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初入复旦大学的一年级新生翟象俊，回忆起隔着教室高高的门上玻璃窗，满带新鲜好奇目光去偷看著名教授给高年级学生上课场景那一幕，仍记忆犹新。
那天给高年级大学生们上课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教授，但见她个子高挑，皮肤白净，面容姣好。一身黑色皮衣，配着齐肩短发，整个人显得干净利落，英姿飒爽如女中英豪一般。
她讲课时双手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手势颇多，又爱在教室内走来走去，简直要手舞足蹈起来。
蓦然一个转身，她竟直接坐到讲台上，又开始长篇阔论起来，直接惊呆了窗外这新生的双眼，暗自惊诧道，果然这著名教授上课，与众不同，真让人大开眼界。
这个让翟象俊惊讶万分的女教授，正是我国著名女翻译家、复旦大学副教授杨必。
图 | 杨绛与妹妹杨必
提起杨必，很多人或许对她陌生，甚至从未听闻，可是如果说起她的姐姐杨绛、姐夫钱钟书，还有姑母杨荫榆，那就家喻户晓了。
1922年生于上海的杨必，比杨绛小11岁，因为姓八，出身书香门第的父亲杨荫杭，就为她取了个“必”字，因为“必”是“八”的古音，家里人都亲切地唤她阿必。
从小体弱多病的杨必，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儿，受到所有人的呵护。因为长相颇似早夭的二姐阿同，多愁善感的母亲，更认定她就是二女儿转世：“活是个阿同！她知道我想她，所以又来了。”
在苏州度过快乐童年的杨必，是家中的乖乖女，可是很小的时候，她也有两大不乖处，一是不肯洗脸，二是不肯睡觉，以至于二姑母杨荫枌开玩笑说，这孩子前世准是睡梦里死的，所以今生不敢睡。
因为是书香世家，所以童年时代的杨必，就躲在母亲蚊帐内偷偷阅读抄本《石头记》，读到忘情处，不觉用童稚的声音低低吟哦道：“那史湘云却一把青丝拖于枕畔，被只齐胸，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被外，又带着两个金镯子。”
从小博览群书的杨必，古典文学素养深厚，她最爱的《红楼梦》前前后后竟读了30多遍。
杨必15岁那年，正值抗日战争爆发。这年11月，日军侵占苏州城，在震天的炮火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杨必母亲去世，父亲带着女扮男装的大女儿和杨必，只身逃到上海。这之后，杨必便在上海的工部局女中读高中。
避居上海期间，有父亲和兄弟姐妹相伴，杨必度过了快乐的高中时光。中学毕业后，又顺利考入震旦女子文理学院。
已经于1935年夏与杨绛成婚的钱钟书，自辞去西南联大的教职之后，1941年回到上海，被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聘为教授。
不久之后，身为姐夫的钱钟书，也就成了杨必的老师。其时已经二十来岁的杨必，日日聆听钱钟书的教诲，对儒雅博学的年长姐夫更是刮目相看，异常钦佩。
这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主管，也就是校长，是一名来自英国的中年修女，名唤桑顿，学生们都叫她桑顿嬷嬷（Mother Thornton)。生性活泼的杨必，不但和学校的学生、老师们混得非常熟，就连桑顿嬷嬷对她也异常喜爱。
当得知杨必向往清华大学时，在杨必毕业后的1947年，桑顿嬷嬷去北平开会时，还特意带上杨必，把她介绍到清华大学当了一年的助教，圆了她去清华任教的梦。这是后话。
就在杨必尽情享受中学、大学珍贵愉快的读书时光时，临近毕业的1945年夏，陪伴了她23年的父亲，在苏州因中风去世。
离世前，父亲杨荫杭最不放心的就是家中最小的女儿。他把杨必郑重托付给了杨绛，又叹道：“你们几个，我都可以放心了，就只阿必。”
言及终身大事，向来知道女儿看似多病柔弱，实则刚硬要强的老父亲，长久思忖之后，仍欲言又止，最终还是长叹一声道：
“至于结婚——”
“如果没有好的，宁愿不嫁。”
杨必毕业之后，因为原先选定留校任教的一个天主教徒有事离开了上海，她又得桑顿嬷嬷喜爱，就补了这个缺，留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当助教，又兼任学院附中的英文教师。
在留校任教期间，杨必还给傅雷的儿子傅聪辅导过英文，又于1948年下半年，在位于南京西路的国际劳工局做了一年的兼职翻译，报酬丰厚。
因为比上面的哥哥姐姐们要小很多，又与子侄辈们的年龄接近，所以生来多病柔弱的杨必，上得兄弟姐妹们的悉心照拂，下又与小一辈们无话不谈，打成一片，人缘极好。
手头有了闲钱的她，出手又最是阔绰，小惠遍之，因此在亲戚群里，她最受欢迎，以至于钱钟书常笑话她是“distributing herself”(分配自己)。
图 | 姐夫钱钟书
有着一颗少女心的她，成天乐呵呵地东家串来西家往，说话幽默风趣，与人相处又全无心机，一派天真，直如蒲松龄笔下的婴宁一般，几不知人间忧愁为何物。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杨必入复旦大学外文系任教。这一年，已经30岁的她，开始在姐夫钱钟书的关怀和指导下，尝试小说翻译。
