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很多，个性鲜明者极少，堪称伟大者凤毛麟角，作为二十世纪全球公认的采访女王，奥莉娅娜·法拉奇当之无愧。她的采访对象包括但不限于：穆阿迈尔·卡扎菲、阿拉法特、英迪拉·甘地、巴列维、霍梅尼，以及邓小平，等等。严苛的成长环境，造就了她叛逆和不愿服输的鲜明个性。这种个性贯穿她一生的事业，成为她事业里的活的灵魂。
一九八零年八月，法拉奇决定采访邓小平。邓小平对法拉奇刁钻的采访问题和老道的采访思路早有耳闻，但在邓小平波澜壮阔的一生面前，法拉奇终究不过如温室里的小花朵一样稚嫩和可爱。法拉奇做足了准备，选择了一些最刁钻的问题，却都被邓小平的高明回答轻易化解了。
在近半个世纪的采访生涯中，法拉奇的目标始终如一：从对方口中得到真相。为了这个目的，他进行了两项准备工作：第一，阅读浩如烟海的著作文献，务求自身的全方位精进。例如，在采访霍梅尼之前，她阅读了近六百部相关著作和学术论文，力求全面深刻地把握霍梅尼本人和他的国家的方方面面。
第二，钻研心理学，并且付诸实践。稍微了解法拉奇的朋友应该知道，如果她没有去做记者，也一定会成为一位大心理学家。由于她的采访对象多为各界要人，这些人的个人能力超凡绝伦，经历极为丰富，做人非常老道，如果只是使用一般的提问方式和问题去采访他们，就如隔靴搔痒，始终不能抠出真相。
为此，她深入钻研人类各种心理现象，从对面部表情和眼神的捕捉，到对肢体语言的分析和解读，从对心理移情和心理投射现象的精准认知，到对逻辑思辨方法运用的炉火纯青。为了一窥她的采访风采，我们先看他采访基辛格的一段教科书式的提问。
法拉奇：基辛格博士，如果我把手枪对准您的太阳穴，命令您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您会选择谁？（身为当时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十分老辣，始终对越战问题避而不谈，法拉奇早已料到这一点，因此将问题从越战转入基辛格的个人喜好领域，从而窥见基辛格在公共事务方面的倾向。同时，一个二律背反式的假设性提问，看似给予了基辛格选择权，却有一个预设性前提：只能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进行选择。果然，这个提问撬开了基辛格的嘴。）
基辛格：我和阮文绍、黎德寿都有自己的观点，无须强求一致（老辣的回答，既回答了问题，又没有做出选择，而且没有说明到底是什么观点，怎样不同），人们觉得（基辛格没有说我觉得，而是通过人们的视角，将这个选择的责任抛给了群众），我和阮文绍像盟友一样对待彼此（委婉地给出立场，并没有说支持阮文绍，反对黎德寿，只是描述了人们眼中的一个客观现象）。
法拉奇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提问里面，可谓步步惊心、处处设陷。因此，各界要人都尽可能避而远之，她的累累前科也在全世界记者界中广为人知。一九七九年，她正式提出申请，希望能够采访邓小平一次，许多人劝说他拒绝法拉奇的采访，他却认为，我们应该对自己的国家和制度自信，随后果断地接受了法拉奇的挑战，将采访日期定在一九八零年八月二十一日，他还风趣地说，采访一次做什么，来都来了，就多采访几次嘛。由此可见，邓小平当时是极度自信的。
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八日，法拉奇提前四天飞抵北京。这个国家，让她魂牵梦绕了十数载。法拉奇的足迹遍布全球各大洲的绝大多数国家，但她却始终无法靠近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这次特地提前到达，一是为了熟悉环境，二是为了到处走走。作为邓小平的翻译，和当时接待法拉奇的中方人员之一，施燕华后来回忆，法拉奇刚到中国时，自己的精神压力很大，她推测可能是因为法拉奇提出的问题过于尖锐。
八月二十一日，采访如期进行。这一日，日理万机的邓小平特意为法拉奇留出了整整一上午的时间，这是十分罕见的，也凸显出邓小平对法拉奇本人的尊重和对采访的重视。采访的时间被安排在上午十点整，地点位于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厅。法拉奇提前十分钟抵达。十点整，邓小平和钱其琛（当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接见了法拉奇，同时在场的还有翻译施燕华，以及一位记录员。提问开始后，法拉奇直接抛出一个尖锐的问题：
我在意大利时，听说中国人家家户户都会挂着毛主席像，但我亲自来中国后，发现只有天安门上挂着一幅。请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挂着？
这个问题一出，施燕华就有些手足无措。事前她听闻过，法拉奇的提问将会非常尖锐，如果法拉奇的一些措辞太过生硬，她打算在向邓小平翻译的时候，稍加润色。但她没有想到法拉奇的第一个问题就这么富有进攻性，而且丝毫没有润色的余地。邓小平似乎看出了施燕华的难处，他微笑着告诉施燕华，但说无妨，他自己也喜欢直接一点，单刀直入。因而，施燕华大胆而精准地翻译给了邓小平。钱其琛等在场人员听到法拉奇这个提问后，也有些惊讶，但邓小平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斩钉截铁地回答：
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
当施燕华将这句话翻译给法拉奇时，结合着邓小平的坦荡和真诚，法拉奇佩服得五体投地。她自以为如此尖锐的问题足以难倒邓小平，却没想到邓小平如此自信和坦荡。就这样，会谈的紧张气氛烟消云散了，两人愉快地交谈了两个多小时。到了中午十二点，采访结束了，邓小平微笑着告诉法拉奇：
和你交谈非常愉快，接受你的采访是一种享受，我认为完全可以再谈一次。
听完邓小平的话，法拉奇已经彻底被这位伟人的自信和博大胸怀所征服，其他人接受她的采访，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邓小平却将之当作一种享受，这是何等的人生境界。根据施燕华后来回忆，邓小平主动提出再次接受采访时，已经五十多岁的法拉奇就像个小姑娘一样从沙发上直接蹦了起来。可见，在这位伟人面前，法拉奇俨然已经以小姑娘自居了，从她与邓小平握手的照片中，最能看出这一点。而邓小平的这一回答，实际上也很高明。
