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戒毒往事》，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服刑十多年，阿翔像老了二十岁。
更新服刑人员信息栏的时候，狱警给阿翔照了一张相片：光头，发际线已经到头顶了，脸上的皮肤又黑又糙，额头上的皱纹多得数不清。看到照片的时候，他都认不出自己。
48岁的他过了10年，3600多天一模一样的生活：一天按固定时间上6次厕所，抽3顿烟，连吃饭的座位都没变过。
更让他觉得可怕的是，他不知道还有几个10年要继续在这里度过，已经对后半辈子没啥指望了。
直到他的上铺来了个“新人”。
小伙子只有20岁出头，作为新人却“派头”十足：一进来就有人主动给他叠被，吃饭时碗里的肉比别人多，甚至连监狱里干的活都比其他人轻松。上到狱警，下到服刑犯人，没一个人找他麻烦。
什么来头？阿翔好奇。
有天小伙子突然凑过来对阿翔说：“翔哥，听说你是大学生，我也是……”
此话一出，两人都愣住了。
阿翔打听过，小伙叫海生，年纪轻轻就搞绑架，给人弄死了入的狱。想不到还是个大学生？
同样惊讶的还有海生，他也不敢相信自己下铺这个糙老汉以前竟然念过大学？
一老一少两代大学生在监狱里凑成了上下铺，这可是件稀罕事。
关于过去，两人都埋了好多秘密。而“大学生”身份的意外曝光，竟彻底改变了阿翔和海生两个人的命运。
海生进来一个多月，从没主动和人说过一句话。
每天晚上点名之后大家都在侃大山，只有他在一旁默默听着，也不插话。
阿翔好几次半夜上厕所，都发现海生整夜整夜睁着眼，与自己一对视就立刻把头扭过去，脸冲墙，摆明了不想与监狱里绝大多数“无赖、泼皮”相处。
因为自己亲哥哥是山西某市的黑社会大哥，牢里不少人争着巴结他。
早上吹了起床号，隔壁监舍就有犯人立刻跑过来给他整理床铺，海生就坐到阿翔的铺上去，放高声音毫不避讳——
“我哥手底下这种人多了去了，他们不是冲我，冲的是我哥。出去以后在我哥面前可得说说在监狱里怎么照顾我，看能不能跟他弄点钱花。跟着他混的，有的人是兄弟，有的人是狗......”
阿翔手指悄悄往上指了指，海生依旧大声说着，“有人愿意当狗，就让他当。”
直到跟阿翔确认了“身份”，海生整个人才有了生气。
海生觉得只有阿翔是“大学生”，跟自己一样是“文化人”，把阿翔当成最好的朋友，平时相处总是“翔哥翔哥”地叫着。
知道阿翔腰椎有问题，集体洗澡的时候总帮阿翔擦拭身上。
他向阿翔袒露自己入狱的缘由，是他哥让他毕了业就跟着干，结果绑架把人弄死了，“我年纪小闹不清楚，不知道是做这。”海生叹了口气。
“我把我这辈子最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儿，我真他妈有病！要是出去了，哪怕找个普普通通的工作，挣不上啥钱，起码也是干干净净的。”
阿翔已经很久没听到有人说“出去”的事了。不知道为什么，这话从海生嘴里说出来，他就听进去了。
那天晚上，阿翔趁着值夜班，找了一个监控死角，搬了两个塑料板凳，叫来海生。从晚上11点到第二天5点，对海生讲了自己前半生的经历——这是阿翔在监狱十多年来第一次对一个人说出自己的秘密。
20年前，他的生活完全是另外一番光景。
80年代初，如果说公务员是“铁饭碗”，那兵工厂就是“金饭碗”。阿翔从苏联在华建设的工程院校毕业，被分配到山西的一个国家保密级别的兵工厂。
