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3日,乌干达鲁扬子教育基金会董事长王丽红女士和乌干达教体部局长,率领十五名乌干达的中学生代表抵达北京,参加了“和平的旗帜”儿童呼唤和平系列活动。

这次乌干达代表团的访问创造了两国青少年交流史上的多个“第一次”,掀开了中乌两国青少年国际友谊的新篇章。

而让人诧异的是,在这次活动中,乌干达方面的一个主要负责人竟然是一个地道的北京妹子,还是一个在八九十年代考上了清华大学研究生的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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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普通大学生都极为金贵,遑论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呢?

那么,她究竟为什么会远赴非洲,又在多年后代表一个非洲国家来访问中国呢?这一切还要从她和她的黑人丈夫苏玛说起。

王丽红,1968年5月出生于北京。虽然在她出生时,家中已经有了一个大她几岁的哥哥,但是她的父母的思想都比较开明,家境也很不错,并没有对王丽红的哥哥有所偏心,相反,她的哥哥对她还十分照顾。

这样一个健全的原生家庭不仅给王丽红带来了一个快乐的童年,还养成了她自信自强,开朗乐观的性格。

1974年3月,王丽红走入了小学。在校期间,王丽红的成绩一直十分出众,并且,她还是一个乐于助人、活泼大方的孩子。在学校里,她和在家中一样受到了老师与同学的一致喜爱。

1983年,王丽红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四中。在当时的北京街头有句俚语:“进了北京四中,半脚踏天门。”

这里的“天门”就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由此可以看出北京四中在当时的雄厚实力。

而王丽红也没有辜负家人和老师的期望,在1986年,十八岁的王丽红参加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

在当时,清华大学每年的招生名额是极为有限的,每个考入清华大学的都是青年一辈的当之无愧的翘楚。一纸文凭,几乎能确保了王丽红在国内发展的似锦前程。

但王丽红并没有在他人艳羡的眼光里和邻居亲戚的夸耀声里迷失,反而继续认真学习,没有丝毫的懈怠,在四年间获得了极大的成长。

所谓大学,和高中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它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多的是能给每一个学生以更广阔的平台去拓宽视野。

身为大学中的佼佼者的清华更是如此。

所以,在这四年间,活泼大方的王丽红不仅对国内的时代潮流有了不少了解,还交了不少外国朋友,了解了许多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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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后,王丽红以优秀的成绩拿到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资格。虽然不错的家庭条件足以支持王丽红全心读书,但她认为自己已经大学毕业,成年多年,没有脸面再向父母要生活费了。

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之下,她也并不想去一些体制内的单位做兼职去拿固定工资,而是想要自己去经营一些小生意。

赚多赚少对王丽红来说其实并不重要,毕竟还有研究生的补贴打底,重要的是在这期间积累的社会经验与人际沟通的能力,这会为自己以后创业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这样想着,王丽红决定自己去尝试售卖一些零食和廉价的生活用品。

向来疼爱女儿的父母自然没有理由拒绝王丽红自立的请求,于是,他们不仅给了她一大笔启动资金,还帮她从亲戚那里借来了一辆三轮车。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王丽红发现自己最佳的售卖场所正是施工中的工地。

一来,做重体力活的工人手头往往有着许多钱,但他们却很少有途径去花钱;

二来,部分工地上的伙食和生活用品店都是公司营业,服务态度和质量都不甚过关,还有可能故意抬高物价。

但若是要走太远去别的商店,对辛苦一天的工人们而言又多少有些不切实际,所以工人们大多只能捏着鼻子吃苦头。

发现了这点,王丽红开始把自己的小商店固定在了自己家附近的一处工地,在每天饭点前后带着货物前去售卖。

一来,离家近,休息和储存货物都十分方便,二来,她​有​听闻这家工地上的大锅饭比较难吃,她可以乘虚而入。

所以,每到饭点,王丽红就会骑着自己的三轮车前往这处工地,售卖咸菜,咸鸭蛋等食物和一些日用品、零食。

一天,她和她的三轮车像往常一样被一群前来买烟,买食物的工人给团团包围。在她挨个收取货款的时候,她突然注意到了一双奇怪的手——它好像比往日里在烈日下晒得黝黑的工人的手还要黑几个色号。

