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戒毒往事》，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那是2018年11月30日，同事把一个男人带进了我们强戒所的生产队。他把《调令》往值班台上一扔，哈了两口白气，“老头没啥戒断反应，调你们大队，多搞搞生产。”
“老头”叫老广，45岁，进强戒所才两天。
同事临走前塞给我一个小药杯，嘱咐：“要是老广有了‘生理脱毒’反应，就给他吃上一颗去痛片。”
戒毒学员进强戒所的第一步就是“生理脱毒”，也就是“干戒”，但他们都把这个过程叫“虫食骨”。就像骨头根里有虫在啃，即便抓破皮肉也没有一丝一毫的作用。
我们想让他们记住这种生不如死的痛苦，多少能对复吸产生一定的畏惧。除非发现有人实在扛不住，才会给一颗止疼片缓缓——就装在同事塞给我的那个小药杯里。
那时，个头一米六的老广正站在同事身后。大冬天的，他上身穿短袖，下身套一条不太合身的秋裤。
老广端着盛满洗漱用具的塑料脸盆，站得笔直，竟眯着眼睛冲我笑，“警官，我没啥瘾，不抽也没觉得多难受。稍微有点疼吧，有点像，像痛风——不过我能干重活！”
老广长着一张倒三角的脸，眼睛又短又小，说着，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神情。
即便是这样，我还是取出止疼片给老广。他拒绝了。
都进入“虫食骨”阶段了，还不怕疼？我对这个人开始有些好奇。
我叫人给老广拿了一套保暖衣。他睁大眼睛，用力朝我点头表示感谢。问他上次吸毒是什么时候，老广愣了一下，说是4天前，土制海洛因。
当老广转身离开的时候，我“哎”了一声，“以后不要叫我警官，叫我队长。”
在强戒所，我们戒毒警察是“教官”，戒毒者是“学员”，负责生产队的教官是“队长”。
老广立刻点头，“是是是，队长，叫‘警官’是我在监狱服刑时候养下的习惯，真是那个……不好意思！”
戒毒人员有刑事案底并不稀奇。
吸毒成本极高，一个月下来，两三万都不一定打得住。一些人会选择犯罪，来钱快，都说“吸毒盗窃不分家”。
我翻开老广的档案，上面记录着他被判刑15年，而罪名竟然是——“拐卖妇女”？
看上去老实的老广，以前竟然干过这么缺德的事情。
按规定，强戒所的民警要和新下队学员谈话，当天下午，我就找来老广。
还没等我说什么，老广就自觉地蹲在值班台的侧面，手扶膝盖。一看就是在监狱里待过的。他脖子使劲往前伸，像是生怕听不清我说话。
我照例问了他病史、戒期等常规问题，最后，我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就问他：“老广，说说你拐卖妇女的事吧！”
“唉”，老广叹了一口气，把脖子缩了回去，“警官，这不是啥光彩的事。”
老广说，拐卖妇女在那时是种风气，2000年左右，农村打光棍的人不少。人贩子团伙从云贵川的大山里拐骗女人，再卖到晋西北的农村和只有黄河之隔的陕西榆林。
一般是打着“缝纫厂招工”的旗号去骗。人贩子说的报酬，高得惊掉山里人的下巴。女人要是答应了，人贩子还要像模像样地加一句：“不好好干，可别怪把你开除了，再送回来！”
还有更恶劣的。在山里碰上落单的“成色”不错的女人，就一棍子从头上闷下去。扔进车里就开走了。
老广说，当时这种犯罪那么猖獗，是因为有很多这方面的需求，当时信息又相对闭塞，公安打拐的技术手段有限，有可乘之机。
“走这条邪路，都是为了钱。”老广沉默了一小会儿，“这不是人干出来的事，我怕遭报应，一辈子没娶没生。打光棍，牵连不住别人。”
“我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哈。”老广收起下牙，沉着脸，“我当时也是被逼的，这个主意，其实是我弟弟出的……”