在那儿，普通工人的待遇比其他地方的工程师还高。作为稀缺的“大学生”人才，阿翔被安排到技术部门，成了一名青年干部。
工厂很大，依山而建，主要负责生产枪械瞄准镜等高精度仪器。
刚参加工作的第一年，阿翔就娶了兵工厂的女同事，婚后一年就有了一对可爱的龙凤胎。用现在的话说，当时的阿翔就是名副其实的“人生赢家”。
厂里一切生活条件都是国家负责，有免费的食堂、卫生所、文体活动室，每个礼拜还有免费班车从厂里开到县城，进城采购方便。阿翔两口子待遇都不错，日常生活基本没什么开销。
最大头的开支是阿翔特地从老家给两个孩子找的“奶妈”。当时有不少人抢这份工作，阿翔都一一婉拒了。两个孩子是他的命根子，只有自家亲戚才放心。
解除了后顾之忧，阿翔在工厂里顺风顺水，立了一个“三等功”，还被提拔做了股长。
在此期间，奶妈自己抱了孙子，回老家给儿子看娃娃去了。为了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条件，阿翔没有放慢脚步，和妻子一心一意扑在事业上。
家属院里有孩子的不少，大家平时工作都忙，就让孩子们自己搭伴在院子里玩。兵工厂跟前是当地的人民武装部，因为单位性质特殊，乱七八糟的人也进不来，阿翔两口子也算比较放心。
然而1988年的冬天，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彻底改变了阿翔的人生。
巨响过后，阿翔一进家门，家里地上躺着个人——是自己老婆。
老婆的手边放着一个装老鼠药的玻璃瓶，跟前还有一把木椅子。
阿翔清楚地记得，当时他怕孩子们够到，专门把老鼠药放在大立柜顶上，老婆只有踩着凳子才能拿得到。
阿翔像一下子惊醒，立马跑到老婆跟前想把老婆抱起来，但死活抱不动，往老婆肚子上一摸，肚皮鼓起来一滩，老婆已经死了。
阿翔一点力气都没了，不知道被谁扶到椅子上，坐都坐不住，身体一直往下溜。
短短几个小时的功夫，他的小家已经分崩离析。
几小时前，爆炸声响时，阿翔正在厂房里干活。
因为声音特别大，他第一反应是锅炉房炸了。和几个同事跑出去看，却看到家属院那边黑黄黑黄的浓烟直往出冒。
阿翔心里咯噔一下。
他快步往家属院那边赶，迎面冲过来的同事呵出的白气糊住了他的眼镜，“那边有东西炸了，把小孩给炸住了，还有你家的了！”
阿翔的腿软得厉害，却下意识跑起来，推开人群往前冲。
看到家属院的那一刻，阿翔的身体一下不听使唤，咕嘟咕嘟往出尿。眼前的砖头地被炸出一个三四米的坑，地上好大一片雪变得又黑又红，碎衣服和着碎肉块散了一地。
阿翔咬紧牙四下看，他不想找，但就是控制不住地到处看。突然，他感觉自己的舌头好像把气管堵住，气上不来了。
他看到了一样东西却不想去捡，想装不认识，他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假的——棉裤上的一条袢带带烧成了焦黑色。是自己儿子的。
不远处有人叫他，“赶紧来这，你姑娘！”阿翔看到那里围着一群人，一下子扑了过去。
女儿躺在地上脸上黢黑，胸脯上的棉袄被炸成了絮絮。挂着黑，染着血，胸膛完全露了出来。
女儿还喘着气，每呼吸一下嘴跟前都有白雾，眼睛睁不开地哭，边哭边喊，“疼！疼！”震得胸脯一汩汩往出冒血。
阿翔跪倒在地想要往起抱女儿，旁边的人一下把他拽住，“不能动，你一动她血流得更快！”