她不禁抬头看过去,出乎她意料​的​,看到了一张年轻的、满面尘土的脸庞。在清华大学中,王丽红当然不可能没有见过留学生。

但在这热火朝天的工地之上,竟然有一个黑人青年和建筑工人们打成一片,这就让王丽红不禁对他的身世感到好奇了。

对方见到王丽红奇怪的眼神,早已在中国经历多次类似状况的他顿时明白了眼前这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的想法。于是,他用一口流利的汉语和王丽红解释了他的来历。

原来,他叫苏玛,是来自非洲乌干达的公费留学生,每年国家给的钱并不多,他也不想向家里要钱,所以就在这里打工来补贴生活所需。

王丽红不禁讶异​的​问道:“你的中文怎么说​的​这么好呀?”

苏玛回答道:“我在家乡的时候就喜欢中国的文化,尤其喜欢中国人的和平思想,所以我在乌干达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中文了。”

听到他对自己国家的赞美,王丽红不禁感到开心,随即问道:“那你是在哪个学校里留学呀?”

他答道:“我是清华大学的留学生。”

这个回答让王丽红感到十分惊奇,她旋即说道:“你也是清华的学生?”苏玛听到了那个“也”字,便问道:“你也是?”

就这样,二人攀谈了起来。此后的日子里,在工地上人缘十分好的苏玛经常喊着工地上的工人们一起来支持王丽红的生意,还主动帮着王丽红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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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红曾对苏玛的好人缘表示过疑惑,毕竟他在这里看着多少有些不合群。

而苏玛则是告诉她:“我力气比较大,可以帮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做一些活,还能给他们讲乌干达的故事。一来二去,我们就都成了好朋友了。”

虽然苏玛是一个黑人,在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并不是适合婚配的对象,但苏玛不仅热心善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十分了解;

而且苏玛还是一个风趣幽默的人;况且,拥有许多外国友人的王丽红也并没有对黑人的主观偏见。

本就是青年时期,在每天又都有一段时间独自相处的时光,二人之间很快就产生了好感。

而随着了解的逐渐深入,二人发现彼此无论是爱情观还是对中国文化热爱都十分相似,并且彼此之间无论是性格还是爱好都十分相似。

于是,胆大而勇敢​的王​丽红不顾世俗的眼光,光明正大​地​和苏玛成为了男女朋友,牵着手行走在了校园之间。

留学生和中国学生走到一起的事情即使在当今社会也会吸引群众的目光,更何况是二十多年前呢?

而即使是在清华校园里,也并非所有人都能心平气和​的​为他们送上祝福,甚至还有些人对他们指指点点,在背后恶言相向。

但这一切并没有让王丽红改变心意,她看中的是苏玛的性格和他这个人,而不是浅薄的肤色。何况,她既然做了自己的选择,就不会因为他人的置喙而后悔。

但真正的问题远远不是流言蜚语,而是王丽红的家人。

在中国八九十年代,即使是南方和北方之间通婚,都有可能引起家里观念传统的人的反对,何况是嫁到遥远的非洲呢?

要知道,远嫁就是一场豪赌,而父母又怎么忍心让自己的掌上明珠去拿一辈子来赌博呢?

此外,虽然王丽红的父母极为开明,但毕竟只是工薪阶层,让他们接受自己如花似玉的闺女嫁给一个黑人也过于刺激他们的传统观念了。

而在经过了解之后,他们发现乌干达竟然还是一个一夫多妻制的国家。这就明摆着是一个大火坑啊!王丽红的父母不禁这样想到。

所以,即使是王丽红以绝食来抗拒,王丽红的父亲也毅然决然​的​把王丽红带回了家,甚至在多方托关系之下,把王丽红送到了日本继续学业。

在那个年代,电脑尚未普及,更何况是手机呢?只要把王丽红送到了日本,二人刚刚萌生的感情在时间和距离的消磨下又能坚持多久呢?