强戒所生产车间，4米高的大铁门“轰隆”一声关上了。冬天，里面又阴又冷，我缩着脖子，老广蹲在地上，眉毛尖都在冒汗。
“警官，我能不能换一条腿蹲？”见我点头，老广把左腿放下，抬起右腿。他两手依旧搭在膝盖上，脚腕子不自觉地颤抖着。
“我弟出门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老广说：“反正咱兄弟什么也没有，就算到最后还是什么也没有。没吃啥亏。”这句话，后来几乎成了老广的生存哲学。
他刚说完，车间里就组织学员们上厕所。老广没言语，只朝那边伸出一根指头。我同意了，他立马起身，一头就扎进了排队的学员中去。
老广适应环境的速度也太快了。
强戒所和外面就像是两个世界。在这里，学员只能做两件事：“高度统一”、“极度服从”。
统一五点半起床、统一刮胡子、统一剪指甲、统一喝水……甚至，统一排泄。到了时间，几十上百人同时挤进厕所，五分钟之内必须回工位。
很多新学员不适应上厕所被别人看，两三周也无法正常排便，憋得发高烧；还经常有新人尿不出来，在工位上尿裤子。
说实话，我已经在生产车间的值班台后面坐了几年了，到现在都不能完全适应弥漫在周围的胶皮味道。车间是长条形的大屋子，头顶上挂着密密麻麻的灯管，发出刺眼的白光。
劳动工具碰撞摩擦发出杂乱刺耳的声音，刚上班的时候，我在里面待一天再出来，都会耳鸣。
可老广却没什么障碍，他服从一切安排，到什么时间就干什么事，看上去连个适应期都没有，轻松快速地融入了强戒所的节奏。
强戒所里的“服从”，更是从“头”开始。
一次我给新学员剃头，没注意，电推子把他的头皮撕了个口子。出血了，学员也只敢低头咬牙强忍着。因为“管教永远是对的。”
面对这样的高压，老广好像也没有什么不适，虽然他一口一个“警官”还是改不了口，但对所有规矩门儿清，进退自如。
看老广还在排队上厕所，我起身走到车间门口，点了支烟，递给我师傅。
“刚和那个老头聊了？感觉人咋样？”师傅问。
我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本以为师傅会说拐卖妇女的事，结果他只对老广说自己能干重活感兴趣。“那就让他试试吧。”
“还有，这种人的话，听十句信一句就行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师傅跟我挑了挑眉毛。
强戒所里的老管教，曾经总结了一句话——戒毒学员三件“宝”：撇侃（吹牛）、装病、娃娃吃不饱。
经过长期的斗智斗勇，老管教也总结了戒毒民警三把“剑”：下线、化验、吸毒败家是自己犯贱。
说能干那就下生产线劳动；病了也行，马上带去就诊；吸毒还想博同情？不可能。
老广的语气神态并不像撇侃卖惨。可要说他是真的被迫，“档案上写着他因为拐卖妇女判刑15年，这又骗不了人。”
这几乎是拐卖妇女团伙首要分子的量刑了。
师傅把烟头砸在地上，扭头走进车间，“你咋这么肤浅？档案上那两行字能说明啥？”
我没再吭声，如果老广骗我，那句“我能干重活”，肯定会是他特大的败笔。
我决定考验老广，安排他干最辛苦的活儿——拉线圈。
拉线圈要把铜线缠在磁铁环上，缠48圈才算完成一个。20多岁的学员每天的任务量是250个左右，老广年纪稍大，给他定的是每天做150个。
不少学员为了逃避这个活儿，宁可接受不抽烟或者扣分的处罚。还有人会用几盒烟或者一包猪头肉，和速度快的人交换成品，把完不成的任务量凑齐。
到了月底，老广说的话，见了分晓。
他的日均产量是270个，比20多岁的小伙子们强。我有点得意，特地跑去告诉师傅，师傅却怀疑老广偷了别人的成品。
我们叫老广，他撸着袖子急匆匆地跑来，“警官，这真是我自己干出来的，你们不信，可以查监控！”看他着急又不知道怎么表达的样子，我心里信了。
老广临走的时候，提了个请求：“警官，要是有老花镜，我能出300多！”