不知道谁往女儿身上盖了一个棉花毯毯，阿翔瘫坐着跟女儿一起哭起来。他嗓子里上不来气，哼也哼不出来，就是一直掉眼泪。他把眼睛闭上，想让眼泪流出去，但眼皮又沉又疼，怎么也睁不开。
这时候，一辆老式吉普车开过来，这是当时给兵工厂领导配的车。司机伸出头冲着人群喊，阿翔这才反应过来，把女儿抬起来轻轻放到车座上。
路没有硬化不好走，车开得飞快，也颠得厉害。阿翔知道应该把伤口扎起来，但女儿整个胸脯都在流血，他脑子一片空，不知道怎么办，只是用两只手紧紧压住盖在女儿胸口上的棉花毯子。
他从来不晕车，当时却觉得天旋地转，直想吐。
车开出去十来分钟，坐在小女孩另一边的同事突然哭了起来，一把扶住阿翔的手腕，“哥，娃没气了……”阿翔像没听到，没回应，司机也没有停车。
到了医院，两个大夫掀起毯子检查了一下，就告诉阿翔几个字，“孩子救不过来了。”阿翔往女儿后脖子摸了一下，冰凉。
镇里的大夫跟着阿翔一起回兵工厂救人，司机开得更快，在前排念叨着，“你儿子没事，肯定没事。”阿翔不敢去想，怀里紧紧抱着裹着毯子的女儿，眼睛一直闭着。
他不敢把眼睛睁开，他坚信这就是自己做的一个噩梦，等回了厂里再一睁眼，梦就醒了，什么也没发生。
可是再一睁眼，阿翔已经在监狱里了。
之前每次有新进来的犯人问阿翔，是不是在狱警面前好好表现就能多减刑早出狱时，阿翔就点点头，不说话。
他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服刑20 年和服刑18年，22年，有区别吗？
他刚入狱时也有过一样的想法，也一样可笑。
在监狱的围墙里，他用尽了所有方法消磨时间：监区里的书架上放着几十本书，每一本都被他翻得稀烂，稍微一用力拿就会散架；他用休息时间学会了修鞋、栽葱、用绳子捆一撮麻草穗穗练毛笔字。
“时间倒是消磨得挺快，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头。也许真没有到头的时候。”
在漫长重复的服刑生活中，阿翔已经适应、习惯，甚至认命了，自己手心里日积月累厚墩墩的死皮和老茧就是最好的提醒。
除了失去时间感，在监狱里待久了，他的感情也被一点点切割，粉碎。
90年代末，阿翔的父母相继去世，他舅舅写了一封信寄到监狱，里面有父母的两张照片。照出来是黑白的，洗好以后被涂上了颜色，很艳很失真。
阿翔把照片压在自己被褥下保存起来，结果有一次统一更换被服，没来得及拿出来就被狱警扔掉了。
可阿翔对这事的反应很奇怪：不难过，反而觉得轻松。
“我服刑以后就觉得没有家人了，我和他们不是一种人，我犯过错，犯过罪，我是家里人的负担，但别人不知道，他们也是我的负担。”
知道父母去世时，阿翔内心反倒有种解脱——照片没了，念想也可以彻底断了。他再也不用想该怎么回去了，或者说，他再也没有能回的家了。
他心目中的家，早就在冬天的那声巨响里被撕得粉碎了。
当阿翔从医院赶回来回到家属院时，院子里的碎肉和碎衣服都不见了。他到保卫科门口，还没进去就闻到一股浓烈的血腥味。他不敢进去，但脚却不听使唤地往里迈。
进门第一眼，阿翔就认出了自己儿子，肩膀和锁骨都露在外面，肉都炸没了，东一块西一块地拼在一起。
保卫科同事说，是阿翔的老婆趴在地上拿着儿子的尸块一点一点拼起来的，别人上去拦她就又撕又打。结果回家就喝了药。
派出所弄清了事发经过，阿翔双手紧紧握着椅子扶手，硬撑着听。
家属院跟前是人武部，背靠着山，抗日战争时期收缴过日本人留下的几个炮弹，就地在山上掏了几个土窑洞存放炮弹，一直也没人去动过。