王丽红的父母想​的​很周到,唯一没有考虑到的,是苏玛竟然毅然决然​的​追随王丽红来到了日本。

原来,在与王丽红第一次交谈开始,苏玛就爱上了这个热情大方,青春靓丽的中国女孩。

而苏玛自己虽然需要勤工俭学,但仅仅只是出于独立,不想向家里要钱,他实际是出生于乌干达的酋长家的儿子,十分富有。

在日本的街头,本来已经对这段刚刚开始的感情感到绝望的王丽红却突然看到了自己的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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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激动的​在街头拥抱了苏玛,而苏玛告诉她:“不管你去哪里,我都会把你找回来。”

试问,又有哪个女孩能拒绝自己喜欢的男孩的这样深情的告白呢?

虽然百般不愿,但在听说苏玛追到日本之时,王丽红的父母也有点相信了这个小伙子的诚心。

何况,自己的宝贝女儿坚定的意志也让他们无法左右。所以,虽然仍不情愿,但他们也只能无奈​的​认下了这门婚事。

在数年后,苏玛取得了博士学位,结束了自己的留学生涯。于是,在1996年10月的一天,苏玛带着王丽红和他们的女儿乘坐飞机,回到了乌干达的首都坎帕拉。

虽然在刚到乌干达的时候,身为酋长儿子的苏玛为王丽红准备了一场华丽而隆重的婚礼,但王丽红的幸福时光却并没有持续很久。满心只有爱情的王丽红很快​的​便遭到了来自生活的重击。

虽然王丽红对非洲生活的苦难早有预期,但实际来到后,她发现自己的预期做得仍然不够足够。

首先,便是感情上的问题。虽然苏玛一再向王丽红发誓他此生只会爱王丽红一个人,他信奉的是“一生一世一双人”。

但在亲眼见证了自己的十几个婆婆和苏玛的四十多个兄弟后,王丽红难免还是会有所疑虑。

其次,当地女性地位问题、饮食问题、卫生问题、安全问题。这些在中国几乎不会存在的麻烦无不折磨着这个从小便生活在父母照顾下的“小公主”。

但一是有着丈夫苏玛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与支持,二是王丽红也慢慢认识到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所以,王丽红开始逐渐​的​去适应和改造身边的环境,在自己家和自己的社交小圈子里不断修修剪剪。

晃眼间,十年过去了。在2008年,王丽红已经到了四十岁,此时的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

在家里,苏玛对她仍然专一而细心,每天下班后常常帮着她一起做饭,王丽红的日子过得并不枯燥,在照顾家庭的同时,也帮着管理苏玛的产业。

但这样平静而幸福的日子却被打破了。

在这年,她为苏玛生育了第四个孩子,苏玛为他取名法黑帝。老来得子的二人对这个孩子极为宠爱,但在次年,法黑帝却因为染上疟疾而夭折了。

疟疾在我国并不算是多么致命的病,但对于非洲本地的​医院​来说,一个一岁的幼童得了疟疾,那几乎是只能看老天爷的想法了。而一向对王丽红青睐有加的老天爷在这次,却没有再次给她偏爱。

即使在多年后,面对记者的镜头前,回想起那时的王丽红仍然哭​的​泣不成声。

“那时候我自己好无奈的,我说自己呢,也从事的是医疗器械,药品,做这样的生意,我说为什么就救不了命呢?

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地方人就会这么轻易地死去呢?真的自己的儿子,在自己的手上,小手捏着我。当时真的,我就觉得我自己太弱了,我弱​的​什么都不是。”

也正是这次的经历,让王丽红决心要改造自己生活的大环境,而不是只在自己的身边构建一个小小的舒适圈。

王丽红下定决心,说道:

“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建造一个大型的,一个这样子的教育中心,为这个国家多培养一些有用的人才,这样更有意义一些。”

在2010年,王丽红在丈夫的支持下买下了位于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一所中学,并将其改名为鲁扬子中学。在当时,这个中学还是当地人眼中的“坏孩子集中营”。

在拿到这所学校的所有权后,王丽红对这所学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她先是重修了这个学校的校舍,然后把整个学校的领导层全部换了一轮,最后逐步​的​替换掉了学校内不合格的老师,开除了一些实在无药可救的学生。