我找出四五副老花镜让他挑，他放着好的不拿，伸手拿了一副断腿的。“太谢谢警官了，我拿胶布粘粘，有个戴的就行。”
第二个月，戴上老花镜的老广，日均产量达到了330个。
我观察了一段时间。
老广说他母亲去世早，他17岁那年，父亲害了一种血液病也没救。他和小6岁的弟弟搬去了大伯家。
那时候，镇里有个铁厂，老广先进厂做了小工。他弟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就留在村里。
虽说是一个妈生的，但兄弟俩的性格从小就不同。老广内向、老实，甚至有点懦弱。而弟弟活泛、好斗，还喜欢耍小聪明。
“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给我弟‘擦屁股’了。”老广说。
那时农村赌博成风，老广的弟弟总蠕着瘦麻的身子往人群里挤。“小孩学得快，没看几回就学了这赖本事。看见毛票子，手痒痒。”
为了弄钱去玩，弟弟偷邻居家的种羊，卖了80块。邻居扬言要剁烂他，把他吓得躲进县城。老广只好扯下脸皮向工友借了200块钱，才把事情了结。
一周后，弟弟回来数落老广：“这钱就不用给！我不信他有这个胆子敢劈我！”老广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等到了年纪，老广的弟弟也进了铁厂。不久，他就迷上了赌博“炸金花”。
那时候，小工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200块。刚开始，弟弟三块、五块往下扔，没几天手脚放开，100块也敢往下甩，钱输光了就借高利贷，一直输到没人愿意再借钱。
赌桌上，每个人只能借那么些钱。弟弟拽上老广就往桌上凑。
老广说，开始他扔下钱就准备走，可弟弟揽住他的胳膊就是不放，“钱已经输出去咧，你不想法子往回讨本，你叫我咋还？”他像小孩对父母撒娇一样，依赖又放肆。
弟弟鬼迷三道地说自己有稳赢的诀窍，加上周围的人起哄，老广动摇了。“我心里告诉自己，本钱回来以后，立马就走人！”
老广一咬牙，坐上了赌桌。就是这个帮弟弟解围的决定，使他的命运轨迹偏离了。
为了快点回本，老广借高利贷，加大了筹码。在弟弟的指挥下，他一开始赢了几把。但至今，他都记得自己手里最后的那把牌。
“我拿到了一张顶大的牌，身后的人都发出‘吓’的声音。”他弟激动得拍大腿，让老广把钱全押进去。
老广手里捏着牌，看了看大家的反应，心里有了点底。
“这回算赶上了好运气，这把回了本，说啥也得走。”他把所有钱都甩进桌中央。
一开牌，老广被对方更大的牌吃了。
债主走过来一算。老广家的老院子能抵个6000块钱，除此之外，兄弟俩还欠了两万多高利贷。
老院子是父亲留给兄弟俩做婚房用的。说到这儿，老广冲我憨憨地笑，鼻子往上皱，“警官，你知道我是啥感觉？那时候，我站不起来了，感觉前面的桌子自己往后退。”
我明白，老广把他未来生活的盼头给输了。
没过几天，讨债的去大伯的单位门口闹事。“真是给姓广的一家败兴了！”大伯那时候刚当上干部，气得不让兄弟俩再踏进家门。
走投无路时，一个工友跟他弟弟说：“给你介绍一个做买卖的老板，只要肯干，用不了多久就能还债。”
“买卖”就是拐卖妇女。这种活儿，弟弟只考虑了一个晚上就答应了。他跟对方约好时间，临走前象征性地“通知”了老广。
老广从始至终都知道，这是丧尽天良的事。
他拽住弟弟，弟弟死命挣脱，“险些把我的手‘落折’了。”老广大喊：“你咋能再去害别人？这事让公安抓住，可是要让枪崩呀！你个王八，咋听不懂人劝！”
弟弟也急眼了，他掐住老广的脖子骂，“怂货，你这辈子打定是翻不了身！到时候让催债的整死，别怨我不给你往坟里埋！”
讲到这里，老广蹲在地上，用指关节在眼上转着圈地揉，鼻头发红，声音开始哽咽。
三天后，弟弟去见那个老板。