对中华民族之魂的绝对认可
毛泽东主席是中华民族的定海神针，他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魂。他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关系、与全体中国人民的关系、与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关系都早已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他早已成为每一位曾经存在过的、现在正存在着、以及将来存在的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和生命根基。邓小平如此斩钉截铁地做出回答，第一个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对于这位中华民族之魂的绝对认可。
在毛泽东时代，有一个很著名的现象，当毛泽东接见人民群众时，他与群众之间总是会形成一个十分合拍与完美的互动：人民向他呼喊：毛主席万岁，他向人民呼喊：人民万岁。在这一刻，领袖与人民、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群体、精神与历史，都完美而和谐地融合在了一起。在这一刻，毛主席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毛主席，在这一刻，毛主席就是中国，而中国就是人民。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个体和民族能够如此高度地融合，实属罕见。
因此，天安门上悬挂毛主席像，对于其精神价值和象征意义，无论怎样高估，都不可能过分。邓小平深知这一点，因此他甚至没有思考，就能自信地回答法拉奇这一尖锐的提问。
除了定海神针与民族之魂，毛主席更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是时代创造英雄，不是英雄创造时代，历史上任何一位杰出人物，无论他的事业如何不可思议，无论他的天才如何匪夷所思，都毕竟是时代的产物。诚然，如果没有毕达哥拉斯开理念之先河，没有柏拉图对理念思想之完成，就不会有五百年后基督的传奇事业。
但基督事业之根本，还要在罗马帝国所处的时代寻找。罗马社会的生产力和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是罗马人压迫犹太人的根源，正是由于这种广泛的压迫，才在古以色列形成了一个广阔的奴隶阶级和被压迫阶级，而这些都是基督事业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广大的阶级响应他，他的事业必然不能起步。
因此，当某个时代、某个阶级需要某些伟大人物的时候，这些人物就一定会产生。为了适应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和实现国家统一的需要，秦始皇这种新兴地主阶级领袖必然出现。为了适应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需要，张角、李自成等农民革命领袖必然出现。为了适应抗金斗争的需要，岳飞必然出现，为了适应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孙中山必然出现。这一切对于毛主席的一生来说，自然也是如此。
由此可见，时势造英雄，英雄是时代的代表，而这就是邓小平这句回答的第二个高明之处，毛主席像，是整个民族和国家的象征和代表，在天安门上挂着毛主席像，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基本立场的最好明证。
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正面回应
邓小平这一回答的第三个高明之处，在于他用非常简短、干脆而坚定的一句话，回应了法拉奇的绵里藏针。像法拉奇这样的著名记者，对东西方文明的许多相似和差异都有深刻的理解。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最重要的差异之根源，是文化方面的差异，而这一差异的源头，是哲学，尤其是毕达哥拉斯的哲学。
毕达哥拉斯明确地区分出一个理念世界和一个感性世界，理念世界是真实的世界，感性世界是虚幻的世界。这个思想，在柏拉图那里得到了成熟和最终完成，并成为整个后来西方思想的本源。认为理念世界是真实，感性世界是虚幻这一思想，导致整个基督教和基督教世界的产生，进而导致西方人的思想模式的定型。对于西方人来说，现实是不完美的，是必须被改造成理念中的模样的。资本主义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方面也是西方理念论的必然结果。
东方，尤其是中国，却并非如此。中古哲学的精要在于道器不分，体用一源，中国思想没有将理念世界（道），与感性世界（器）截然分开，而是讲求天人合一。因此，中国是被动西化的。法拉奇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典型的西方中心论思想的问题。她站在西方社会、制度和道德的制高点，以此为普世真理，向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其背后深意，正是在于提出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而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绝对不能犹豫和含糊。
因此，邓小平的回应就显得十分高明了。他知道法拉奇不会直接提出道路问题，而是会以一个表面上似乎无关紧要的问题开场。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文章开头法拉奇对基辛格的提问，套路如出一辙。邓小平立刻捕捉到了法拉奇这个问题背后的真实意图，也用一个对等的回答，向法拉奇抛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这种大师级别的过招，坐在一旁的翻译和记录员们自然云里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