出，勇敢挑起了这场世纪中国改革运动的重担。
在宋太宗赵光义的子孙中，怯懦者居多，敢作敢为者罕见，宋神宗赵顼算是这罕见者中的一员。熙宁元年（1068年），他走上前台，梦想着革新弊政，建功立业，中兴大宋。他曾经全副戎装，召见范仲淹改革的成员富弼，希望这位当年力主改革的老臣能助自己一臂之力。可他感受到的，却是另一个富弼：不再积极进取，而是心灰意冷，墨守成规，成为既得利益者，反对皇帝富国强兵、对外开战。宋神宗颇为失望，举目四茫茫，满朝文武，竟找不到变法图强的知音。
当年，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呈送得很不是时候。
宋仁宗不仅年事已高，进取心衰退，而且家务事缠身，无暇旁顾，处在一种得过且过的混沌状态。可是，这份万言书却给王安石打上了改革派的标签。因此，有人将他推荐给宋神宗。君臣问对，一拍即合。从政经验丰富，又是改革派，这不正是宋神宗需要的股肱之臣吗？
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呈送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全面阐述了宋初以来国家太平无事背后的社会危机及其病灶所在，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期望宋神宗有所建树。次年二月，王安石调任参知政事，成为接下来变法浪潮的“总设计师”。朝廷还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跃于三司之上，作为变法细则的制定和指导机构，类似当年体改委或者发改委。
王安石变法的剑锋所指，就是“三冗”问题。他开出的药方，是经济上广泛开源，增加财政收入；政治上扩张机构，注入新鲜血液；军事上大胆放权，增强实战能力。概括起来，大概有三方面：
富国之法 ：青苗法、 募役法、 方田均税法 、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
——青苗法。每年青黄不接时节，由官府给农民发放贷款和贷粮，利息20%—30%。这个利率，在今天看来接近高利贷了，但在当时，远比民间放贷的利率低得多。相当于剥夺了民间高利贷的超额利润，既增加了官府收入，又减轻了贷款农民的负担。
——募役法。差役在封建社会是农民逃不掉的义务。王安石将其改为：不愿服役者按贫富等级给官府交免役钱，官府拿这个钱购买服务，雇人代役。只要不想服役，无论地位高低，身份贵贱，都要交钱。如此，不想服役的农民可以从繁重的劳役中解脱，专事农活，确保农业生产时间。同时，朝廷多了一个增收的进项。购买来的服务，权利（领工钱）和义务（服劳役）是大体匹配的，因而比农民光尽义务来服役要积极且有效率得多。
——方田均税法。对全国土地进行清理丈量，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好坏分为五个等级，作为征税的依据。这样，以往大量隐瞒的土地被清理出来，官府掌握了更全面的耕地数据，财政收入显著增加。一些农民种的土地贫瘠，等级较低，纳税相应减少，得到实惠。
——农田水利法。鼓励各地垦荒、兴修水利，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出资资助，也可向州县官府贷款。由此，全国兴起了大兴水利工程之风，农田灌溉得到保障，有利于扩大耕地面积，发展农业生产，增加财政收入。
——市易法。朝廷在东京设立市易务，收购滞销货物，在市场短缺时再卖出。起到调节市场供需，稳定物价，促进商品流通和限制大商人行业垄断的作用。官府通过一买一卖，赚取差价，增加了财政收入。
——均输法。对宫廷需求和东南地区供应情况做全盘调研和了解，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进行统购统运，节约大量运输成本，减轻纳税户的运输负担，减少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
强兵之法：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
——保甲法。将充分调动乡民积极性，将其十家编为一保，家有两丁以上者，抽调一丁作为保丁，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军训。由此起到维护农村社会治安和建立全国性预备役部队的作用，也节约了养兵的大量训练和后勤保障费用。北宋末年，河南河北的保甲农户纷纷加入抗金斗争，牵制了金军铁骑对南方的进攻。
——裁兵法。整顿禁军和厢军，规定士兵五十岁必须退役。对禁军和厢军进行全面检测，作为中央战略部队的禁军，如有体测不合格者，清理出禁军，转至厢军。作为地方二线部队的厢军，如有体测不合格者，直接淘汰出局，回归原籍。这样一来，宋军员额减少了三分之一，兵员素质也有改观。
——将兵法。北宋初年制定的更戍法，令帅无常师，兵不知将，战场常有指挥失灵的事。王安石将各路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个单位设将和副将各一，负责军事训练。如此，兵将不再分离，有助于提升将在军中的威信，树立良好形象，也有利于在战时与士兵同甘苦，共患难，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和虎狼之气。