“他脑袋一热，啥事情都做得出来。”老广不放心，跟着弟弟去了。
老广说，那个老板和他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30岁出头，戴圆眼镜，衬衣外面套鸡心领毛衣。“就像个有文化的大学生。”
弟弟说赚钱是要还赌债，老板笑了，“技术活你们干不了，就去招待所看人，一天50块钱工资，两礼拜结一回。”在2000年，这是相当不错的收入了。
老板开桑塔纳把两个人拉到“招待所”，其实就是山沟里的几眼土胚房，跟前全是荒地。房不大，窗户上严密地贴着蛇皮布，门用铰链锁着。
在门口，老广闻到了一股骚臭味。木门打开，涌出来的味道“像是死了人。”
室内没有灯，老广隐约看到有3个女人坐在炕上，嘀嘀咕咕说着他听不懂的方言。老板抬腿往里走，3个女人吓得往墙根缩身子。
“那个画面，现在有时候还能梦见。”老广说。
老板交代了具体的“看货”细节。说完，他顿了顿，“这可是黄花闺女，要卖好价钱，千万不能糟蹋了。”他盯住弟弟说：“特别是你！”
晚上，老广心里很乱，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想：两人一天100，外债还清了，绝对不再干。
第二天天没大亮，老广就听见外面有人喊叫，他叫醒弟弟，跑出去看。
只见关女人的小房门开着，老板和两个助手在里面。老板掐着一个女人，又踢又打，“咋了？想跑？我在的时候都敢跑，是不是嫌自己命长了!”
看兄弟俩进来，老板掏出一把刀，“来，小的，你去把那个女的脚面上的皮剥下来，看她以后再跑！”
炕上的两个女人，立刻吓哭了。老广和弟弟愣住了，谁也没动弹，老板抬起手，使劲打在弟弟的后脑勺上，“快球些！”
老广说他弟“嗯”了一声，握刀的手控制不住地抖。那女人被老板打倒在地上动不了。弟弟一手把紧女人的脚腕，一刀划下去，女人大叫一声，脚猛地一缩，弟弟吓了一跳，脱开手，一屁股蹲在地上。
“傻货，割太深了！”老板夺过弟弟手里的刀，坐在女人腿上，熟练地在脚面上旋下一块皮。“不影响卖个好价钱，该多少还是多少。”
老广想把弟弟拉到院里透气，却怎么也拽不起来。
看了半年多女人，等不及把钱全攒够，老广就到老板跟前说想走。然而他被老板一把揪住，“不干也行，你俩轻易走不了。”
老广没有掩饰，他说自己当时除了害怕，心里也有矛盾，“那钱来得太快，（当时想）如果不干，之后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
赚这种钱就像吸毒。
弟弟已经不想走了，半年里，他的变化让老广越来越害怕。
刚开始，老板安排弟弟每天给女人们倒粪桶，过了半个多月，弟弟就让老广去，“你我就得轮着来！”
起初他还会顾及老广的感受，不太耍混。后来他干脆当着老广的面，动不动就打骂那些女人。老广说：“当时只觉得他是学老板管理女人，必须要强硬，残暴。”
老板第二次剥脚皮的时候，老广没进去。他不想看，也不想听，就到院外剁柴火了。弟弟进去了，还走在老板的前头。
没一会儿，弟弟出来，手里拎着一块皮肤。
老广恶心得想呕。
无法从人贩子的生意里脱身，老广开始消极逃避。他去镇上采购，断断续续找人买点土毒品，“面面”。有时睡不着，就抽上几口。
“抽上面面，睡着不会做梦。”老广说他的梦千奇百怪的，好像总能闻到一股关人的土胚房的怪味。
我没见过老广在外面心神不宁的样子。在强戒所里，他倒是个能吃能睡能干活的汉子，我前后管过上千名戒毒学员，老广肯定属于“战斗力”最强的那一档。
每次车间来了原料，一捆铜线70斤，年轻学员们一手拽着线轴，一手拖着底座，一步一步地往库房挪。
老广总是先深吸一口气，绷住脸，低头搓出双下巴，一手拎一个，在库房和货车之间来回穿梭，两只脚还倒腾得飞快。
我看着觉得搞笑，“老广，你别这么卖力，把那几个年轻人的风头都抢光了!”
