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6日，南京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进行了公审。当审判因为证据不足而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份相册的出现，谷寿夫的笑脸瞬间面如白纸，最终低头认罪。
1938年1月，在寒风的吹拂之下，南京城内的大街小巷更显悲凉。虽然此时日军仍在南京城内作恶，但是仍有一间名为华东照相馆的影楼在坚持营业。
这时照相馆突然进来了一位日军军官，这名日本军官拿出了一卷胶卷交给照相馆老板，交代老板用最快的速度将照片冲洗出来。老板送走日军军官后，将胶卷递给了年仅15岁的学徒罗瑾，让他立刻去冲洗。
罗瑾
罗瑾拿着胶卷走进了暗房，熟练地对胶卷进行冲洗。但是当他看到胶片上的图像时，他被吓到了，因为这卷胶卷上记录的是日军在南京城屠杀老百姓和奸污妇女的暴行。
看着眼前的照片，罗瑾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他在南京城内亲眼所见日军的暴行，罗瑾立刻意识到这些照片是证明日军在南京制造大屠杀的最有力证据。于是他又加印了一套，并且偷偷将这些照片藏了起来。
罗瑾用硬纸板和白纸做了一个简易的小相册，将这16张照片全部装订进去，并且给这个相册画了个封面：封面的左半部分是两颗红心在滴血，右上角标着一个“耻”字，下面画了个问号，问号下面还有一把沾着鲜血的匕首。
几天之后，照相馆里又来了几名日军，他们进店后就将老板和罗瑾叫到了一起，然后问他们有没有留存日军在南京城拍的照片。在得到老板和罗瑾的否定后，一名日军又威胁道：“以后不许给任何人冲洗照片，皇军的也不行，不然就杀了你们！”
罗瑾深知这些照片的重要性，他为了这些照片不被人发现，一直贴身藏于身上。
日军为了掩盖他们在南京的暴行，对所有记录南京城内的图像和文字进行了封锁，同时他们还对暴行进行了美化，报道说南京城内的百姓们非常欢迎来帮助他们的日军，和日军相处的非常好。
1940年3月，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建立了一个伪警备旅，并且开设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班，从民间招收青年学习无线电技术。
罗瑾为了生存报名参加了无线电训练班，并来到了毗卢寺培训。由于在训练班内随身携带相册非常的不安全，所以罗瑾一直想找个地方将相册藏起来，可是他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
过了没多久，汪精卫要来视察训练班的培训进度，为了保证汪精卫的安全，日伪当局对训练班进行了搜查，结果搜出了一颗手榴弹。
这颗手榴弹让日伪当局非常的紧张，他们对训练班的所有人进行了突击搜查，要查明这颗手榴弹的来历。
突如其来的搜查让罗瑾非常的不安，他知道这本相册如果被搜出的话，他肯定会有杀身之祸。于是他便假借上厕所之名将相册藏进了厕所的墙洞里，顺利地躲过了搜查。
过了几天，罗瑾趁着厕所没人，准备去看看相册是否还在，可是当他找到藏匿的地点后，却发现相册已经不翼而飞。
相册的消失让罗瑾非常的不安，他害怕相册会落到日伪当局的手里，这样的话这本相册迟早会查到自己头上。为了保命，罗瑾趁着天黑逃离了训练班，连夜离开了南京，一直逃到了福建大田县的小山村里，并且隐姓埋名，在这里住了下来。
时间来到了抗战胜利之后，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从日本被引渡到南京接受审判。
1947年2月6日，南京军事法庭对谷寿夫进行了公审。为了取证，南京军事法庭不只发动了群众搜集证据，同时还从万人坑里找来了受害者的遗骸。
面对幸存者的指证，谷寿夫仍然拒不认罪，并且狡辩称他们在胡说，说战争难免有平民被误伤，否认他的第六师团在南京制造过大屠杀。
就在审判进入僵局之时，一本相册被递交到了军事法庭，而这本相册就是当年罗瑾保存的那本相册。
原来当年这本相册并没有落入日伪当局手中，而是被罗瑾的无线电训练班同学吴旋给得到。
吴旋在厕所内无意中发现了这本相册，好奇心驱使他打开了相册，当他看到相册的内容后，他被照片上记录的血淋淋的内容给震惊了。
身为一名中国人，吴旋产生了和罗瑾一样的想法，他决定保存好这本相册，等到日后一定要将日军的暴行给公开。
这本突如其来的相册让谷寿夫大惊失色，他没想到在当年如此严密的封锁下，竟然还有一批照片被保留了下来。
看着眼前的这本相册，谷寿夫放弃了狡辩，因为他知道，任何狡辩在这本相册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这是他无法推翻的铁证，最终他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谷寿夫被行刑
同年3月10日，军事法庭宣布了谷寿夫死刑，并于4月26日在南京雨花台被依法枪决。
如今，罗瑾和吴旋虽已离世，但是这本他们当年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相册还在。而这本相册也将一直被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作为控诉日军暴行的“京字第一号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