当天，几个小孩把炮弹从土窑里抬出来，年龄大一点的出主意想把炮弹的铜外壳剥下来卖点钱。
其中一个说自己家里有改锥和板子，就跑回家拿，幸免于难。围着炮弹那一群小孩等不及了，就用石头敲，刚敲了两下就爆炸了。
四个小孩当场被炸死，里面就有阿翔的儿子，阿翔的女儿因为年龄小，挤不到跟前，没有当场死掉。
可几个小孩怎么能把土窑洞里的炮弹捣鼓出来呢？
民警们提到，放炮弹的土窑洞前其实有个小木门，常年上锁，小孩一年四季在这里玩闹，从来没有打开过。但最近正赶上锁头坏了，也没有备用的，兵工厂离市场远，买把新锁也费劲，管库房的康老头就把土窑洞上的锁子拆下来了。
听到这里，阿翔把这个姓康的老头死死记在了脑子里。
半小时后，他出现在了康老头家门口，背后的裤带里，插着一把刀。
我第一次见到阿翔如此激动，他坐在塌陷的塑料板凳上，光光的额头上密密麻麻布满了汗珠。我沉默了几分钟，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抽一根吧。”
阿翔把头深深地埋进怀里，两只手缩进袖口，抱着膝盖，“不，不抽……”
阿翔缓了口气，牙咬得很紧，嘴唇张得不大，声音又低又闷，依旧没有抬头，“我，没跑，也跑不脱。”说着，阿翔泄了气，很慢地呼吸，带着喉咙丝丝地响。
犯罪事实很清楚，阿翔为了给妻儿报仇雪恨，几刀把看门的康老头攮死了。
他在看守所里不停地签字按手印，每次按完手印就把手上的印泥蹭在一件灰棉袄上，袖口一圈弄成红红的一片，已经磨出了毛边。看守所的民警一度怀疑他想自杀自残，还检查过他的手腕。
阿翔被判了死缓，没有上诉。他被蒙上眼睛，戴着手铐脚镣上了一辆翻斗车，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才到监狱。即便一路上都在做心理准备，但看到监狱那一刻他还是难以接受——
他将要服刑的监狱里有一座煤矿，长年累月煤灰激荡，无论是大门、围墙、路面，甚至跟前的水洼、杂草，都是黑灰色的。
阿翔的家，从此只剩重刑犯监区里那个同样黑黢黢的四人宿舍。
他们会下煤窑，出外工，能接触到很多工具。有个和阿翔同监室的犯人趁着上工在自己的裤管里偷偷藏了一把铁锨。渐渐地，阿翔监室的墙上，一个“洞”显形了。
另外三人越狱的当天，阿翔吃尽了皮肉之苦，带着铁锈钉子的凳子腿结结实实挨了十几下，钉子深深扎进他的腿里，还被扔进砖头砌成的没有窗户的禁闭室，和馊馒头、屎尿桶关在一起。
阿翔心里早就知道，这顿打肯定躲不过，但他觉得挨得踏实。他在不透一点光的禁闭室里展展地躺着，他想笑，庆幸自己没犯更大的错误。
越狱的三个犯人第二天就被逮住了，但阿翔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我问过阿翔，为什么有逃跑的机会自己却不跑，阿翔先是翘起嘴角憨笑了笑，“队长，那可是越狱！”说着，他放下嘴角，“我不能犯第二次错了。而且……而且我没处去。”
自己兵工厂的技术早已经落伍，现在成了一个连直起腰都费劲的没用老头，在外面吃什么、住哪里、靠什么谋生是他想都不敢想的问题。
阿翔已经服刑整整18年了，重刑犯出狱前深深的恐惧他见得太多了，有人为了能继续住监狱，故意伤人、袭击狱警，而出了狱的人因为无法适应社会，很多马上又开始犯罪。
阿翔觉得，像他这样犯过错误的人，被社会淘汰是他们注定的宿命，也是他们应该付出的代价。监狱是他唯一的容身之所，自己就应该永远留在这里。