——保马法。改革养马模式，将官府的牧马监养马，改为由保甲民户养马。养马户从官府领养监马，或出钱自购，并减免赋税。民间饲养，数量和质量比官养更好，官府还可节约养马经费和精力。
——军器监法。设立军器监，督造兵器，严格管理，提高武器产量和质量。
取士之法：改革科举、整顿太学、唯才是举。
——改革科举。废除明经科，进士科改考经义和策论。关注考生对四书五经的理解程度，以及分析、研究社会问题的能力，重视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整顿太学。对太学分上舍生、内舍生和外舍生三个等级，按照程度不同因材施教。用平时考核取代科举考试，平时考核成绩优异者可不经科举直接做官。编纂《三经新义》，作为培训教材。设置武学、医学、律学专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
——唯才是举。提拔任用一批支持变法的中低级官员，给予舞台，让其发挥才干。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要扭转北宋中叶积贫积弱的痼疾，实现富国强兵。注意，他重点关注的是国家的高积累、高税收，而不是百姓福祉。他要解决的是国家积贫积弱的问题，而不是填满老百姓的荷包。
显然，这样的变法，会在短期内实现国用富饶，但中长期效益难言乐观。更糟糕的是，变法本身也是“泥沙俱下”，可谓“萝卜快了不洗泥”，问题多多。从变法法令陆续公布伊始，变法派和反变法派的争议就从未停歇，史称“新旧党争”。
不可否认，王安石变法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比如青苗法挡了高利贷放贷者的财路，方田均税法挖出了大地主隐匿的土地，逼迫他们纳税。这些做法，当然会招致守旧派的极力阻挠。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变法和变法派本身的问题。
第一，设计跑偏。既然要想办法使国家赚钱，新法就要把朝廷变成公司，变成赚钱机器。既是公权力机构，又是无所不能的无限责任公司，这样的朝廷，经济权力扩张到商业世界的各个领域。均输法给转运使操纵市场、低买高卖、牟取暴利提供了寻租空间；市易法则对各类商品流通越发垄断，连生活日用品也不放过，正常的商业秩序被破坏，商人们甚至以来开封做买卖为畏途，纷纷敬而远之，如此只能使物资供应紧缺，物价飞涨。
第二，新法变味。青苗法、募役法、保甲法等到了执行层面，成了地方官牟利的工具。不管老百姓有没有需要，只管变相摊派和强制收购，增加百姓负担。于是，新法在许多地方不得人心。熙宁四年（1071年），首都东京的百姓为了逃避保甲自断手腕。好经被坏和尚念歪了。有些糟糕现象不排除是守旧派杜撰或夸大，但变法带来的社会问题的确不少。
第三，选用非人。既然旧的官僚机构不靠谱，王安石干脆甩开旧人，起用新人。然而，那些缺乏官场历练的新人，一旦平步青云，便飘飘然，胡作非为，似乎只要支持新法便可上位。于是，新派官员鱼龙混杂，不乏吕惠卿这样的政治投机者。这样的政治集团，不仅业务能力有限，而且长期陷于官场倾轧，给变法事业带来了负面影响。
第四，王安石个性执拗。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这话用在王安石身上并不为过。他个性古怪执拗，固执己见，闹出不少笑话。王安石主持编纂的《三经新义》，不乏望文生义的讹误。比如把“坡”解释为“土地的皮”。有人就嘲笑他，说如果照这么解释，“滑”是否可以解释为“水的骨头”呢？然而，王安石依旧摆出一副“笑骂随你们，好官我来做”的态度，坚持推行新法。
然而，变法事业长期带病前行，总会有抛锚的时候。
熙宁七年（1074年）春，中原大旱，滴雨未下。守旧派以“天变”为借口，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派开启了新一轮攻讦。新法在执行层面的弊端再次暴露，群情汹汹，民心不稳。监安上门郑侠绘制了一幅《流民图》，呈送宫中。一直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再也顶不住各方压力，也认为“天变”非同小可，必须认真对待。连这位变法的支持者都信心动摇，变法事业的前途可想而知。
司马光《应诏言朝廷阙失状》中的指摘，曹太后和高太后（宋神宗的祖母和母亲）的哭诉，让宋神宗精神近乎崩溃。此时此刻，王安石已是四面楚歌，等待他的，只有下野一途。尽管随后不久，他又再次出任宰相，但从政环境业已恶化，变法事业难以维系。特别是皇帝“意颇厌之，事多不从”， 不再无条件信任他，让王安石的处境日趋艰难。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二度下野，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加之长子王雱病故，令他心灰意冷，从此告别了政治舞台。
王安石下台后，宋神宗重用变法派的其他官员，继续推行改革。他把年号改为“元丰”，这一时期的改革，就被称为“元丰改制”。
“元丰改制”打上了宋神宗鲜明的个人烙印。他大刀阔斧地改革官制，加强中央集权；他向边境地区用兵，打算专挑软柿子捏，结果跟西夏屡战屡败，劳民伤财，一地鸡毛。总之，“元丰改制”没有留下太多影响，便随着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的病逝而终结。