老广怕泄了劲，没说话。等放下铜线，他赶忙跑到我面前，笑呵呵地说：“警官，这算啥！铜线轴起码有个把手。之前我在监狱搬石头，两趟下来，手掌上划得都是口子，血涧涧地往出渗。”
我表面上故作镇静，内心却受了震撼。对老广在狱中的经历，我之前有所耳闻。
老广同宿舍的学员告诉我，老广刚服刑的时候，遇到了一次视察。领导们参观劳动现场，老广正好经过，被问了几句话。结果反馈回来说：“某某监狱的服刑人员不懂礼貌，被问话的时候不称‘警官’，说明管教工作细节做得不好。”
老广被叫了出去。大冬天的，室外，一个皮手套甩下去，老广的耳膜穿孔了。
他太害怕了，不敢报告，硬忍着。从此之后，他想听清楚别人说话，就得伸长脖子。
后来，老广只要见到穿警服的就叫“警官”。即便来到强戒所，别的学员都叫我们“队长”，他十多年养成的习惯，还是改不过来。
我有时候就想，要是没有拐卖妇女的罪行，老广这么吃苦耐劳的人，在社会上干点什么不成？
换了别的学员，我会觉得哪怕无法阻止他们复吸，至少在强戒所里关满两年，也能让他们少祸害一阵子老百姓。但是老广的表现非常优秀，我决定给他考核分数奖励。
老广竟然对我摆摆手，拒绝了。
“怎么？老广，不想早点回去？”
老广憨笑了一声，没回答我。
我把这怪事告诉了师傅，师傅什么样的学员没见过，他也觉得纳闷，“这老汉，吸毒把脑子吸坏了？”
这是老广第一次进强戒所，只要考核分足够，他最多可以减戒期6个月。这是多少学员梦寐以求，争破了头的事。
我观察过老广其他的反常行为。刚入所的时候，他分到的校服比较破烂。大部分学员对这些都是无所谓的态度，凑合就穿上了，老广却在休息日把校服洗干净，出去找管教领针线修补衣服。
当时他还没有老花镜，穿针引线就花了10分钟，我看不下去了，找来组长帮他弄好。然后看着老广认认真真地把破衣服收拾得体面了许多。
他挺在意自己在强戒所里的一方小天地，把内务做到了全队最好。他不止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舒适，还帮宿舍里的其他学员收拾。每次领导来检查内务卫生，都是老广帮大家叠军被。
因为叠的太好了，有些学员都不舍得打开被子。
老广属于“三无人员”，没有家人给零花钱。但是他靠着在强戒所里的好人缘，平时抽的烟，还有改善伙食的方便面，都是大家主动请他吃的。
强戒所里有老广这样的人是好事。但我觉得他太反常了。哪怕他在监狱里生活了很久，适应了被别人强制安排的生活，也不至于不想离开吧。
虽然我觉得老广不爱离开强戒所，但是2019年年初，他不得不暂时回归社会，久违地体验了一点点正常生活。
春节一过，负责生产的同事在大队会议上说：“最近老广的产量在直线下降，不过仍远高于定下的任务。”
大家猜想，可能是老广的状态不好。
又过了一个月，老广的日均产量掉到了任务线以下。我觉得这可能不是状态的问题，决定找他聊聊。
老广不再像之前那样积极自信了。他愁眉苦脸，耷拉着脑袋，塌着腰，慢悠悠地朝我走过来。
一开始，他憋着什么都不说，看我快失去耐心了，才吞吞吐吐地开口，“警官，我搬料的时候腰闪了一下。这都快两个多月了不见好，我也不想给队里添麻烦……”
我立刻带他去了医务所。大夫摸了摸老广腰后的大肿块，低声说：“要不外诊一下吧，拍个片子看看？”