入狱多年，阿翔第一次觉得“有了盼头”就是因为自己上铺的小兄弟海生。
海生关系硬，家人总是给他存不少吃的，阿翔跟着海生吃了一次“肯德基”。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吃。他吃了一个汉堡，吃的时候就想，等他出去有了钱一定要再美美地吃一顿，“吃到撑肚子！”
平时休息日阿翔喜欢教海生下象棋。海生脑子快，啥棋招看上两遍就能活学活用，但心思不稳，稍微占点优势考虑得就没那么周全了，所以总让人翻盘。
监狱里会把生日在同一个月的都集中在月初一起过，每人能分到巴掌大的一块蛋糕。就在阿翔过生日的那个月，海生托家人往监狱里带了一份给阿翔的礼物——一本简装版的棋谱。
阿翔感动得想哭。自打老婆孩子去世后，再没有一个人这样对他。
海生因为不是主犯，服了六年多的实刑提前出狱，走的时候告诉阿翔，“等你出狱的时候，我有一碗好饭吃，就肯定过来接你！”
阿翔克制住情绪，“行！你也知道我是个啥样子，你让我干啥，我都能干。”
海生一句话，重新给了阿翔希望。
2008年，在监狱服刑差15天整20年，阿翔出狱了。
出狱那天，海生带着小弟，开着一辆阿翔从来没见过的车，真的来接他。
那一刻，阿翔觉得海生是他一辈子的恩人。
海生很高兴，给小弟们介绍，领着阿翔洗了澡，吃了饭，还给了阿翔5000块现金。阿翔木木地接过厚厚一摞钞票，靠着上面的数字才认出是“钱”——现在的钱和他进来时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阿翔曾对海生讲了很多自己的过往，尤其是在兵工厂上班的经历，那是阿翔最引以为傲的时光。
海生出狱后也和自己哥哥讲起过这一段，这次去接阿翔，就是想让他替他们两兄弟做事，而且这件事只有他阿翔一人能做——造枪。
彼时阿翔正把饭往嘴里送，听海生说出“造枪”两个字时，吓得直接撂了筷子，再没多吃一口。
造枪是重罪，这回再被警察弄住，他余生就得死在监狱里了。
他以为海生只是安排他这个老头打打杂，干干脏活累活，没想到是看上了他这要人命的“手艺”。他吞吞吐吐地说：“不是说好不做赖事？咋让我……我干不了。”
海生突然上前架住阿翔的膀子，“又不是让你打枪，你在兵工厂造也是造，那时候就不觉得是赖事？你放心，出不来事的。”
“我只懂点原理，没造过啊，怕给你们弄不成……要不让我烧锅炉、干卫生，哪怕是卖力气的活，我都能干！”阿翔紧张得手心都出了汗，像在给自己的后半生“争取”一个从善的机会。
海生给阿翔添上酒，“你这是怕啥了，我你还不信！凭着咱俩的交情，我才给你想了这么个路子保着你……”海生把酒盅里的酒一饮而尽。
看着把手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海生，阿翔一下想起海生入监那天——
因为没有新的铁皮柜，他把自己的被服拿出来一些给海生腾出来一半。海生从上衣兜里掏出一盒黄金叶，递给阿翔一支，“我叫海生。老哥，给你抽根烟，我住你上铺了，以后有啥事，还得你多招呼着点。”
阿翔服刑这十多年，第一次抽超过5块钱的烟，那一支黄金叶，他分了三次才抽完。
阿翔让海生坐在他的铺上，海生挪了挪屁股，“这么硬。”
阿翔憨憨笑了两声，“我是腰不好，得睡硬板床，就把褥垫子撤了，你要嫌你的床硬，我把我的给你垫上，我没咋用过，不脏。”说完就跪在水泥地上从床底下取褥垫子，“这个你先铺上，我帮你把被子也一块套上......”