十岁的宋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原本她就看不上王安石和新法，现在她掌权了，自然要推倒新法，重用更加稳重的守旧派。
于是，旧党代表人物司马光擢升为宰相。一场矫枉过正的“反攻倒算”开始了。新法全部被废除，无论是恶政，还是善政；新党全部被赶出决策层，无论是能人，还是庸人。哲宗的年号是“元祐”，因此这场政局剧变被称为“元祐更化”。
王安石听到这一切，长叹一声，沉默不语。几个月后，病逝于江宁。
清洗新法“大功告成”，司马光也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如果说王安石和司马光的矛盾，只是两位时代才子在政见上的立场分歧，那么其后新党和旧党的斗争，就不再局限于政治主张，而是赤裸裸的利益之争，争的就是上位。新旧之争日益庸俗，成为派系倾轧的缩影。宋徽宗上台后，当标榜变法派的蔡京等人走上前台，变法事业已经彻底变质，原先为国敛财的工作思路，彻底蜕变为奸臣揽权和敛财的幌子。北宋的官僚政治集团，就在这样的内耗中逐渐衰颓，走向终点。
平心而论，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实现了富国强兵。
——官府开辟了更多财路，财政收入大幅提升。宋神宗时期的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支出。有助于缓解冗费对财政的压力，摘掉“积贫”的帽子。大地主大商人的既得利益遭受打击，对农业生产的剥削有所减轻，税负较之以前更加公平，有助于经济发展。
难能可贵的是，像市易法、青苗法等新政，带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政府财政、税收等宏观调控作用的色彩，有所超前，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
——军事领域的适度放权，特别是保甲法的推行，既有助于重塑完整健全的基层统治秩序，也建立了一支规模庞大的战略预备役部队，军人素质得到提高，原先被摒弃的“尚武”精神得到局部恢复。这为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各部，收复河西五州，拓地两千多里，建立起防御西夏的新战线，是北宋在西线用兵的空前胜利。
——国家各领域重新建章立制。关于方田均税法，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田赋考》中曾这样写道：“自祖宗承五代之乱……而又田制不立，畎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伪冒者，未尝考按，故赋入之利，视古为簿。……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方量毕，以地及色参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税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王安石在为北宋的各项制度打补丁，立规矩。
平心而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除了三点自身痼疾，还有三个不可忽视的要素：
第一，祖宗家法。宋太祖和宋太宗制定的一系列制度，被后世皇帝认定为祖宗家法，不可轻易改动。这里既有儒家孝道放大到国家层面的意味，也有顶层思维模式日趋僵化的影响，更有既得利益者不愿改弦更张、改变利益输送模式的因素。总之，统治集团不想做原则性改变，维持现状是中短期内维护其既得利益的最佳方式。
第二，变法的基础。王安石变法，依靠的只有皇帝和一班政治投机家，这样的人事基础显然不牢靠。更糟糕的是，王安石变法的很多措施，不是经济发展内在需要的结果，而是应对以“三冗”为代表的政治危机的一种冲动。他希望国家能够包揽一切经济活动，但又逃不掉现实的政治体制，从而陷于困境，难以自拔。
第三，变法与民心。这不是一组深得人心、万众欢腾的新政。
王安石变法所做的，一方面是为社会财富做加法，开源增加总量；另一方面是对分配规则做出修改。然而，当两个目的接近达成之际，他却竭泽而渔，把整个社会作为其敛财的对象，千方百计加赋，从而损害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一些新政颁布过急，配套措施没跟上，造成一系列隐患，引起各方不满。事实上，但凡改革，都要壮士断腕，动一部分人的“奶酪”。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弄清“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的道理，防止陷入欲速则不达的境地。
王安石变法失败了，但变法精神不死。尽管争议多多，王安石依然以一己之力，推动了中国11世纪社会变革的一次尝试，成为唐宋转型的重要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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