第二天，我和两个民警带老广走出了强戒所。
老广坐在警车后排中间，戴着手铐脚镣。一路上，我们3个警察谈笑风生，老广把头埋得很低，像是在害怕什么。他始终没有抬头看看外面的世界。
怕我们骂他？还是他出狱之后在外面经历了什么？我有点不明白。
片子出来了，三甲医院的大夫坚定地告诉我，“腰椎压缩性骨折，建议住院手术。”
他受了这么重的伤，竟然一直强忍着，还在做最重的活儿。
老广得知消息，立即激动起来，“警官，我坚决不做手术！我们那边的郎中说做手术伤元气，一辈子缓不过来！我养一养就行！”
听他的倒还省事了，强戒所人力紧张，得抽人来陪护。不过，我希望老广能治好。
“老汉，你别不识好歹！行，你不想做，现在联系家里，我们给你办所外就医。病你自己掏钱看，队里不养闲人。”我故意激他。
老广沉默了，这是我第一次见他认真思考，“警官，那就做吧。”这个只知道闷头受苦的愣货，终于松口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就睡在他隔壁床，成了他的特殊陪护。
老广的一只脚腕上，铐着电子脚镣，只要离开我15米远，布控仪就会立即报警；如果离开我50米，电子脚镣会自动锁紧，让老广失去行动能力。
我曾告诉过老广，这套设备值10万块。戴上的时候，他从病床上坐起，小心翼翼地摸了摸，抬头问我：“警官，这就是那，那什么现代化的东西？”
老广要输液到凌晨，和我一起陪护的实习生拍着胸脯说：“高队，我习惯晚睡，晚上拔液体我来，你早点睡就行。”
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值班大夫说，昨晚是老广自己叫的护士。
凌晨，实习生已经睡着了。老广输完液，不敢按床头的呼叫器，怕吵醒我们，就自己走到病房门口。他不敢走得太远，怕布控仪发出警报，又不敢大声叫护士，只好一直等，直到查房护士经过，才拔掉了针头。
大夫说，拔针的时候，老广的血都回流了不少。我扭头看实习生，他在假装玩手机，躲避我的眼神。
我拿出手机订外卖，丸子汤和烙饼。端了一份放到老广的床头柜上。老广看我走过去，一个激灵从床上坐起来，双手伸得老长，用说唱一般的语速念：“警官，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丸子汤很烫，他却大口大口地喝，“警官，这可是个稀罕东西，我没吃过这么香的东西！”
我把空餐盒放在床头柜上，老广趁我看手机，轻轻地把它取下来，用手指捏里面的葱花碎屑，一点点地往嘴里送。
我假装没看到，悄悄瞟了一眼他手背上输液回血留下的一大片乌青。
病房里无聊，我又想起老广拐卖妇女的事，“老广，上次你还没给我讲完哩，你和你弟弟后来咋回事？”
老广把被子卷成一团，垫在后腰。他说，他们在“招待所”大概干了两年多。一次老板去云南拐人，很久都没回来，四处打听才知道，老板已经被公安通缉了。
他们赶紧收拾行李，打开小房的铰链，又往窗台上放了300块钱。算是给女人们的路费。
老广感叹：这是兄弟俩唯一没啥分歧的事。
兄弟俩躲到老家的县城，老广想赶紧把债还干净，把院子赎回来。可他弟死活不同意，“这钱是老子拿命换出来的。”