好像就是从那天开始，两个监狱里的大学生开始了多年的“惺惺相惜”。
海生的到来给他的监狱生活带来了光，他一直觉得海生是真正懂他，理解他的人。如今出了狱，海生真的如约来接他，他几乎认定海生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接纳自己的人。
但此时，海生递过来的那杯酒，在阿翔的眼里就像伸过来的一把刀。
那个曾经给了他希望的年轻人，现在横在他和新生活之间，成了引他上绝路的人。
阿翔也端起酒盅干了一口，灌下去的酒像火柱一样烧心，辣得他只想流眼泪。
海生带着阿翔到了县城的一个小钢厂，这家钢厂海生兄弟俩有股份，就让阿翔在这里住下，用钢厂的设备“造手枪”，每个月给阿翔5000块工资。
我问阿翔，钢厂的生活还满意吗？会不会想起自己的老婆孩子？阿翔头一歪，“这还不满意？不能人心没尽，有个像样的住处就不错了。”
说起老婆孩子，阿翔并没有表现出多么难过，“说实话，这么些年头了，他们长的模样我脑袋花得都记不清了。我年轻的时候爱吃个杂拌菜，我媳妇经常给我做。在小平房里我自己也做，但不知道为啥，总是调不出她给我做的那个灵味道......”
前后院连接处的土路上，只有阿翔一个人的脚印。
阿翔住在厂子后院一个废弃小平房里，平时基本上不和厂子里的工人说话。工人们可能也被交代过，从不多问阿翔的事情，见了面只是叫上一声“老师傅”。
海生交代他最好不要出门，待在厂里最安全，附近的部门他都打点过，一般不会过来找麻烦。
出了前院的大门走上半里地，有卖菜的摊摊，阿翔可以自己去买，用小平房里的土灶生火做饭。但海生嘱咐他，不要和别人闲聊。海生还给阿翔留下一部小灵通，里面存了他的电话。阿翔从来没有见过手机，摆弄了好半天才学会。
小钢厂里的工具和兵工厂的比起来太糙，又不规矩，阿翔一上手就遇到了技术问题：枪管的粗细。
做细了容易炸膛，做粗了又失了精度，而且因为高炉温度达不到标准，小工厂里炼不出造枪必需的精钢，枪管一遇热就变形得厉害。
单单一截枪管，阿翔反复粹炼就花掉了十来天时间，马马虎虎对上了粗细要求，仍需要拿细砂纸不断打磨。
这期间，海生打电话问进度，说阿翔“磨洋工”。阿翔解释说，“别打不了枪，把自己手给伤了。”海生就撂下一句，“刀子是用来杀人的，枪是用来唬人的，这道理你还不懂？”
但阿翔在造枪过程中确实藏着私心。
除了枪管，土枪的其他部件他都没有直接造，而是先打模具。因为造的是钢珠枪没有弹夹，秃撞针、枪把、扳机、火药匣、枪栓、填弹塞等其他十几种零件的模具都打出来，怎么也得几个月时间。
阿翔想着多花点时间把模具做完，打出来第一把枪他就收手不干，以后别人再造直接用现成的工具就行，不会再找上他。
他的人生再也没有一点容错率了，答应海生造枪就当是最后一次“报恩”吧。
阿翔在海生的钢厂里鼓捣了两个多月，模具还没造好，先发生了意外。
有次阿翔在炉子前炼钢，火红火红的钢水突然从炉子里飞溅出来，冲着他的眼睛过去。阿翔来不及躲闪，用眼睫毛一下拦住了钢水，1000多度高温的钢水瞬间把睫毛和眼皮都烫化了，阿翔的眼前突然一片黑红——
脑海中一瞬闪过自己杀害康老头的画面。那是自己上次酿成大错。
他还记得那把刀是剃排骨用的，又快又锋利。是父母在阿翔结婚时送给小两口的。
当时，阿翔本来打算进了康老头家，直接一刀把这个搞得自己家破人亡的老头攮死。结果一进门，康老头扑通一声给阿翔跪下了，像捣蒜一样不停给他磕头，一直哭着给他承认错误，用手狠狠地扇自己耳光。阿翔听不清楚他嘴里念叨什么。
康老头是人武部的人，年轻的时候也是军人转业，个子很大，平时阿翔在院子里也经常见到他，穿着一双黄胶鞋，走起路来挺着肚子。