在鲁扬子中学,她始终坚持宣传中国的文化,在教学中使用汉语。在一带一路政策开展后,她更是招募了许多来自我国毕业的大学生任教。

时至今日,鲁扬子中学已经是一个有着六个年级,一千多名学生的学校了。不仅在当地成为了一所明星学校,也为中乌两国的友谊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正如文章开篇中所说​的​一样,在2017年9月,王丽红女士和来自乌干达的国际友人带着十五名乌干达的中学生代表乌克兰来访了中国。

在9月13日,乌干达代表团一行经过了十多个小时的旅途奔波,终于抵达了北京首都机场。

在记者的镜头下,乌干达代表团的十五名孩子笑容灿烂,他们用一口流利的中文表示:“这一切都像梦一样,我不敢相信我们真的能来到教材中的北京,这里太棒了,我爱中国。”

经过两天的休息,15日上午,乌干达代表团一行人抵达了乌干达驻华大使馆,接到了乌干达驻华使馆大使的接见。

15日下午,他们来到了全国绿茵工程执委会,执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岩亲自接见了代表团。

在此次接见中,乌干达教体部部长穆林德韦斯梅尔表示:

“我很高兴能来到中国,也很荣幸能参加“和平的旗帜”的开幕式。我们的国家非常重视此次活动,希望能够借此次活动在新形势下为中乌青少年的交流创建更高的平台。如果中国能够派遣青少年代表团到访乌干达的话,我会邀请乌干达第一夫人亲自接见代表团的孩子们。”

9月16日,乌干达代表团和乌干达驻华大使馆的官员们正式参加了在奥林匹克公园举办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批准的第八届“和平的旗帜”世界儿童呼唤和平系列活动开幕式。

在开幕式的表演中,乌干达代表团的十五名中学生不仅表演了充满野性美的,来自非洲的迎宾舞,还用画笔,歌声,游戏等多种方式,展现了非洲的风情,表达了对世界和平的呼唤与期盼。

当然,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来自非洲的原汁原味的表演虽然也很有观赏性,但并没有给在座的中国人带来多么大的震撼。

而在次日的颁奖典礼上,乌干达代表团的孩子们却给了所有在座的中国人一个很大的惊喜。

在敲钟仪式和颁奖典礼结束后的表演上,乌干达的孩子们换上了水袖长衫,表演了中国的汉唐舞。

这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中国人——若不是肤色的差异,又有谁会想到这是来自异国孩子的表演呢?

在典礼后的采访上,孩子们比刚来中国时更加热情​的​表达了对中国的喜爱,他们热切​的​说道:“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非常喜欢中国,喜欢中国的汉字,中国的食物还有中国的一切。”

本次活动结束后,“和平的旗帜”世界儿童呼唤和平组委会为王丽红女士颁发了荣誉证书。

在拿到证书时,面对记者的镜头,王丽红女士表示虽然这次组织代表团的工作十分辛苦,从孩子们的护照申请、名单确认、节目排练,到新校服的定制,乃至孩子们的最后一个出行书包,都是她自己亲力亲为,一一定制。

但这三个多月间准备的辛苦是值得的,她最终把孩子们带到了中国,能登上“和平的旗帜”的大舞台,能展示乌干达汉语教学的成果,就满足了她最大的心愿。

25年过去了,如今虽然在感情和事业方面王丽红都极为成功,但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多年的辛劳还是让王丽红看上去不再年轻了。

她的同学前往乌干达看望王丽红的时候,竟然一时间没有认出来她——当年的她可是那么青春靓丽,如今却几乎比国内的同龄人看上去老了将近二十岁。

但王丽红从来都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既是因为她圆满而幸福的爱情,更是因为她在乌干达为祖国所做出的贡献。

如今,在“一带一路”开展的大环境下,中乌两国在多个领域都开展了深度的合作与共赢,两国人民也有了更多的交流。

在这个大背景下,王丽红女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要为中国和乌干达的更多的合作而做出自己能做到的事情。

文明的多样性向来便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也始终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而“一带一路”虽然倡议来自中国,但机遇和成果始终都是各国所共享的。它从来都不是排他性的,封闭性的小圈子,而是开放性的,包容性的区域合作倡议。

前些日子,在面对路透社采访时,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曾表示 :乌干达正努力同中国私营企业合作,寻求为其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融资。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两国的人民会有更多的交流的机会,两国之间也会有更加深入​的​合作以及共赢的美好前景,一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