钱钟书热心地为她找来女作家玛丽亚·埃杰沃斯的一本小说，又建议她将书名译为《剥削世家》，杨必很快就将该书译完，并于1953年顺利出版。
这之后，杨必又在傅雷和钱钟书的建议下，开始着手翻译萨克雷的《名利场》，并且和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签了合同。
在复旦大学已被评为副教授的杨必，教书又译书，虽然比以前要忙多了累多了，然而她是开心快乐的，交游广阔的她，生活过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
她人长得漂亮，个子高挑，穿着时髦，师生们一致认为她是最标准的上海新潮小姐。她教书饱含激情，教学语言风趣幽默，因此最受学生欢迎。
因为年逾三十，仍是未嫁之身，外文系的学生们便戏称她为“玉女教授”。
她的老同事兼老友贾植芳，比她大几岁，每次见了她，总要热心规劝道：
“你三十多了，年龄也不小了，老话说‘女大当嫁’，我给你找个对象吧？”
贾植芳说这话时，其实他心里是有合适人选的，那就是同为他们外文系的教授林同济。
这林同济早年游历欧洲，原来的妻子去了美国后，夫妻二人有名无实，贾植芳便有心要撮合他俩。
作为老朋友，他深知杨必一定要找一个如二姐夫钱钟书一般儒雅渊博的大学者方肯嫁，可是，这世上“钱钟书只有一个”，所以除了有过婚史，他认为林同济在各方面都符合杨必的择偶要求。
图 | 林同济
同样为她的终身大事操碎了心的还有二姐杨绛，每次硬着头皮送走一个又一个上门提亲者，杨绛都觉得羞愧不安，因为她实在不便向人直言，拒绝对方不仅是因为妹妹眼光太高，更多可能是因为，认定“女子结婚忧患始”的杨必，或许压根儿就不愿结婚。
无心恋爱结婚生子的杨必，在教书之余，开始把全部心力都倾注到《名利场》的翻译中。她一向身体虚弱，为着译书的事，又常常心力交瘁，整夜失眠。
有时候《名利场》翻译不下去的时候，她就开始翻看那本已读过三十多遍的《红楼梦》，从古典小说里去找翻译的灵感。
这部积数年之功，倾注了杨必太多心血的煌煌巨著《名利场》，于1956年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开出版。
《名利场》译本顺利出版后，多病娇弱的杨必也彻底累垮了。大姐三姐悉心照料她的饮食起居，还每晚为她打补针。身体好一点的时候，她也跟着别人学气功，打太极拳，还被二姐杨绛接到北京去疗养，然而却都收效甚微。
《名利场》再版时，出版社询问她，是否有需要修改之处，杨必答道，“一个字都不改。”不是她认为自己的翻译已完美到无可挑剔，而是因为她再也没有那个心力了。
《名利场》的翻译和出版，得到了读者和译界同仁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著名翻译家思果认为杨译《名利场》"是真正难得看到的佳译"。
译本中尤为人称道的一处是，一个英文长句中连用五个“good”，杨必的译文用词完全不同，且又准又好：
who is a Christian, a good parent, a good child, a good wife or a good husband, who actually does have a disconsolate family to mourn his loss…
【译文】真的是虔诚的教徒，慈爱的父母，孝顺的儿女，贤良的妻子，尽职的丈夫，他们家里的人也的确哀思绵绵的追悼他们……
呕心沥血翻译完《名利场》之后，虽然经过数年疗养稍有恢复，然而患有高血压，又神经衰弱经常失眠的杨必，身体状况仍每况愈下，难见好转。
可是每当走上讲台授课时，她仍是学生眼中那个手舞足蹈激情四射妙语连珠滔滔不绝的女教授，没有人知道，她早已如荆棘鸟一般，在用她刺血的生命，发出最后的凄美绝唱。
图 | 杨必的译作《名利场》
六十年代末，经常需要开会，她每次都带病坚持参会，因此多次被公开表扬。
有一次，她被要求交代曾经在国际劳工局兼职做翻译的事。那夜，她写交代材料到很晚才睡下。
第二天该上班了，大姐却见她迟迟未起，便轻轻开了卧室的门，但见她严严实实盖一床杏子红的被子，还在那里安安稳稳合目而睡。
大姐走上前，一声声“阿必”轻轻唤她的名字，她却再也没有像往日一般，笑逐颜开地答应一声，然后慢悠悠起了床，高高兴兴到学校给学生们上课去。
她永远地睡着了。这一年，杨必46岁。
这一切，都像极了四十多年前，二姑母的那句玩笑话，这孩子前世准是睡梦里死的，所以今生不敢睡。
不过是一句玩笑话，谁成想，竟一语成谶。
杨必死后八年，生前私交甚笃，同为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的老友徐燕谋，有一次出门去买祁门红茶，忽又忆起和杨必的一段旧事，不禁怆然作诗道：
杨家小妹好才华，劝我头风饮绿茶。
终爱祁门浓似血，残阳色里吊虫沙。
在诗前小序里，他悲哀深情地含泪写道：
“我患风病而嗜红茶，杨必君劝我改饮绿茶少刺激，因买祁门，忆君前言，而君已郁郁死八年矣。”
八年生死两茫茫。娇弱多病一生未嫁英年早逝的杨必，终如才女林黛玉一般，质本洁来还洁去，留给热爱她的亲人朋友同事学生，无尽的追思和怀念。
文 | 午梦堂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