阿翔没见过康老头这个样子，一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心里头又揪得生疼，想起自己的双胞胎，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杀心也没有了，一屁股坐在康老头面前，一起哭起来。
阿翔知道，就算自己饶过康老头，这事他也指定跑不了。
康老头一直在磨叨，他并不知道阿翔的妻子自杀，也可能觉得阿翔情绪稍稍平稳了一些，说了一句，“你们两口子还年轻，条件也好，以后可以再要上两个孩子……”
就是这句话，给康老头招来了杀身之祸。
阿翔的情绪一下子上来，一把把康老头按倒在地上。康老头以为阿翔只是要打他，也就没招架，谁知道阿翔突然从裤带中间抽出刀子，照着康老头的肚子猛地扎了一刀。
阿翔后来讲起这段时说，他记得很清楚，第一刀捅得特别深，刀柄都贴住了康老头的衣服。
阿翔死死掐着他的脖子按在地下，康老头两只手想推开，力气已经不够了。阿翔想把刀子从他的头顶上扎进去，结果头骨太硬，他扎不进去，只是把头皮划开了。
阿翔感觉到康老头喉咙在动，可能是疼得想叫出来吧，却因为被卡着脖子发不出声。阿翔没了耐心，挥起刀，一刀扎进了康老头的脖子，血呲了一手。
而这次的钢厂意外像是一个“警告”——自己正再一次踩在酿成大错的边缘。
这次是丢了一只眼，下次呢？
有天晚上，阿翔刚睡下就听见屋外有响动，他拖拉着布鞋出了平房，见两个年轻工人正扒着钢炉间的通风口往里看。
“你们是作甚的？”阿翔压低声音喊了一句。
一个工人回头看了他一眼，感觉像是喝了酒，话也说不利索，“你，你是作甚的了？不干好事！”阿翔不敢上前，“你们才不干好事，离远些你们，瞎看啥？我可给海生打电话去了。”
两个工人一听海生的名字，冲着阿翔放了一句狠话，“老东西，你要是敢给海生打电话告状，我就给110打电话抓你！”说完两人转身就跑。
阿翔一晚上都没睡着觉，他心虚，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眼睛受伤后，阿翔没有去医院，自己找了牙膏把左眼彻底涂满，他不想给海生添麻烦，想着只告诉他自己病了，请几天假。
阿翔拿起小灵通，拨了海生的电话，却没有打通。
休息了半个月，阿翔的眼睛才再次睁开，两只眼睛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被烫伤的左眼眼球成了灰色，视力也弱得厉害。阿翔想从前院库房里拿上几幅护目眼镜，抓紧把模具打好，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他连续打了几天海生的电话，都联系不上。本来就提心吊胆的阿翔，现在心里更不踏实了。
他像是被遗忘了，一直在后院住着，除了有时去买买菜，基本上见不到什么人。
直到有一次赶上工休，院子里有很多工人，阿翔从他们的对话中听到：海生两兄弟犯了大事，保不住，已经跑路了。
阿翔的心里一瞬有一丝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解脱。他没再拿护目镜，收拾好了行囊，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钢厂。
阿翔告诉我，虽然没了稳定的居所和收入，但他打心底里再也不想做一件错事了，他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如果有机会，哪怕再困难，我只想要普普通通的生活。”
只是他没想到，就在以为自己夺回了生活主动权的时候，有个“鬼影”已经摆脱不了了——吸毒。他已经上瘾了。