赌债像一座山，压得老广喘不过气。弟弟想买好烟抽，老广说还没还清债，弟弟骂：“你凭什么管我的事？欠的钱你还你的，我操心我的。”
老广找到以前的工友，才知道债主在他们出去后不久，因为开赌场被抓，还判了重刑。没了债主，老广心里头踏实了点，不过他家的老院子，已经连土地一块卖给别人了。
兄弟俩在县城开了一家调料店，过了半年多，风平浪静，他们都渐渐安下心来。虽然挣钱不多，但老广觉得，“这钱只要不糟蹋，生活不存在啥问题。”
结果有一天，老广早上开张，在门底下找见一封信。是老板寄来的。这县城不大，总共就两条街，老广猜，估计是熟人通风报信。
“第一下反应是老板要威胁我俩，无论是图钱，还是图啥。”老广说。
一听老板来信了，弟弟掀开毛巾被，“腾”地从床上坐起来。
老板在信里说，他已经跑到外蒙古了，觉得老广可靠，让他去自己老家的房子里找一个袋子，里面有30多万现金。老板让老广把钱带到内蒙古的满多拉口岸，事情办成给他“跑腿费”，5万。
兄弟俩正想在县城立足，两人一合计，5万再添点自己的钱，可以买两套房了。他们马上借了一辆车，朝信里写的地址出发。
开了一天的车，他们来到黄河边的小村子。平房早荒废了，门上的铁锁也烂了，老广推门进去，被蜘蛛网缠了一脑袋。他在泥灶的灰堆后，找到一个黑色编织布提包。
里面是一捆捆用猴皮筋扎好的百元大钞。票子都是旧的，皱皱巴巴地放在一起。
看到钱，老广的弟弟笑得很大声，他挤开老广，“好家伙！让我拎一下，这分量实在！”
“赶紧走哇，天黑不好上路！”老广催促弟弟。弟弟没吭气，只是点点头，先从黑包里拿出5捆钱，塞进了自己的衣服里。
出了屋子，走到车跟前，弟弟说：“反正天黑下了，要不就在屋里头凑活一夜，明天赶早去内蒙。”
老广看见屋里有个火炕，脏兮兮的，也行。兄弟俩就把钱放进灶火坑里藏了起来。
老广累得要命，胡乱搭了个衣服就睡着了。到了半夜，他一下子疼醒了，还以为自己在做梦。
迷糊之中，他看到一只举着砖头的手……
老广再醒过来，发现自己被装在一个麻袋里。他满脸糊得都是血痂子，脑袋疼，心里更难受，想哭。
“他（弟弟）想要钱，直接往死楔（打）我。”
老广说，以前弟弟有什么事都会跟他商量，最起码也会说一下。直到做了人贩子，弟弟跟鬼上身了一样，想啥干啥，冷血无情。“没想过他能干那种事情，不过，我也不是很难接受。”
弟弟的“狠”与“恶”终于用在了他的身上。老广的含糊、迁就，不但没阻止他，还让自己成了作恶的帮凶。
兄弟情谊，在砖头落下的那一刻，彻底终结。
老广发现自己被弟弟扔在一片野河滩上，他用牙咬开麻袋，走了很久才找到一户人家。
他不知道自己该去哪，接下来该跟随什么人。一直以来，老广和弟弟的相处都是在不断退让，舍弃自己的利益。他丢掉“自我”太久了。
我终于明白了老广为什么那么奇怪。原来他就像个被人抛弃的孩子，早就没人要了。
老广没钱，不敢回县城，最后搭了个老乡的车，到发小家里躲起来。他脑子乱，想抽面面。吸毒的发小告诉他：“面面早不时兴了，现在都抽‘料子’。”
20多天后，老广怕弟弟再来要他的命，他决定去自首。
自首等于把弟弟供了出去。我问老广，当时怎么想的。他说：“警官弄下他，也好。早点逮住，身上败兴的事也少一点。只要他身上不背人命，判不了死刑。”
老广被判15年，在2017年秋天提前出狱。出狱后，他拿着劳动积攒下的1800块钱，回了老家。