之前海生偶尔会来厂子里看望他，海生知道阿翔腰椎有问题，需要长期服止疼药，所以每次过来都会给阿翔带上几盒药。
有一次，海生给了阿翔一包粉末，告诉他这个能止疼，让他拿锡纸烫着吸，告诉他，“比市场上卖的止疼药更‘有劲’。”
阿翔后来才知道，那一小包白中带着黄的粉末就是毒品，土制海洛因。
阿翔在太原每个月只有900块钱工资，如果他只是个普通的老头，一份管吃管住的简单工作可以负荷，可现在他要吸食毒品用来解瘾和止疼，900块钱，不够他花一个星期。
阿翔用海生给他的钱买了一辆三轮车，在小区门口搭了个棚子修自行车和小家电。用自己的一只半眼睛，有时还帮小区住户开开锁。即便如此，依然经常没钱，抽不上。
阿翔认识了很多跟前的小贩，有卖鸡蛋灌饼的、卖熟肉的，他再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自己的经历。大家眼里，阿翔只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头，老实巴交、谦和稳重。
阿翔仿佛看到了他这辈子的尽头，他的生活也有了一种异样的“安稳”和“规律”：复吸、强戒、再复吸、再强戒，来我们所的时候，已经是第三次强戒了。
阿翔认命了。
“你打算在这里养老吗？”阿翔讲完他的故事，我问了一句。
阿翔吸了吸鼻子，“以前想的多，啥都想明白了，其实根本没用，顺其自然吧。”
我和阿翔谈话不下五次，总觉得奇怪，他在讲起自己孩子死的时候，情绪的波动远远没有他讲起杀康老头的时候那么激烈。
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了，问他，“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从什么时候改变的？”
“杀人。我家两个娃死，我媳妇自杀，都不是我的错。”
我脱口而出一句“自私”，但说完我就后悔了。
阿翔这一辈子，我这个年纪尚轻小伙子怎么能感同身受？而阿翔也当作没听见，可能是腰疼，两只手叉在腰两边，上下搓揉着，很用力。
我最后一次和阿翔聊天时，问了他一个很残忍的问题，“是不是你觉得你孩子死了，如果不杀康老头报仇，自己就不是个男人？”
阿翔抬起光光的额头，很诧异地看着我，想笑却没有笑出来，也没有回答我。
阿翔在太原找的是一份看大门的工作。说起这个时，他嘲笑过自己，“毁掉我人生的康老头就是给人武部看门的，是我这一生最痛恨的人，而二十年后，我竟然也成了一个看门房的。”
阿翔觉得他保安的制服和我身上穿的警服很像，我问他像在哪里，阿翔沉默了几秒钟，收起笑容，“穿上这身皮，就得保证不能出事。”
他盘腿坐在洋灰地上，两个指头夹住棋子，对着我比划了一下，“队长，你再不垫马，我可就一步把你将死了哈！”他的手边码着一摞吃掉我的棋子。
阿翔还是喜欢下象棋，队里戒毒学员稍微懂点的都喜欢和他杀两盘，虽然每次都是被杀得片甲不留。
毫不留情吃掉我垫的马后，紧接着又是一招将军，“队长，这下将死了，其实之前你不丢炮，还能……”阿翔在棋盘上比划着给我复盘，一只灰白浑浊的眼睛偶尔转转。
我突然明白了，阿翔这辈子的很多时刻就像在下象棋，被将军了，必须要垫上马。
阿翔的故事，高一丈常常和我聊起，但我俩都很默契地不对他的一生做任何评述。
太过沉重的人生，掂量之前，我总觉得还搞不清楚自己的斤两。
我忍不住反复读这样的故事，就像我总是时不时重读《许三观卖血记》《活着》《骆驼祥子》一样，去看活在不同时代与环境下的人的命运。
我总觉得，在与不可扭转的命运抗争中，人的尊严才真正突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