在监狱服刑的第一年，狱警转告老广：弟弟畏罪自杀了。
后山，是老广家的坟地。十多年过去了，紧挨着他家的坟旁边，建了很高的高压电塔，地上还墩了一个厚重的水泥架。
转了一圈，老广也没有找到弟弟的坟。
老广寻了一把铁锹，在父母的坟边，给弟弟堆了一个小土包。他没找到弟弟的尸骨，边挖着空坟边哭：“爹，妈，兄弟，牢里的脚链子戴得我好疼。”
以后的日子，老广都在独自辗转于各个工地。他只会卖苦力，靠打零工混口饭。
我认识的那个老广，在强戒所里有难得的好人缘。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老广讨好教官，说了些风凉话给他听。但他总是笑，乐意帮助别人。过了一段时间，就没人说他不好了。
然而刚出狱的时候，老广不是这样的。他很孤僻，曾经有一个多星期，除了吃饭、喘气，就再没张嘴。
他和工友们住在工地的临时帐篷。服刑的习惯还改不过来，老广每天五点半起床，即便是轻手轻脚地叠被子，铁架子床还是会发出响声。工友骂他，嫌他事儿多，他从来不还嘴。
这样的日子，老广过了一年。
然而2018年11月29日，老广因为吸毒，被送进我们强戒所。
想到这里，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这个时间节点，太特殊了。
2018年年底，禁毒部门开展“清零行动”。就是要对有吸毒经历和刑事前科的人，进行大排查，一个都不漏。
那时形势特别紧张，风声也紧。老广怎么会在这个风口浪尖去吸毒？况且，他还没有脱毒反应，说明他的毒瘾并不深……
老广的手术算是微创，麻药劲儿一过，他的情绪又激动起来，“哎呀！不咋疼了哈，麻烦你们了，警官！”
他的病好了，我却沉浸在他的经历中走不出来。
一回队里，师傅递给我一支烟，“怎么？这两天把你累坏了？要不先休息几天，调整调整。”
四天后回单位，我一坐上车间的值班台，就叫老广过来。
老广已经开始上岗劳动了。他把手套一摘，丢在桌子上，一脸憨笑地跑过来，“警官，感谢啊，我差不多已经好了，再过上……”
我抬手打断了他，“老广，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刑满释放了，为啥出来要吸毒？”
老广收住了脸上的笑，低头不想和我对视，“警官，我在号子里蹲了十来年，我只能……”
“我问你为啥要吸毒？”
“警官，吸毒不会害别人，害的是自己。”
“最后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不想出去？”
“是，警官。”
我以为他会考虑一下，结果他想都没想，利索地回答了。
我让他回工位，老广立刻跑了，甩开膀子继续干起活儿。
他真的不一样。别的学员为了早点出强戒所，千方百计地讨好我们，骗我们。可老广想留在强戒所。
老广失去弟弟之后，就没了主心骨，在监狱服刑期间，更轮不到他去思考该怎么做。一切都是安排，服从就好。
正常人就是要不断面临选择，然后做出决定。出狱之后，老广适应不了，外面的自由对老广来说，不是放松，而是折磨。
十几年过去了，老广丧失了最后一点为自己做选择的能力。
他拒绝做一个自由的人。